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中国文体学“基因”的破译——《出土文献与先秦文体学新证》序

《出土文献与先秦文体学新证》， 李冠兰 著， 中华书局2026年出版

书于竹帛、镂于金石、琢于盘盂的“文”，首先是历史中的“物”，然后才成为流传后世的文献。我们现在阅读先秦文献，所见往往是经过释读、标点和排印的文本。然而在其生成的原初场景，文字总要依附于特定的书写载体，也往往在特定的礼仪、政治和日常生活场景中被观看、宣读、传抄和使用。青铜器的形制与陈设、简册的长短与编联、文字的行款与布局，乃至展开、捧持和阅读它们的方式，都可能参与文本意义的形成。

20世纪以来，甲骨文、金文、简牍帛书等材料不断涌现，深刻改变了早期中国研究的面貌。人们利用地下材料校读传世文献，考察古史，辨析制度，也由此看到了许多在历史之河沉淀下来的文本。对于先秦文体学来说，出土文献的意义不止于发现若干新篇、新文体。它还使一些未曾全然进入学术视野的问题变得可以讨论：文字为什么以特定的方式书写在特定器物之上？文本为何在不同载体上呈现出不同面貌？礼仪中的言语如何被记录、整理和传抄，逐渐形成相对稳定的文体？后世学者对文体的理解，又在多大程度上保存、改变甚至重构了早期的文体事实？

李冠兰的《出土文献与先秦文体学新证》尝试思考这些问题。她的研究一直集中在出土文献与先秦文体学这一学术领域，结合出土文献，研究早期中国的文体学与文体史。许多文体学思想观念的成因都源于早期文体观念的发生。冠兰所做的工作，某种程度上就是对中国文体学“基因”的破译。这既是一项很有价值的工作，也是很艰难的工作。研究者必须具有较好的文字、文献功力，才能将艰深的早期传世文献与出土文献结合起来，互相参证。有了真实可靠的文献证据，才能尽量避免单纯的想象与无根的推测。这项工作也需要具有较强的理论思辨能力，才能在文献基础上总结出有学术史意义的文体观念。

《出土文献与先秦文体学新证》一书，是冠兰多年来对出土文献与先秦文体学关系思考的汇集。书名中的“新证”二字，颇能概括全书的学术取径。其中的“新”，首先当然是材料之新。出土文献保存了某个具体时代的文字实物，墓葬年代、器物组合和书写形制等信息往往有据可循，能够为文体研究提供较为确切的年代与形态坐标。但更深一层的意义在于，新材料会提出新问题，使我们重新审视那些因传世文献和后世分类而显得理所当然的认识。

陕西历史博物馆秦汉馆-秦竹简（图源视觉中国）

这里的“证”，也不是简单地用地下材料证明纸上材料，更不是为既有结论增添几条注脚。出土文献与传世文献有时可以相互印证，有时却会显出差异和矛盾。早期文本的流动性、变异性和复杂性由此得以显现，这正是问题提出的契机。而且，先秦文献中直接、系统的文体学论述并不多见。文体观念更多隐含在文本实践之中：人们如何称引和区分文献，如何选择书写载体，如何安排篇章结构，如何记录、改编和传抄某类言辞，背后都有对文体功能与形态的认识。因此，先秦文体学研究不能只回溯后世所定义的文体名实，也不能把后世成熟的文体分类体系直接移置于早期文献之上。它需要透过具体材料，追索尚在生成之中的文体意识。

这样的研究路径，需要跨学科的眼光。考古学有助于理解“文”作为“物”的出土情境，简牍学为辨析材料形制奠定了研究范式，古文字学提供文字释读的基础，美术史和书写文化研究提出观看、陈设和阅读方式的问题，文本研究与文体学则将材料纳入理论、历史解释。冠兰广泛吸收这些学科的成果，却并非为了罗列方法，而是始终由具体问题出发。书中有宏观的文体学思考，也有对简册形制、界划线、字迹以及铭文排布等细节的辨析，展现出经由细节进入历史的想象力。

