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49年，安徽霍邱，徐克勋的老母亲抱着一块木牌，守在解放军经过的道路旁。牌子上没有“李特”两个字，只有她熟悉了一辈子的乳名和本名。老人相信，儿子也许就在队伍里，只是多年未曾捎来消息。
她等来的不是儿子，而是一段迟到了近半个世纪的真相。
李特原名徐克勋，1902年出生于安徽霍邱，乳名“豹子”。父亲徐遇亭是晚清秀才，对子女教育十分看重，早早请先生到家中授课。后来父亲赴湖南任职，又把他带到长沙读书，这段经历使少年徐克勋接触到更广阔的世界。
1919年五四运动前后，徐克勋参加爱国学生运动。1921年，他考入唐山交通大学预科班，并声援唐山铁路工人的斗争。对一个出身传统家庭的青年而言，这不是一次普通的学生行动，而是他开始主动选择人生道路的转折。
不久，组织决定选派他赴苏联学习。1924年秋，徐克勋进入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在那里，他学习政治和军事，也接触到来自不同地区的革命青年。因为身材较矮，同学常以“李特”相称，这个称呼后来逐渐取代了他的本名。
1925年，李特转为中共党员，并担任河北留苏支部负责人。他一面学习，一面参与干部培养工作。直到1930年回国，他已经具备较系统的军事理论基础。这样的经历，决定了他后来不仅能带兵，也重视军队教育和参谋工作。
回国后的李特辗转找到组织，进入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先后担任特委委员、书记以及红二十五军副军长等职。他曾在随营学校、红军学校任职，把在苏联接触到的训练方法用于红军教育。
有意思的是，李特并不只是坐在课堂里讲理论。他重视地图、行军、通信和战场判断，常把复杂的军事问题拆开来讲。许多基层干部正是在这种训练中，逐渐学会了如何组织部队、判断地形和处理突发情况。
第四次反“围剿”后，李特随部队转入川北，参与川陕革命根据地的建设。1935年5月，他又随红四方面军踏上长征。那时的红军缺粮少药，部队建制不断调整，干部既要作战，也要承担整编、训练和补充兵员等任务。
红一、红四方面军在懋功会师后，部队分为左路军和右路军。李特所在力量随右路军行动，并担任红军大学教育长。1935年9月，张国焘与中央在战略方向上发生严重分歧，北上还是南下，成为关系红军前途的重大问题。
在这场紧张的争论中，李特曾执行陈昌浩方面的命令，参与阻拦右路军北上。后来，他随部分人员南下。这一选择，使他在日后的政治环境中承受了沉重压力。历史人物并非总在每个关口都能作出正确判断，尤其在命令交错、局势骤变之时，个人处境往往被时代洪流裹挟。
西路军组建后，李特担任参谋长，成为这支部队的重要指挥干部。1936年冬，西路军渡过黄河，进入河西走廊作战。部队孤军深入，既要面对优势敌军，又受到补给困难、兵力损耗和地理环境的多重限制，最终遭受重大损失。
西路军余部转移后，李特等人到达新疆迪化。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国内政治环境也发生变化。1938年1月，李特与黄超被扣上“托派”帽子，随后在迪化遇害，年仅三十六岁。关于具体处置过程，现有记载并不完全一致，但他未死于战场，而是死于特殊政治环境，这一点令人惋惜。
李特牺牲后，家乡长期没有得到明确消息。对母亲而言，儿子只是失联，并不等于死亡。她一直相信，那个从小离家、后来投身革命的孩子，终有一天会回来。
1949年，解放军经过霍邱时，年迈的母亲搬着小板凳来到路边，手举写有“徐克勋”的木牌，挨个辨认经过的队伍。有人告诉她，队伍里有许多红军老战士；她或许因此更加确信，儿子就在某个她看不见的地方。
遗憾的是，这次等待没有结果。老人去世时，仍未知道李特早在1938年已经牺牲。一个母亲守了十多年，却连确认噩耗的机会都没有，这也是那段历史留下的个人伤痕。
1996年6月，总政治部作出决定，追认李特为革命烈士。迟到的结论，终于为他的命运作出正式说明。此时距离他牺牲，已经过去近六十年。
在霍邱，徐家旧居后来得到修缮，并挂上“李特故居”的牌子。牌子上的两个名字——徐克勋与李特——一个属于母亲记忆里的儿子，一个属于革命队伍中的高级将领，而它们共同指向的，正是那位西路军参谋长短暂而沉重的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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