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汉南阳郡舂陵侯国的“南迁”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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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张卓远、包明军《西汉舂陵内迁地望及其演变问题探讨》认为，西汉晚期王莽势力的扩张及对刘氏宗族的打压，迫使舂陵侯国南迁枣阳。这一观点是对有关史料的误解。实际上，新都侯国与舂陵侯国不相邻，新都侯国的地盘没有扩大，所以，舂陵侯国“南迁”的理由不成立。至于距离宛城三百里的“舂陵”应该是刘玄家所在的舂陵村，而不可能是舂陵侯国。

关键词：舂陵侯国；新都侯国；南阳郡

据《后汉书·宗室四王三侯列传》记载，西汉元帝初元四年（前45），第三代舂陵侯刘仁以“地热下湿，山林毒气”为由，“上书求减邑内徙”，将原在长沙国零陵郡境内的舂陵侯国（今湖南省南部宁远县东北）内迁到南阳郡蔡阳县的白水乡。张卓远、包明军《西汉舂陵侯内迁地望及其演变问题探讨——从唐河北部汉墓入手谈汉代唐河枣阳有关历史地理》（以下简称《舂陵侯地望）认为：西汉蔡阳县的白水乡就在今唐河县北部，西汉晚期，舂陵侯国受王莽势力的打压与新都侯国的扩张，被迫再次南迁到今湖北的枣阳一带。在《历史空间视角下的“光武故里”问题新观察——从西汉舂陵侯内迁事件看“光武故里”》（以下简称《光武故里）一文中也持同样的观点，而且将南迁的时间具体为“平帝元始二年前后”。通过研读史料，我们对舂陵侯国被迫南迁枣阳的说法不敢苟同，本文对此问题进行分析和探讨。

一、新都侯国的“扩张”问题

《舂陵侯地望》一文说：“西汉晚期，成帝刘骜的生母王政君干政······永始元年（前16）成帝封舅曼子侍中骑都尉光禄大夫王莽为新都侯，立国新野之都乡，食邑1500户；后因故又陆续加封至数万户，并且依古制‘以新野田二万五千六百顷益封莽，满百里’。”“王莽弄权，封侯后食封户数不断增加，赐田25000余顷，新都周边田亩、人口远不能满足其食禄需求，就连较远的汝南郡召陵、新息二县也纳入其食邑范围。在此情况下，食封较小的侯国及县域就成为其侵蚀的主要对象，舂陵侯南迁已不可避免。”概而言之，作者认为新都侯国规模不断扩大，致使舂陵侯国的生存空间越来越小，是舂陵侯国南迁的主要原因。

我们认真查阅《汉书》后，发现《舂陵侯地望》所认为的新都侯国“陆续加封至数万户”与文献记载的史实严重不符。据《汉书·王莽传》记载，朝廷下诏“益封”王莽共有三次。

第一次是王莽遭受排挤被迫辞去大司马职务之际。新都侯王莽，38岁为大司马而辅政，但辅政一年多，成帝就去世了。公元前6年，哀帝即位后，王莽在受到排挤的情况下无奈主动请求辞去大司马这一要职。为表彰王莽辅佐先帝之功，哀帝赏赐“黄金五百斤，安车驷马”，并下诏“以黄邮聚户三百五十益封莽”，但王莽随后“又上书归孝哀皇帝所益封邑，入钱献田，殚尽旧业，为众倡始”。事实上，王莽最终并没有接受新增加的黄邮聚封地。

第二次是平帝即位王莽官复原职之后。王莽因为得罪了傅太后，遭到丞相朱博的弹劾：“不宜有爵土，请免为庶人。”哀帝顾及王莽是太皇太后王政君的侄子，减轻了对王莽的处罚，只是罢官“遣就国”而已。王莽丢官后在新都侯国闲居三年，闭门自省。三年之后，王莽又被征召回京城，又一年之后哀帝去世。王莽与王政君姑侄二人拥立9岁的中山王刘衍为平帝，太后临朝称制，委政于王莽，年幼的皇帝成为傀儡。元始元年“群臣乃盛陈：‘莽功德致周成白雉之瑞，千载同符。圣王之法，臣有大功则生有美号，故周公及身在而讬号于周。莽有定国安汉家之大功，宜赐号曰安汉公，益户，畴爵邑，上应古制，下准行事，以顺天心。’······太后乃下诏曰：‘······以召陵、新息二县户二万八千益封莽······以莽为太傅，干四辅之事，号曰安汉公······’于是莽为惶恐······莽受太傅安汉公号，让还益封畴爵邑事······群公复争······莽复让不受”。西汉时期的召陵、新息二县均属汝南郡，远离南阳郡内的新都侯国，当为“汤沐邑”性质的食禄封地，与新都侯国地盘的扩大无关，而且王莽并没有接受这二县二万八千户的封赏。

