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裔美国人的兴衰：赢得了美国，却失去了乡音

2019年，七国集团峰会在法国比亚里茨举行，美国总统特朗普与德国总理默克尔会面时曾提到自己有德国血统。

类似的身份认同在美国并不少见，根据美国人口普查相关调查，数千万美国人自报具有德国祖源，德裔长期是美国规模最大的祖源群体之一。

如今在家中使用德语的美国人已经远远少于自称拥有德国血统的人。

这形成了一个鲜明反差：德裔美国人深刻影响了美国的农业、工业、饮食、教育和军事，却没有像人口规模所暗示的那样长期保住自己的语言。

关于“美国建国时，英语和德语曾经投票决定国运，德语只差一票落败”的传说，更把这种反差演绎成了一段戏剧性故事。

但真实历史并非如此，要理解德裔美国人的命运，需要从他们为什么离开欧洲、如何在北美扎根，以及后来为何主动或被迫融入英语社会说起。

17世纪的德意志并不是一个统一国家，而是由众多公国、侯国、主教领地和自由城市组成的政治拼图。

名义上它们属于神圣罗马帝国，实际上各地拥有不同的统治者、税制和关卡。

1618年至1648年的三十年战争重创了中欧，许多地方人口锐减，村庄被毁，农田荒芜，瘟疫和饥荒接踵而至。

战争结束后，德意志西部又遭到法国扩张的冲击。

1688年起，法军进入莱茵河一带，普法尔茨地区尤其受创。

城镇遭到焚毁，海德堡城堡也在战火中严重受损。

此后，严寒、歉收、领主加税和宗教冲突继续压迫普通人。

对于许多农民而言，离开家乡不再是追求财富的选择，而是摆脱困境的出路。

大西洋另一端，英国贵族威廉·佩恩正试图在北美建立一处允许不同宗教信仰者和平共处的殖民地。

1681年，英国王室将一大片北美土地授予佩恩，后来这里成为宾夕法尼亚。

1683年，一批讲德语的门诺派和贵格会信徒抵达费城附近，在那里建立了日耳曼敦。

这个社区逐渐发展成纺织和手工业中心，也留下了美国反奴隶制历史上的重要记录。

1688年，日耳曼敦的几名贵格会信徒联名反对奴隶买卖，指出自己既然因受压迫而逃离故乡，就不应再压迫别人。

真正带来大批德语移民的是18世纪初的经济与政治动荡，1709年前后，普法尔茨等地的居民在战乱、严寒和贫困中寻找出路。

英国政府一度接收了大量抵达伦敦的德意志难民，随后把他们分流到爱尔兰、北美等地。

其中一部分人被送往纽约哈德逊河谷，从事松脂和松焦油生产，为皇家海军提供船舶维护材料。

但由于当地树种并不适合原定计划，项目失败，许多移民陷入困顿，最终有人离开原安置地，转往宾夕法尼亚。

移民的书信在德意志乡间传播，宾夕法尼亚因此逐渐建立起良好口碑。

18世纪的德语移民大多在费城登陆，再进入内陆开垦土地。

航程漫长，船舱拥挤，疾病和缺水都可能造成死亡。

无力支付船费的人还可能签订契约，在抵达后为农场主或商人劳动数年抵债。

尽管旅途艰难，宾夕法尼亚相对肥沃的土地和较多的宗教空间仍然吸引了越来越多德语移民。

德语移民在宾夕法尼亚逐渐站稳脚跟与他们的农业技术和手工业传统密切相关，他们擅长轮作、施肥，也善于选择适合耕作的土地，修建坚固的石头谷仓。

兰开斯特等地区因此发展为重要农业区，英国殖民者有时会嘲笑德语移民的生活习惯，但这些移民的农场产出稳定，久而久之也赢得了认可。

德裔工匠还改进了交通工具和武器，兰开斯特一带制造的康内斯托加大篷车，车底设计便于装载货物，后来成为美国向西拓展时的重要运输工具之一。

当地枪匠制作的长管来复枪射程较远、精度较高，在北美森林环境中颇受重视，后来也与“肯塔基长枪”的历史形象联系在一起。

德语出版商克里斯托弗·绍尔等人经营报纸、印刷宗教书籍，帮助移民维系语言与社区生活。

美国独立战争爆发后，德裔居民在战争双方都留下了身影。

英国政府向德意志一些邦国的统治者购买军队，其中来自黑森等地的士兵被美国人统称为“黑森兵”。

1776年圣诞节，华盛顿率军渡过特拉华河，突袭特伦顿的黑森驻军，俘虏了大批士兵。

这场胜利提振了大陆军士气，战争结束后，有一部分黑森士兵没有返回欧洲，而是留在美国逐渐融入当地社会。

德裔军官也为大陆军作出贡献。

普鲁士军官施托伊本在福吉谷营地帮助华盛顿整顿军纪、训练士兵。

他制定的操练方法让大陆军的队列、装填和战术动作更加规范，对美军早期军事训练产生了深远影响。

关于“德语只差一票成为美国官方语言”的传说，也与这一时期之后的德裔政治人物有关。

腓特烈·米伦伯格是美国第一届众议院议长，其家族在德裔宗教和政治圈中颇有影响。

众议院讨论的是是否翻译和印行法律，而不是将德语定为国家语言。

1795年，一项关于延期处理该提案的程序性动议以42票对41票未获通过。

后来，这个数字逐渐被传说改造成“德语竞选美国官方语言，败给英语一票”。

美国联邦层面当时并没有正式确定官方语言，这个故事不能当作真实的语言公投。

19世纪，德意志地区的移民潮远超18世纪。

