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怡平 | 文化相对论与国民性之我思——《菊与刀》读后

《菊与刀》由美国学者鲁思·本尼迪克特在二战结束前后创作，被称为了解日本文化的入门书籍。但它并不是一份纯粹的学术著作，而是受托于美国政府的一份研究日本社会和日本国民性的报告，旨在指导美国如何管制战败后的日本，并且她书中的建议确实大多被美国政府和“五星天皇”麦克阿瑟采纳了。

鲁思·本尼迪克特的研究基于强烈的文化相对论观点。在《菊与刀》之前她就写过一本叫《文化模式》的书，认为所有的文化都会自然发展出一个类型，这个类型如同个人的人格一般，虽然会随时间而变迁，但经过一段时间后便逐渐稳定下来，进而形成固定的模式。当时日美交战，作者无法实地调查，只能采用研究战争中的细节、接触身在美国的日本人、请教在日本生活过的西方人士、参考论述日本的丰富文献、观看日本创制的影片等间接方式对日本展开研究。

“菊”是日本皇室家徽，“刀”是武士文化的象征。菊与刀，象征着日本人的矛盾性格，亦即日本文化的双重性。日本人爱美而又黩武，尚礼而又好斗，喜新而又顽固，服从而又不驯等。

全文分为十三个部分展开论述，第一章提出问题，第二章针对战争中的日本人进行分析，披露了日本人坚守等级制、尊崇天皇、重视自己在世界前的形象、忽视伤病员等特点。

接下来的章节里，本尼迪克特重点讨论了日本的等级制度和明治维新时期的作为，也指出日本在战争中企图输出等级制的痴心妄想，直言日本人不能以自己的标准要求别人。

然后她分析了日本文化的“负恩”逻辑，并进一步指出，日本文化是一种耻感文化，和美国的罪感文化差异极大，其强制力在于外部社会而不在于人们的内心。

在此基础上，本尼迪克特认为，日本极端的道德准则使他们的生活经常处于高度紧张状态，作为补偿，日本文化对“人情”也就是感官享乐极为宽容。但日本人又完全把履行义务规定作为人生的最高任务，他们又必须以坚定的意志放弃享乐，即使他们并不认为这是坏事。

本尼迪克特还探讨了日本人的自我修养和育儿方式，日本人追求“圆熟”的精神境界，因为在这样“无我”的境界中他们可以忽视耻感，成为自由的无拘束的人。日本幼儿教养和成人教养的不连续性是国民性格矛盾的重要因素。

最后，她分析和评价了投降后的日本人与对日政策。日本有一种善变的伦理。而自尊心要求他们在下次行动中获胜。日本人这种独特的伦理观，使他们能够自行涤除积垢。日本赖以重建一个和平国家的真正力量在于日本人敢于承认他们过去的行动方针“失败了”，从而把精力转向另一方面。这对战后日本的飞快崛起也是一波神预言了。

我的归纳有很多矛盾之处，作者的阐述也有很多矛盾之处，因为归根到底日本的国民性格就有很多矛盾之处。不得不说，作者对日本文化的剖析，就像一面镜子，我在看着日本性格被逐渐披露的同时也在审视自己的内心。作者那些分析日本文化的方法同样能用于我自身，我自己的人格也存在诸多矛盾之处。不过我认为每个人都是矛盾的集合体，但由于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每个人的平衡点可能有所不同。

作者面对本国的手下败将，没有以一种高高在上的口吻指指点点，而是以宽容的胸襟、平等的视角以及严谨的态度对日本的文化进行解析。很令我印象深刻的一点是，作者在书中多次强调了，美国人不能强求一切民族接受自己所喜欢的信条，不同民族有不同的生活方式，这确实是结结实实地打了某些帝国主义的脸。

毕竟本书是服务于政局的一篇报告，主要着眼于二战左右的日本。并且也是由于篇幅的限制，我认为《菊与刀》主要是静态的历史阐述，对时间的流动性缺乏展现。毕竟日本不可能自古以来便是如此，一定有一个逐渐演化的过程。这一点拿现在的日本对比也不难看出，在书中描绘的日本，很难想象会出现“二次元”，“宅文化”等等，但它确实发生了。

关于国民性的一点思考。我认为国民性本来就是一个抽象的概念，是由人为归纳的。人与人之间就存在鲜明的差别，即使是同一国家中不同地域的人也呈现出不同特征。日本人叫嚣着精神战胜物质，利用精神上的自我调节应对受辱，这一点和阿Q的“精神胜利法”似乎异曲同工。

国民性与国民性也可能存在极大相似之处。我认为更关键的一点是，在现代性要素的冲击之下，全球的联系日益密切，人类社会的运转逻辑几乎是一致的，国家间、民族间相互影响，国民性的界限逐渐模糊，大家同属地球村，不同民族是否在趋同？

在阅读本书的过程中我也体会到了译者序的魅力。我认为一个好的译者，作为不同语言的转换者，必定是对此书的内容有较深刻的理解才能胜任翻译的工作。而译者所作的序言，是他们直面另一语言，经过逐字句解析后，想告诉我们读者的东西。一本外国书想要表达的精华部分，可能由译者在序言中就代作者转达了。

另外，译者翻译一本书，自然是因为此书有翻译的价值。通过译者之口，我们也能清晰地明白此书的作用与意义，并开拓一些新的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