第三次是王莽将女儿许配给平帝当皇后之时。王莽为了进一步巩固在朝廷的权力与地位，将自己的女儿许配给平帝当皇后，太后迫于王莽的压力只好答应。朝廷依据“古者天子封后父百里”的古制，“请以新野田二万五千六百顷益封莽，满百里”。莽辞让曰：“臣莽子女诚不足以配至尊，复听众议，益封臣莽······臣莽国邑足以共朝贡，不须复加益地之宠，愿归所益。”太后许可了王莽的辞让。这次“益封”的新野县“二万五千六百顷”田地，王莽仍然没有接受。

由上述文献史料可知，朝廷先后三次下诏“益封”王莽，但王莽均未接受。新都侯国地盘的扩大有两次机会，但王莽都放弃了。究其原因，是王莽并不在乎封地的大小与赏赐钱物的多少，他的政治野心是如何掌控天下至尊的皇权，而不是当一个偏安一隅的地方侯王。王莽用舍弃“益封”的当下利益换取了将来篡权的筹码—好名声。另外，王莽为了笼络人心，树立威望，还自愿“献田”接济贫民：“莽因上书，愿出钱百万，献田三十顷，付大司农助给贫民。于是公卿皆慕效焉。”这种“善举”还成为朝廷官员们效仿的“楷模”。基于此，我们认为：新都侯国的地盘不仅没有扩大，甚至还有可能缩小了。

二、新都与舂陵（蔡阳）之间的位置关系问题

《舂陵侯地望》一文认为舂陵侯国“南迁”的主要原因是新都侯国的扩大对舂陵侯国的侵蚀，那么，这两个侯国必然相邻。因此，本文有必要讨论一下新都侯国与舂陵侯国之间的位置关系。

《舂陵侯地望》认为：“平帝元始四年（4），莽母被赐号功显君，食封2000户，邑城蔡阳。表明这时的舂陵及蔡阳已正式‘易主’，唐河北部蔡阳故地（含舂陵侯国）已彻底为莽母及王莽所有。”“蔡阳邑位置在地理分布上理应与新都国相比邻。”“蔡阳邑”也就是原来的蔡阳县，舂陵侯国就在原蔡阳县的上唐乡与白水乡。石泉推断西汉时期的蔡阳县在今唐河县西北境。《舂陵侯地望》依据石泉这一观点，推测“西汉舂陵侯国也应位于唐河北部区域”。

《汉书·王莽传》：“永始元年，封莽为新都侯，国南阳新野之都乡，千五百户。”关于新都故城遗址的具体位置，《舂陵侯地望》说在今新野县东南、唐河西岸的王庄镇梅湾村。即新野县城关东南20公里的“九女城”。东汉古文经学家服虔注释“黄邮聚”云：“黄邮在南阳棘阳县。”由此证明新都侯国与棘阳县毗邻，否则不可能将黄邮聚划归新都侯国。基于此，确定棘阳的位置也是我们解决新都侯国与舂陵侯国是否比邻问题的一个切入点。

关于棘阳县的地理位置，唐代李贤注《后汉书·光武帝纪》“进拔棘阳”云，棘阳“故城在今唐州湖阳县西北”。胡阳县，秦初置，属南阳郡，汉代沿之，改“胡阳”为“湖阳”，县域跨今唐河县南部与湖北枣阳市北部，唐贞观元年（627）改属唐州，县城故址在今湖阳镇。也就是说，李贤认为棘阳在今湖阳镇的西北。今人经过考古调查后认定，棘阳故城遗址在今新野县城东北前高庙乡张楼村。《后汉书·光武帝纪》记载：绿林农民起义军先后攻占唐子乡、湖阳县城、棘阳县城，然后继续向南阳郡治宛城进发，但在“小长安”被王莽军打败后“还保棘阳”。“小长安”在今南阳市宛城区瓦店镇一带。李贤注《后汉书·光武帝纪》“战于小长安”引《续汉书》曰：“淯阳县有小长安聚，故城在今邓州南阳县南。”淯阳县西汉置，属南阳郡，位于今南阳市区南部和新野县北部毗邻区域。从起义军进攻与撤退的路线看，湖阳县城、棘阳县城与新野县城之间的位置关系，不仅与李贤在“湖阳县西北”的说法一致，而且也与当今认定的棘阳故城遗址位置相吻合。至此我们可以确定，新都侯国在新野东南，棘阳县在新野东，而且三者相互毗邻。

