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珍档｜读史老张：国立音专的市京路时光

几度辗转漂泊，红砖校舍短暂栖居，镌刻中国近代音乐教育的薪火。

国立音专是中国第一所独立建制的高等音乐学府，于1927年由蔡元培和萧友梅先生创办。原名“国立音乐院”，1929年改称“国立音乐专科学校”。初由蔡元培兼任院长，后由萧友梅任校长。办学期间，曾培养了贺绿汀、冼星海、吕骥、丁善德、周小燕和李焕之等一大批著名音乐家，成为中国音乐教育的重镇。1935年，国立音专新校舍在江湾市京路（今民京路）落成，学校在此度过了短暂的两年时光。

萧友梅

从“漂泊”到“定居”

1927年国立音乐院创办后，其音乐教学非常规范。萧友梅高瞻远瞩，积极引进国外先进的音乐教学体制，并聘请中外音乐家担任该校老师。如钢琴家查哈罗夫原是俄国沙皇的宫廷乐师，萧友梅曾三次登门，以高薪聘他为音专教授。查哈罗夫到任后，培养了不少出色的钢琴家。另外，作曲家黄自留美归国后，也被聘为教授兼教务长。中外著名音乐家的加盟，令国立音专的音乐教学如虎添翼。当年，学校规模虽小，却在远东堪称一流。

据丁善德回忆，他入学选课时，便想到查哈罗夫的班上学习，但考虑到自己钢琴程度浅、查哈罗夫仅招七名学生，便不敢填写申请。没料到，后来公布学生名单时，他的名字竟出现在查哈罗夫班上。这让他喜出望外，又有点莫名其妙。直到第一次上课时，查哈罗夫对他说：“听校长说你钢琴弹得很好，进步很快啊！”他这才知道，原来这是萧友梅校长亲自推荐的。“这是对我多大的鼓励啊！我能不努力用功学习吗？”在查哈罗夫的精心指导下，短短几年内，丁善德便通过了初、中、高三级考试。1934年，他首演了贺绿汀的获奖作品《牧童短笛》和《摇篮曲》，并灌制了唱片，成为中国首位灌制唱片的钢琴家。1935年夏，他以优异成绩顺利毕业。

二十五年后（1960年），丁善德赴波兰担任肖邦国际钢琴比赛评委。评委会主席是苏联钢琴泰斗涅高兹，他看到参赛的中国选手技艺高超，好奇地打探中国钢琴学派的渊源，丁善德便向他介绍了上海国立音专和查哈罗夫，“涅高兹恍然大悟，长叹一口气：‘原来他到中国去了。’”

国立音专建校初，常年租房办学，起初租用陶尔斐斯路（今南昌路）一幢花园洋房，后又租借霞飞路、毕勋路、辣斐德路（今淮海中路、汾阳路、复兴中路）等处，八年里竟搬了七次家，被称为“漂泊的学堂”。1934年，学校在江湾市京路（今民京路）买下16亩土地，建造固定校舍。1935年10月，新校舍落成，国立音专终于在市京路456号（今民京路918号）“定居”了下来。

国立音专市京路校舍建成图

新校舍由清华留美的建筑设计师罗邦杰设计。主教学楼为三层结构，外墙为清水红砖饰面，墙脚粉水泥假石，屋面铺青色瓦片……它巧妙融合了西方古典主义与中国传统元素，为“大上海计划”建筑群中的独特建筑。因经费不足，新校舍只建成了主教学楼、东西侧琴房和女生宿舍。但对于音专来说，这已属宏伟建筑了。

那么，新校舍的内部布局是怎样的呢？1936年8月20日《大公报》上曾刊有署名“木犀”的《国立音专巡礼》一文，介绍了有关情况：“理论作曲组的教室：虽然那们（里）空空的，可是也能看出不少艺术风味；黑板上，用红色的线条制就的五线谱，椅子连上了桌子，摆出一个半月形，很美观的一个样式。挥着汗，上第二层，小巧的一间一间的屋子，从牌上的字我知道：这儿是‘声乐组’‘国乐组’‘个别训练室’。行行重行行，再上一层，箜篌室、播音室；这是胡然君、郎毓秀女士的声音的来源地。我们又踏进右面那一幢去，这里是‘有键乐器组’个别训练室，飘出了琴声，而且还有雄壮的歌声……”

新校舍里人才辈出

新校舍落成后，国立音专当年即录取了新生46名。周小燕、吴乐懿、郎毓秀和陈传熙等，就是在这一年进入新校舍读书的。

国立音乐院成立纪念照

周小燕本来生活在武汉，听说国立音专新校舍落成后扩大招生，母亲董燕梁就带着她和弟弟一同前来报考。就在报考当日，周小燕认识了另一位报考同学吴乐懿。那天考试时，董燕梁等候在新校舍门口，心里忐忑不安。这时，有一位学生家长走过来与她攀谈，两人一见如故。这位家长，就是吴乐懿的母亲。等两个女孩考完后走出考场，两位母亲忙着介绍女儿。周小燕一看，忽然指着她们轻声说：“你们两人长得真像，就像一对姐妹似的。”大家都笑了。