这本书的许多章节，我是第一读者，印象深刻。现在合成一书，重新再读，又有更为全面系统的感受。简而言之，作者对于早期文体的三个“关注”是本书的特色和亮点：

第一，关注早期文体的物质形态与运用场景。作者从文体的物质形态入手，尝试还原早期文体的生成、阅读与使用场景。这既需要学术想象力，也需要作者对万物运行的好奇心。作者在研究中，尽可能以跨学科的视野思考问题。纵观全书，可以发现作者的学术旨趣并不是专注于某一种文体，而是以问题为导向去发现、分析材料所呈现的一些有趣的现象。如上编“透物见人：早期文体的物质形态、使用语境与文体观念”，分别研究两周铜器铭文与秦简“为吏之道”类文献的阅读方式。这两种材料，前者铸刻于铜器之上，后者以分栏的方式书写于简册之上，其特殊的布局方式提示其阅读情景应具有某种独特性，这也就成为本书进一步研究的抓手。第一章论及西周书史类铭文的展示性时，作者特别指出一系列具有突出展示性的铜器往往出自家族窖藏而非墓葬。因此，这些器物的聚集提示对其铭文的阅读在宗族中世代延续，其铸铭形式突显了西周“凝视”的观看方式，与东周以“浏览”为主的观看方式有所不同。又如第二章所研究的“为吏之道”类文献是随葬品，因此首先需要解决这批材料是否保留了原本的抄写形式的问题。作者通过分析这些材料的篇卷关系以及竹简上的分栏界划线等物质性细节，认为这几种“为吏之道”类文献虽然往往与其他材料合抄于一册，但在形式上具有独立性，相互之间又呈现出相似性，因此其据以抄写的原本在形式上也应该是类似的。所以，通过随葬品推测其作为日常使用的原本形态是可行的。这些严谨的考辨提高了结论的可信度。更重要的是，第二章通过对岳麓书院藏秦简《为吏治官及黔首》的文本性质及其布局关系的分析，尝试还原各个文意单元的抄写顺序，较好地解释了这册竹书为何呈现重复性、碎片化的文本现象，对该篇的文本性质、抄写方式等问题的解决有所推进。

第二，关注早期文体的文本生成机制与文本流变过程。早期文体的生成是一个较长的过程，言说者、撰作者不仅在各种礼仪、政治活动中寻求文本实践的共识，同时也为传达某种意义而探索同中有异的表达。前者是对稳定性的趋向，后者则是导向对稳定性的偏离。这种偏离有时是有意识的，有时是无意识的。如果说文本的生成是一条数学等式，等式的右边是已知的文本面貌，那么在等式的左边，首先有特定的运算方式，这就是特定的文体观念。同时还存在多个变量，这些变量可能是载体对文本的决定因素，也可能是编撰者、传抄者对文本的干预。因此，作者注重采取流动性的视角，试图将文体形态的形成还原于文本流变的过程之中。为了达成这一研究目的，该书采用了大量出土材料。如第三至五章是对册命文体生成的个案研究，作者对西周册命铭文进行了全面考察，对照清华简《封许之命》与《尚书》中的册命文本，勾勒册命文书在书写、宣读、命辞记录、编纂、改写的过程中如何在铜器、竹简上呈现出特定的文本面貌。在分析这些多层次的文本现象的同时，作者试图回答：至今已无存的、西周册命仪式中的文书是什么样的？这一追问有其意义。虽然我们难以完全还原其真实的文本形态，但也许能无限接近这个问题的答案。同时，作者还试图回答：西周中期以后册命铭文形式的流变、春秋战国时期根据册命文书撰抄而成的《书》类文献的文本异动，又意味着文体观念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是基于什么样的文体实践而出现的？当下，古代文学研究者越来越关注文本问题，冠兰的系列研究正是对这一趋势的回应。

第三，关注早期文体观念的演变和层累形成过程。作者所选择的切入点颇为巧妙，即从早期的契约凭证类文书入手，将其与《周礼》的文书体系构建以及汉儒的注解作对照研究。可以说，汉儒对于“五经”的解释夯实了后世理解经典的知识基础，而后来的“文本于经”说以及由此延伸开去的对诸种文体的辨说，其内部也存在一条明确的经学脉络。因此，作者在第八章末尾提出汉儒注经“在一定程度上奠定了后世文体学的一些基本认识及认知框架。汉代经学是早期文体学的重要生长点之一”，颇能拈出要义而切中关键。之所以说作者的切入点较为巧妙，是因为契约凭证相关的出土材料非常丰富，如在西周铜器铭文中便有不少被认为是“约剂”的材料，在秦汉简牍中更有大量契约凭证文书，而且相关材料的整理成果还在持续推出。甘肃省悬泉置遗址出土汉简三万五千余枚，其中有文字且经过整理编号者一万八千余枚，计划出版八辑，其中第五辑已于2025年出版。正是因为如此，近年来对秦汉契约、凭证、簿籍文书的研究大量涌现，这些成果主要是基础的文献释读、分类整理或历史研究，而本书则较早地关注这一系列材料的文体学研究价值。出土材料是考证观念的可靠依据，不仅可以进行较为精确的断代，还可以考诸实物。因此以出土材料作为时代标尺和实物标尺，可以抽丝剥茧地对文体观念的层累形成进行更为细致的过程性的观察。作者在第九章结尾提出：“‘事实—文本—阐释’可以作为观察文体观形成与流变的三个维度。”这可以说是作者长期沉浸于这一领域后凝练而出的心得。

合观全书，可以发现作者所关心的并非某一种文体的孤立源流，书中上、中、下三编形成了一条清楚的研究路径：先由物质形态进入文体的使用现场，再追踪文本的生成与流变，最后考察文体事实如何经过古书编纂和经学阐释，积淀为后世的文体观念。简而言之，这是一个从“物”到“文”、再从“文”到“观念”的过程。三个环节之间，物质载体制约文本的呈现，文本流变留下观念变化的痕迹，而后起的文体观念又会重新解释更早的文体事实。这种复杂的互动关系，构成了全书内在的统一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