新都侯国东面有湖阳县，东北有棘阳县，西北有新野县，无论如何也不可能与“唐河北部”的“蔡阳邑”或舂陵侯国“相比邻”。既然舂陵与新都不相邻，那么，何谈舂陵侯国南迁的原因是新都侯国的不断扩大与挤压呢？

至于《舂陵侯地望》说王莽母的封地蔡阳邑将舂陵侯国的地盘据为己有，才迫使舂陵侯国南迁，更不能自圆其说。《汉书·平帝纪》云：元始四年“夏，皇后见于高庙，加安汉公号曰‘宰衡’，赐公太夫人号曰‘功显君’”。《汉书·地理志》云：“蔡阳，莽之母功显君邑。”《舂陵侯地望》认为舂陵侯国南迁的时间是“西汉晚期”或“西汉末年”，但在《光武故里》中说：“元始四年（4）莽母封蔡阳为功显君邑······舂陵侯南迁很有可能就在平帝元始二年（2）前后。”如果舂陵侯国南迁是事实，那么，在王莽母被封邑蔡阳之前就已经迁走了。所以，从时间先后上看，舂陵侯国“南迁”与王莽母亲封邑蔡阳毫无关系。

三、刘崇与刘秀先后起兵宛城

要解决舂陵侯国是否南迁的问题，还可以从安众侯刘崇与白水村的刘秀先后在宛城起兵反莽的史料入手。

《后汉书·宗室四王三侯列传》：“城阳恭王祉字巨伯，光武族兄舂陵康侯敞之子也······（敞）会族兄安众侯刘崇起兵，王莽畏恶刘氏，征敞至长安，免归国······及敞卒，祉遂特见废，又不得官为吏。”居摄元年四月，安众侯刘崇因不满王莽篡权率百余人攻宛失败后，刘敞因参与这起反叛活动而被王莽征召至京师扣押病死，刘祉被废为庶人。“刘崇起兵”这一事件蕴含着两个重要信息：其一是安众侯国在宛城附近；其二是安众侯国与舂陵侯国相距不远。

《后汉书·李王邓来列传》载：“（光武帝）每幸南阳，常遣使者以太牢祠通父冢······永平中，显宗幸宛，诏诸李随安众宗室会见，并受赏赐，恩宠笃焉。”李贤注：安众，县，属南阳郡，故城在邓州东。《谢承书》曰：“‘安众侯刘崇，长沙定王五代孙，南阳宗室也。’”因为安众侯是长沙王的后代，与刘秀是一个祖宗，所以汉明帝（显宗）刘庄南巡宛城时，安众侯国的宗室族人与宛城李通（光武帝妹宁平公主刘伯姬的丈夫）等李氏故旧姻亲一同受到皇帝接见和恩赐。这一史料再次证明了安众侯国距离宛城不远，而且唐代李贤注释认定安众侯国就在“邓州东”，即宛城(今南阳市区)西南。《汉书·地理志》：“安众，侯国。故宛西乡。”从“宛西乡”这一地名可以推知，安众国在宛城西部。安众侯国在安众县，安众城故址在今南阳市城区西南16公里卧龙区青华镇的杨官寺村一带。杨官寺村及其以南有一处范围相当大的汉代文化遗址，应该就是安众故城所在地。1962年，一座规模较大的西汉晚期画像石墓在村东被发掘，我们推测该墓的主人有可能就是某一位安众侯。

刘崇与刘敞联手攻宛这一历史事件表明，舂陵侯国与安众侯国相距不远而且也应该在宛城附近。《后汉书·宗室四王三侯列传》云：“及光武起兵，祉兄弟相率从军，前队大夫甄阜尽收其家属系宛狱。及汉兵败小长安，祉挺身还保棘阳，甄阜尽杀其母弟妻子。”由此进一步证明，新朝地皇三年（22）刘秀在宛城起兵时，舂陵侯刘敞的长子刘祉及其家属仍然在宛城附近的舂陵侯国旧址居住。

