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82年11月，北京，陈云请秘书把一封信送到夏衍手中。信写得很短，意思却很重：希望夏衍为潘汉年写一篇纪念文章，发表在《人民日报》上。末尾还有一句：“文章只写你所知道的一段即可。”
这句话看似平实，实际上给夏衍留下了很大的空间。潘汉年长期从事隐蔽战线和统战工作，许多经历不便公开，也不可能由一篇文章全部说清。陈云显然明白这一点，才特意强调，只写亲身知道的部分。
夏衍没有拖延。11月初接信，11月23日便完成文章。对他而言，这不只是一次写作任务，更像是替一位相交多年的老友，把一段被尘封的历史重新摆到人们面前。
夏衍原名沈乃熙，1900年出生于浙江仁和。青年时期接触新思想，后来赴日本留学，并在大革命失败后走上共产党人的道路。1927年6月，他在上海加入中国共产党，此后参与左翼文化运动，成为上海文化战线的重要人物。
1930年3月，左翼作家联盟在上海成立。鲁迅、夏衍、钱杏邨等人进入组织领导层，潘汉年则曾负责其中的党团工作。那时的上海戒备森严，写文章、办刊物、组织演出，看起来是文化工作，背后却牵连着组织联络、思想动员和秘密交通。
夏衍主要承担的是文化统战工作，并非传统意义上深入敌营刺探消息的人员。但在当时的环境里，公开身份本身就是一种掩护。一个作家能够接触报界、剧界、出版界，也能与各类社会人士往来，这些条件对于扩大抗日力量、保存进步文化阵地，都有实际作用。
潘汉年离开上海前，曾把夏衍介绍给一位年长的社会人士，并交代他从此单线联系。潘汉年没有立即说明对方姓名，只说这是组织纪律。多年以后，夏衍才知道那人是杨度。这个细节让夏衍意识到，潘汉年的工作远比外界所见复杂，他既要联络进步力量，也要争取有影响的社会人士。
“为什么不直接告诉我姓名？”夏衍曾有疑问。
潘汉年只回答：“知道得少，对你更安全。”
这类安排，并不是故弄玄虚，而是当时地下工作的基本要求。彼此只掌握必要情况，既能完成任务，也能避免一处出问题牵连全局。夏衍后来谈到这段经历时，始终强调自己主要做的是统战工作，对中央特科的具体事务并不掌握太多。有关他是否属于特科成员，后来的回忆和传记记载并不完全一致，但他与潘汉年领导的文化、统战及秘密工作确有长期交集，这是可以确认的。
1935年，田汉创作的剧本《凤凰的再生》尚未完成便被捕入狱。夏衍接手后，将其改写为电影剧本《风云儿女》，并对结尾歌词作了整理，聂耳随后为歌词谱曲，留下了《义勇军进行曲》。这件事常被当作文艺创作史上的佳话，却也说明，在白色恐怖下，文化工作者承担的并非单纯写作任务。
潘汉年身边还有不少这样的人。袁殊曾是左联作者，后来受组织安排从事特殊工作，身份复杂，关系一度中断。1935年前后，袁殊曾设法请夏衍代为转递消息，才重新与组织取得联系。关露则在抗战期间奉命留在上海，进入李士群控制的机构开展策反和情报工作。由于这些经历不便说明，她们在很长时间里都承受了误解。
潘汉年案造成的影响，也波及夏衍。1955年以后，夏衍曾受到隔离审查，后来重新工作，担任文化部副部长。潘汉年被关押期间，还曾写下有关夏衍的大量材料，说明这位老友在革命文化工作中的经历与作用。
夏衍同样没有忘记潘汉年。20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他曾给潘汉年写过六封信，称呼仍沿用过去的“开兄”和“凯”。这种称呼看似寻常，却保留着两人多年交往的痕迹。特殊年代里，许多旧日关系被迫沉默，书信反而成了少数能够留下来的证明。
潘汉年于1982年8月23日获得平反。陈云随后请夏衍写纪念文章，正是希望由熟悉他的人，讲出一部分真实而具体的历史。文章刊登后，社会反响强烈。夏衍没有铺陈传奇，也没有把潘汉年写成神秘人物，而是从共同工作、彼此信任和长期交往写起，分寸十分谨慎。
1983年4月15日，潘汉年夫妇的骨灰被接回北京。夏衍联络廖承志、李一氓、周扬、阳翰笙等老友，到火车站迎接。随后，众人护送骨灰前往八宝山革命公墓安葬。
这场迎接没有仪式化的喧闹，更多的是老同志之间的默契。陈云的一封信，夏衍的一篇文章，以及火车站那次等候，共同留下了潘汉年平反后最有分量的几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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