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81年2月4日，北京钓鱼台国宾馆，一场为外国客人举行的国宴正在筹备。工作人员打电话邀请华国锋出席时，得到的答复却很客气：身体没有大碍，只是已经离开工作岗位，不便再参加这样的场合。
这并不是推辞客套。此时的华国锋，已经逐步退出党政军领导岗位，平日居住在京西，与夫人韩芝俊过着相对安静的生活。他很少出现在公开场合，更不愿因为自己的身份给有关方面增添安排上的麻烦。
电话放下不久，邓颖超又打了过来。她没有一上来就谈国宴，只是像往常一样问候几句，聊了聊生活。等气氛松下来，她才说：“今晚有位老朋友到场，你还是去见见吧。”
华国锋沉默片刻，问道：“是哪一位？”
邓颖超报出了黄文欢的名字。这个名字，对华国锋以及许多老一辈中国领导人来说，都不是普通的外国来宾。邓颖超随后又说：“他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也是你的熟人。”
这句话起了作用。华国锋改变了主意，同意前往钓鱼台。值得一提的是，他接受邀请，并非出于对宴会场面的留恋，而是因为黄文欢与中国革命之间有着几十年的交集。
黄文欢1905年出生于越南中部，青年时期便投身民族解放运动。1926年，他来到广州，参加胡志明主持的政治培训活动。那时的广州，是亚洲革命者接触新思想、寻找救国道路的重要地点，许多后来改变本国历史的人，都曾在这里留下足迹。
在广州期间，黄文欢接触到中国共产党人的工作方式，也逐渐认识到组织、宣传和群众动员的重要性。1930年，印度支那共产党成立，他成为早期成员之一。后来，这个组织发展为越南劳动党及越南共产党，黄文欢也由此成为越南革命队伍中的元老。
他与中国的关系，并不只停留在政治往来上。此后相当长一段时间里，黄文欢先后在南京、长沙、昆明等地活动，学习中国革命经验，熟悉中国社会状况。因为长期生活在中国，他说得一口流利汉语，汉字也写得相当漂亮。
有些老同志回忆，黄文欢谈起中国时，常常不用翻译，表达十分直接。这种语言上的亲近感，使他与不少中国干部建立了深厚交往。对他而言，中国不是短暂停留的异国，而是曾经学习、工作并避险求生的地方。
1942年，在胡志明安排下，黄文欢回到越南北部，参与建立革命根据地。越南民主共和国成立后，他担任过国防部副部长、卫国军总政治委员等职务，在越南革命和建国过程中发挥了作用。
1950年，黄文欢出任越南驻华大使。任职期间，他与周恩来等中国领导人保持密切联系。经周恩来同意，他还参加过中国为驻外使节举办的培训活动。这一细节虽不显眼，却能说明双方关系之深，也说明黄文欢在越南党内的地位。
然而，革命队伍内部的路线和权力变化，往往会改变个人命运。胡志明去世后，越南党内的政治方向逐渐发生变化，黄文欢所代表的对华友好立场受到排挤。特别是在黎笋主导越南政局后，他的处境日益艰难。
1978年以后，越南与中国关系持续恶化，边境局势也趋于紧张。黄文欢对这种变化并不认同，却已经难以在越南政治中心发挥影响。他不仅被解除重要职务，家人的安全也受到威胁。
1979年，黄文欢因急性肺结核接受治疗。当时越南医疗条件有限，他希望前往东德治病。获得同意后，他于当年7月离开越南，途经巴基斯坦时，在中国驻当地使馆人员协助下转赴中国。
越南方面得知消息后，随即宣布撤销他的党内外职务，并将其开除党籍。黄文欢没有再返回越南，而是在中国接受治疗。经过一段时间调养，他的病情逐步稳定，晚年也在中国度过。
因此，1981年那场国宴，对华国锋而言有着特殊意味。那不是一次普通的礼节性出席，而是多年故交在特殊处境下重逢。一个已经退出领导岗位的中国政治人物，专程去见一位远道而来的越南老革命家，背后包含的是历史交情，也是对往日共同经历的尊重。
宴会安排中，还有一个细节让华国锋颇为意外。钓鱼台方面知道他饮食清淡，特意让厨师为他做了一道只用蛋清炒制的鸡蛋。菜端上来时，华国锋看了看，明白工作人员是记得他的习惯。
他没有多说客套话，只对身边工作人员说道：“你们对我的情分我领了。”
黄文欢后来一直生活在北京。1991年，他因病去世，终年86岁，之后安葬于八宝山革命公墓。那场国宴过去多年，留在人们记忆中的，除了宾主身份，还有华国锋临时改变行程、邓颖超亲自相劝，以及一盘专门为他准备的蛋清炒鸡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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