通过对上述史料的分析，我们不难看出，自居摄元年到王莽新朝地皇三年，舂陵侯及其家人一直在宛城附近居住并没有“南迁”枣阳，否则刘敞与刘祉不可能先后参与刘崇和刘秀起兵反莽事件，刘祉的家属也不会关押在宛城监狱后被杀害。

四、“去宛三百里”的“舂陵”

合理解读“舂陵去宛三百里”这句话也是否定舂陵“南迁”的一个关键点，我们认为距离宛城三百里的“舂陵”不是舂陵侯国。

《后汉书·宗室四王三侯列传》记载：西汉末年，舂陵军与绿林军联合进击南阳郡的湖阳、棘阳、淯阳等地，兵临宛城城下，为了提高起义军的号召力，诸将欲拥立刘氏宗室：“惮伯升威明而贪圣公懦弱，先共定策立之，然后使骑召伯升，示其议。伯升曰：‘诸将军幸欲尊立宗室，其德甚厚，然愚鄙之见，窃有未同······舂陵去宛三百里耳，未足为功······’”据此，《舂陵侯地望》推测：“可见，新莽时期的舂陵与宛城距离非南阳距唐河可比，而是与今天南阳距枣阳的距离大致相当。也就是说此时的舂陵已迁往枣阳。”作者把“去宛三百里”的“舂陵”推定为南迁枣阳的舂陵侯国，我们对此观点持否定态度。

首先，舂陵侯刘敞死后，其子刘祉被王莽废除爵位，舂陵侯国自此就被废除了。所以可以肯定，刘伯升所谓的“舂陵”不可能是指舂陵侯国。其次，刘伯升所谓的“舂陵”是针对刘玄（圣公）说的，而刘玄并不是舂陵侯。刘玄的祖父是苍梧太守刘利，刘利是舂陵戴侯刘熊渠的次子，没有资格继承舂陵侯的爵位。所以，这里的“舂陵”应该是指刘玄家所在地，不可能是舂陵侯国。

《后汉书·宗室四王三侯列传》云：“安成孝侯赐字子琴，光武族兄也。祖父利，苍梧太守，赐少孤。兄显报怨杀人，吏捕显杀之。赐与显子信卖田宅，同抛财产，结客报吏，皆亡命逃伏，遭赦归。会伯升起兵，乃随从攻击诸县。”刘赐的兄长刘显“报怨杀人”只有笼统的“报怨”二字，并没有交代杀人的具体原因。但在“结客报吏”这句话的下面，唐李贤等注引晋代人司马彪《续汉书》补充了“报怨”的原因及其细节：“王莽时诸刘抑废，为郡县所侵。蔡阳国釜亭侯长醉询更始父子张，子张怒，刺杀亭长。后十余岁，亭长子报杀更始弟骞。赐兄（显）欲为报怨，宾客转劫人，发觉，州郡杀显狱中。赐与显子信结客陈政等九人，燔烧杀亭长妻子四人。”我们将这两段史料连贯起来，就形成了一个基本完整的故事情节：王莽篡权后，南阳郡的刘氏侯国被废除，封地“为郡县所侵”。蔡阳国（邑）一个釜亭侯长醉酒后辱骂刘子张，刘子张怒杀亭长。十年之后，亭长的儿子报仇杀害了刘玄的弟弟刘骞。

刘赐很小的时候，他的父亲就去世了。因为刘赐兄弟得到了刘玄家的照顾，基于亲情与感恩的心态，刘赐的哥哥刘显要为堂弟刘骞报仇，计划败露后刘显被捕入狱，随后在狱中被杀害。刘赐与刘显的儿子刘信结交江湖豪客陈政等九人，焚烧杀死亭长的老婆孩子全家四人，为了躲避官府的追捕，不得已亡命潜逃。《后汉书·刘玄刘盆子列传》：“刘玄字圣公，光武族兄也。弟为人所杀，圣公结客欲报之。客犯法，圣公避吏于平林。吏系圣公父子张。圣公诈死，使人持丧归舂陵，吏乃出子张，圣公因自逃匿。”这段史料中所谓的“客犯法”，就是指“燔烧杀亭长妻子四人”这件事情。从表面上看，虽然刘玄没有直接参与，但起因是刘玄弟弟刘骞被杀，官方肯定认为刘玄是这起“连环杀人案”的幕后指使者，刘玄为了躲避官吏的缉拿，只好“避吏于平林”。在找不到刘玄的情况下，官吏无奈只能把刘玄的父亲刘子张逮捕归案。刘玄为了救父亲，假装病死，派人回舂陵报丧，刘子张这才得以释放。

