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95年春，北京。叶飞的秘书袁瑞良即将离开工作多年的岗位，赴福建莆田任副市长。临别时，叶飞没有讲长篇道理，只叮嘱他记住四个字：洁身自好。
话很短，分量却不轻。对袁瑞良来说，这既是老领导的临别赠言，也是多年共事中一点点看明白的规矩：身处公职，日常往来再寻常，也得守住界限。
袁瑞良与叶飞共事始于1990年。初次见面时，叶飞用一句关于自己脾气的话打破拘谨，随后又表明不会写小报告。这样的开场，谈不上客套，却让年轻秘书少了几分紧张。
叶飞性情直，遇到原则问题更不含糊。秘书在身边，看到的并非抽象的“廉洁”二字，而是一次次具体选择：什么东西不能收，什么场合不必去，什么话该当面说清。
有商人送礼，叶飞明确拒绝；有人邀请他参加带有商业色彩的活动，他也不愿以职务身份替对方撑场面。礼物价值多少，并不是关键。关键在于，一旦接受，就可能让公私界限变得模糊。
这类事，旁人或许觉得只是人情往来，做秘书的却明白，领导的一次应允，可能被外界看成信号。叶飞把话说在前头，反倒替身边工作人员省去了反复斟酌的麻烦。
脾气急，是叶飞留给一些人的印象；但他并不把脾气当作理所当然。一次会议上，他因讨论激动而冲同事发火，事后意识到言语失当，便让秘书代为道歉。
这件小事也说明，守原则并不等于可以不顾他人感受。敢于指出问题，也得承认自己的过失。对秘书而言，看到这一面，比听一番空泛的训诫更有用。
叶飞对纪律的要求，也体现在日常细节里。涉及机要内容，他严格遵守阅知范围，不因亲近关系便放松规矩。文件放在眼前，不代表人人都能翻看；熟人之间，也不能拿保密制度作变通。
这种做法看上去不近人情，实则是在保护工作。公事有公事的边界，家人朋友也有各自的位置。规矩若只在外人面前执行，规矩便很难真正立住。
工作之外，叶飞有读书和下围棋的习惯。报纸常读，鲁迅作品也反复翻阅。秘书未能学会围棋，叶飞偶尔拿这事打趣，紧张的工作气氛便缓和下来。严肃与平和，在他身上并不矛盾。
他也并非凡事拒绝。教育活动只要合乎情理，他愿意给予支持。一次学校邀请，叶飞得知情况后答应参加。区别不在于活动热闹与否，而在于事情是否正当，是否借职务便利谋取私利。
1995年赴莆田任职，环境变了，手中的职责也变了。副市长面对的是地方事务，工程项目、干部交往、群众办事，都可能带来人情压力。叶飞那句“洁身自好”，并非针对某一件事，而是提醒他在新的岗位上把关口守牢。
尤其在项目和资金面前，规则不能因熟人开口而让步，也不能因对方礼数周到就改变。公职人员经手的是公共事务，决定一旦偏离制度，受影响的往往不止一个人。把拒绝说在事情发生前，远比事后解释容易。
袁瑞良后来在莆田任职，叶飞仍关注他的表现。有关方面曾对其廉政勤政工作予以肯定。叶飞看到相关报道后，简短表示赞许。没有铺陈，却足以看出他在意的不是排场，而是人到了岗位上能否守住本分。
1999年4月18日，叶飞在北京逝世。消息传来，袁瑞良赶赴北京送别。多年共事留下的记忆里，有会议上的直言，有工作中的严谨，也有临别时那句朴素提醒。
对秘书而言，最难忘的未必是某次重要谈话，常常是那些重复出现的细节：不收不该收的礼，不拿职务替人撑场，不把亲近当作越过规矩的理由。叶飞的叮嘱，正是从这些细节里长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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