入学以后，周小燕主修钢琴和声乐。有一次，她经过教室走廊，听到一位女高音的歌声从教室里飘荡传出，那歌声高亢圆润、音色饱满，把她给镇住了。她不由得止住脚步，侧耳细听。一打听，唱歌的女生名叫郎毓秀，是著名摄影家郎静山的女儿。郎毓秀唱的是歌剧《托斯卡》的咏叹调，用的是地道的意大利美声唱法。周小燕原是学唱电影插曲的，正是在那一天，激发了她学习美声唱法的愿望。后来，她主攻美声唱法，成为著名的花腔女高音歌唱家。

吴乐懿主修的是钢琴，师从查哈罗夫。她钢琴底子好，6岁起便随母亲学习钢琴，9岁就在上海“纪念舒伯特逝世100周年”国际儿童音乐比赛中获过奖。考入音专后，她受到了查哈罗夫的悉心指导，进步神速。不久即与上海工部局乐队合作，演奏了格里格、肖邦、李斯特、舒曼、柴可夫斯基和贝多芬等的钢琴协奏曲，是当时与工部局乐队合作次数最多的音专学生。毕业以后，她成为著名的钢琴家。

国立音专规划图

国立音专教学严谨、人才辈出，其校规、校纪也很严格。钢琴科学生夏国琼于1929年入学后，成绩出色，颇得查哈罗夫赞许。她经常参加左翼音乐演出，并为电影《风云儿女》配过乐。音专迁到市京路后，夏国琼因经常晚上参加音乐活动，不能按时返校住宿，不久即被学校以违反校规而取消学籍。为此，蔡元培受夏国琼的母亲、传奇女实业家董竹君的请托，于1936年3月6日特别致函萧友梅：“倘其犯规情节尚不重大，可否念其悔改，重予收录，不胜企望。”哪想到，办事认真的萧友梅对老上司说情并未通融，复函称：“敬悉先生垂念夏国琼受敝校取消学籍之处分，嘱为宽容……现在业已通告执行处分，自难收回，违命之处，毋任抱歉，特此直陈，祇祈见谅为幸。”后来，夏国琼赴美留学，成为一名出色的钢琴家。

新校舍的变迁

国立音专迁市京路后，安稳地度过了两年时光。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后，淞沪一带形势紧张，新校舍处在烽火的前沿，面临危局。7月下旬，因黄自离职，萧友梅向正在广州的音乐家陈洪发出邀请，请他来国立音专任教务主任。陈洪不辱使命，随即经香港乘船赴沪，于8月1日到音专报到。然而，当他走进市京路校舍大门时，发现校园里静悄悄的：

我急步走进大门，便看见一座三层主楼，面对着大门，主楼前竖立着一根高高的旗杆，旁边有青翠的松柏，树下一块石碑刻着“蔡元培先生手植”。主楼是办公室和大大小小的教室，右边连着一个演奏厅，厅中有一个矮矮的舞台，结构也颇精致。楼里似乎没有人，我却找到了我的办公室，因为门上已贴上我的名字，只是没有钥匙进不去。我便走出这座楼去找萧先生的寓所，楼外的学生宿舍和琴房等则无暇参观了。

在市京路附近，陈洪找到了萧友梅的寓所。此时，萧友梅正在病中。他告诉陈洪，明天（8月2日）音专就要搬家，迁往租界，“音专在搬来江湾之前，自己没有校舍，那时在上海租界内就是东搬西搬的，搬场是音专的家常便饭”。陈洪后来感慨道，那一次，是他第一次到市京路国立音专校舍，也是最后一次。因为不久以后，校舍就被日军占领了。

今民京路918号国立音专原址

音专校舍被占后，音专的师生们一直非常牵挂。1945年春，谭抒真与几位师友商议，准备结伴去看看被占领的校舍。他们一行人骑着自行车来到江湾，在经过一个日本岗亭时，女生钱抱珊未留意，径直骑了过去，当即被日本哨兵拦了下来。哨兵问，干什么的？大家拿出校徽，解释说，我们是音专学生，想去看看老校舍。那哨兵根本不听，一边将校徽扔在地上，一边挥拳就要打钱抱珊。大家赶忙上前阻拦，他见学生们人多，便骂骂咧咧地走开了。这一遭遇，令大家义愤填膺。他们不敢再走近校舍，只能站在一座木桥上，远远地眺望……

1945年日本无条件投降，谭抒真受邀担任接收日伪音乐院校校产的专员。某日，他随接收负责人张凤举来到市京路，察看被日军占领的音专校舍。当汽车开到市京路大门口时，日本少将司令早已站在门旁等候。谭抒真一行下了车，那司令连忙行九十度鞠躬礼，并陪同他们到了二楼办公室。张凤举告诉他，这里原是音专校舍，学校要开学，你们要很快把房子交出来。司令不停地鞠躬哈腰：“哈依！哈依！”走到院子的草坪上，谭抒真说：“这里原有一根很高的旗杆，校门原来是两扇大铁门，怎么都没有了？”司令回答：“我们一定赔偿。”谭抒真记得：“我们上了汽车，我回头看看，司令还摆着九十度鞠躬的姿势。”

抗战胜利后，国立音专几经变迁。1949年，定名为上海音乐学院。新中国成立后，市京路的音专校舍为公安部第三研究所（公安部八二二厂）使用。2004年，它被列为杨浦区文物保护单位。2005年，被列为上海市优秀历史建筑。

如今，国立音专校舍依然矗立在民京路上。它亲历了中国近代音乐教育的发展历程，也是中国人由屈辱到自强历史的见证者。

编辑：钱 卫

约稿编辑：王瑜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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