但是，我们仔细阅读后发现这个看似完整的故事仍然存在一个缺环，那就是刘子张怒杀亭长后的十年时间是一个空白。令人费解的是，一个故意杀人案在长达十年的时间内竟然没有被官府追究，杀人犯逍遥法外十年之后，才被死者的儿子用个人的力量报仇，况且死者是一个小官吏——亭长，这显然不合常理。因此我们推测，有命案在身的刘玄父亲刘子张不会不知道“杀人偿命”的法理，所以他决不能坐以待毙，很可能举家逃匿。找不到杀人凶手及其家人，官府也无可奈何，所以也就不了了之。刘子张一家人会逃到哪里去呢?最大的可能性就是南阳郡东南边沿的“随枣走廊”。“随枣走廊”是联通南阳盆地与江汉平原的一条狭长地带，大洪山与桐柏山左右夹峙，因走廊的南北两端分别有随州市（原随县）和枣阳市（原枣阳县）故名之。大洪山也就是王莽末年绿林军的起义之地——绿林山。由此可见，这里的地理环境便于躲避官兵的追捕。刘玄家选择“随枣走廊”作为逃匿的地方，应该还有另外一个原因，那就是这里有亲戚能够照应。李贤注《后汉书·刘玄刘盆子列传》引《帝王纪》曰：“舂陵戴侯熊渠生苍梧太守利，利生子张，纳平林何氏女，生更始。”“平林”（今湖北随州市东北）就是刘玄母亲的娘家所在地，这里便成为刘玄首选的避难所。蔡阳国亭长全家被杀后，刘玄再次“避吏于平林”也是一个佐证。

在王莽摄政尤其是篡权另立新朝之后，饱受打压的部分南阳刘氏宗亲被迫陆续南迁，随着迁居人数的不断增加，随枣走廊内也就出现了以刘姓为主体的村落。因为舂陵侯国已被废除，刘玄家与舂陵侯国的关系最为亲近，迁到随枣走廊的刘氏宗亲自然认为刘子张就是其“族长”，而刘子张也会以“舂陵”作为新迁村名来标榜其尊贵的出身。“圣公诈死，使人持丧归舂陵”中的“舂陵”就是指随枣走廊内的刘玄家所在地——舂陵村，与“去宛三百里”的“舂陵”相一致。

王莽末年，刘玄在逃亡生涯中不得已加入了平林农民起义军中，后被封为“更始将军”。平林军与北入南阳郡的新市军会合后，再与刘秀兄弟率领的舂陵军合并，队伍不断壮大，但“众虽多而无所统一，诸将遂共议立更始为天子”。刘玄家所在地舂陵村距离平林军起义地点很近，而且刘玄是第一个加入反莽义军的刘氏族人，所以，无论从时间或是距离来说，无可置疑刘玄都是舂陵刘氏宗亲中资格最老的，但因为刘玄的能力不行，所以刘伯升很不服气，气愤和无奈之下才脱口说出了“舂陵去宛三百里耳，未足为功”这句话。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得出如下结论：舂陵与新都这两个侯国并不相邻，新都侯国也没有扩大的证据，《舂陵侯地望》所谓的因新都侯国挤压侵蚀而被迫“南迁”的理由不成立，而且相关史料表明，舂陵侯国一直在南阳郡宛城附近存在，甚至到侯国被废除之后的王莽末年，舂陵侯的后人仍然在故地居住。至于“去宛三百里”的“舂陵”只能是刘玄家迁移到随枣走廊一带的“舂陵村”，而绝不可能是舂陵侯国。

作者：牛天伟，牛一帆

来源：《南都学坛》2024年第6期

选稿：宋炳燃

编辑：王昱婷

校对：李美云

审订：欧阳莉艳

责编：杜佳玲

（由于版面内容有限，文章注释内容请参考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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