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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晋永昌元年(公元322年),王敦起兵叛乱,他率军从武昌顺流东下,直扑建康。镇北将军刘隗与尚书令刁协入卫建康,两人向晋元帝进言,认为王导在城内,如果王敦兵至王导必为内应,主张“先诛王导等族众”,以绝后患。但是晋元帝最终没有采纳这一建议。
王导是王敦的堂弟,又任侍中、司空、录尚书事,领中书监,并假节,权力很大,刘隗与刁协的担心不无道理。
王导听说后,每天早上带领全家跪在宫门外请罪。这个认错态度已经很可以了。
这个时候恰逢尚书左仆射周顗入宫,王导低声下气地求他:“伯仁(周顗的字),我全家百余口就靠你了。”但周顗却像没听见一样,径直走了进去,没有理会王导。
周顗没有理会王导是为了避嫌,只有这样他跟晋元帝求情,才有效。否则就是提前接受王导请托,那再求情效果就不大了。
周顗见到晋元帝后,极力申辩王导的忠诚,请求不要株连王氏。晋元帝采纳了他的意见。
周顗好酒,在宫中喝醉后才出来。此时王导还在宫门外跪着,又叫他,周顗不仅不理,还对着左右说了句极其刺耳的话:“今年杀诸贼奴,取金印如斗大系肘。”(意思是今年杀了那些贼奴,就能拿到斗大的金印挂在胳膊上)王导听后,心中充满怨恨。
周顗在入宫前不理王导还可以理解,但出宫后还不理实在令人费解,可能当时他喝醉了,行事就有点非理性了。
倘若此时周顗搭理一下王导,并暗示已经求情,皇帝已经答应,不要惊慌,那王导岂不是要欠他一个大人情。只可惜周顗没这么干。
或许是周顗还在避嫌,当时与他一起出宫的人可能有晋元帝的眼线,他这么干是为了向元帝表明自己跟王导并无私情,为他求情完全出于公心。
周顗回家酒醒后,担心元帝改变主意,又连夜写了一封言辞恳切的奏章,再次替王导求情,甚至愿意以全家性命担保。但这一切,王导都蒙在鼓里,只记住了宫门外周顗的冷漠与“羞辱”。
周顗这一番“良苦用心”全都错付了,他对王导两次冷漠、一次羞辱,全都让王导记在了心里。王导从此时起已经把周顗恨死了。
王敦击败了反抗的朝廷大军,攻入建康后,掌握了生杀大权。
王敦询问王导对周顗、戴渊的处置意见,先问是否该让周顗戴渊位列三公,王导不答;再问是否降级任用,任职尚书令和尚书仆射,王导仍不答;最后王敦说“如果不这样,那就只能杀了他”,王导依旧一言不发。
王导的沉默震耳欲聋,这就等于默许了王敦的杀意,周顗因此被王敦所杀。
在这里就可以看出王导对于王敦叛乱一事有责任,因为在王敦攻破建康后,王导居然安然无恙,毕竟他也是讨伐王敦的前锋大都督。而其他人,刘隗与刁协出逃、周顗和戴渊被杀,王导要是跟王敦没有交易,很难让人信服。
王导又被加为尚书令,掌管政务。他在整理宫中档案时,发现了周顗当初救自己的奏章,言辞恳切,才知道自己完全误会了这位好友。他捧着奏章痛哭,对儿子们说出了那句流传千古的话:“吾虽不杀伯仁,伯仁由我而死。幽冥之中,负此良友!”
周顗为了避嫌救友,反而得罪了好友,最终死于好友之手,看来王导是不值得周顗救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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