土地继承制度导致部分地区农地不断细分，工业化又冲击了乡村手工业；歉收、饥荒、兵役和政治压迫，也促使许多人离开家乡。

1848年欧洲革命失败后，一批要求统一、宪政和民主的德意志知识分子被迫流亡美国。

他们被称为“1848年人”，其中卡尔·舒尔茨后来成为反奴隶制运动的支持者，并担任过联邦参议员和内政部长。

交通发展降低了移民成本,蒸汽船逐步取代帆船后，大西洋航程明显缩短。

许多德国移民不再集中在宾夕法尼亚，而是沿着密西西比河和五大湖地区向中西部扩散，在密尔沃基、圣路易斯、辛辛那提等城市形成规模可观的德语社区。

纽约曼哈顿下城也曾拥有著名的“小德国”。

德裔移民改变了美国的饮食、商业和休闲生活。

拉格啤酒逐渐普及，密尔沃基和圣路易斯出现大型酿酒企业；德国式啤酒花园把乐队演奏、聚餐和社交结合在一起。

德国移民还经营熟食店、印刷厂、乐器工坊和药品企业。

李维·施特劳斯后来与裁缝合作，推动了铜钉加固工装裤的发展；史坦威钢琴、亨氏食品和辉瑞等品牌的历史，也都与德语移民或其后代有关。

德裔社区不只拥有商业网络，也建立了报纸、学校、合唱团、体操协会、射击俱乐部和教会。

部分地区的公立学校曾实行德英双语教学，居民在日常生活中可以长期使用德语。

德国移民还把幼儿园教育、体操活动等理念带到美国。

英语中的“kindergarten”本身就来自德语，字面意思是“儿童的花园”。

不过，德裔美国人从来不是一个完全统一的群体。

1871年德意志帝国成立之前，移民来自不同邦国和地区，彼此方言、生活习惯差异明显。

宗教上，他们既有路德宗，也有天主教徒、门诺派、贵格会信徒和犹太人；政治立场上，有共和党支持者、民主党人、社会主义者和保守农民。

许多人在美国第一次与其他地区的德语移民相遇，才逐渐形成更广泛的德裔身份认同。

德裔移民也分布在美国南部和大平原,19世纪中期，德国移民在得克萨斯州中部建立新布朗费尔斯和弗雷德里克斯堡等聚居地。

部分德裔居民反对奴隶制，在南北战争中支持联邦。

1862年，一批得州德裔男子试图逃往墨西哥再加入联邦军，途中遭邦联军追击，发生严重伤亡。

另有来自俄罗斯的德裔移民在19世纪后期迁往大平原，他们带来的冬小麦品种适应当地气候，对堪萨斯等地发展小麦种植发挥了作用。

德裔居民在商业、农业、教育和政治领域都取得了成就。

但表面上的繁荣掩盖了一个结构性弱点：德裔社区缺少统一的身份认同，也缺乏不断补充的新移民来维系语言环境。

德意志统一和工业发展改变了移民流向,德国本土的就业机会增多，赴美移民数量逐渐减少。

移民的子女进入英语学校，与不同族裔交往和通婚，英语在工作、教育和公共生活中的优势越来越明显。

许多家庭呈现出常见的代际变化：第一代主要使用德语，第二代能够使用两种语言，第三代则往往以英语为主。

语言的衰退并非单纯因为某项法律，而是社区规模、教育制度、经济机会和代际选择共同作用的结果。

不过，德语社区并非没有尝试抵抗。

1889年，威斯康星州通过要求学校主要科目使用英语的法律，引发德语路德宗和天主教社区的反对。

原本在宗教问题上意见不合的群体，一度联合维护教会学校的语言权利。

相关争议表明，德裔选民在地方政治中仍有力量，但这种跨宗教、跨党派的团结难以长期维持。

1904年，纽约“小德国”遭遇了沉重打击。

“斯洛克姆将军号”游船发生火灾，造成一千多人死亡，遇难者中有大量德裔妇女和儿童。

灾难使许多幸存者离开原本的社区，小德国的聚居网络进一步瓦解。

此时，德语在美国的地位已经受到英语教育、代际同化和移民减少的持续影响。

如果没有新的政治冲击，它或许仍会像其他移民语言一样逐渐缩小使用范围；第一次世界大战把这一过程急剧加速了。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美国最初保持中立。

部分德裔美国人同情祖籍国，在报纸上表达反战立场、为救援机构募捐，或反对美国向交战国出售武器。

在他们看来，这属于正常的公共表达；但在主流社会中，德裔居民逐渐被怀疑对美国缺乏忠诚。

1915年，德国潜艇击沉“卢西塔尼亚”号，造成包括美国人在内的大量人员死亡。

1917年，美国对德国宣战，反德情绪迅速升级。

许多带有德国色彩的食物、企业和地名被改名，一些德裔居民也主动把姓氏改成英语拼法，以降低被怀疑的风险。

部分州通过限制外语教学或公共场合使用外语的规定。

1918年，爱荷华州曾限制在公共场所、学校等场合使用德语；内布拉斯加州等地也出台过限制外语教学的法律。

1923年，美国最高法院在“迈耶诉内布拉斯加州案”中裁定，州政府不得以相关法律不合理地限制教师教授外语及家长教育子女的权利。

法律层面虽然出现了纠正，但许多家庭已经因恐惧和社会压力，决定不再向下一代传授德语。

1918年，伊利诺伊州发生德裔移民罗伯特·普拉格遭私刑处死的事件。

他被怀疑不忠于美国，暴徒将他带走并吊死，参与者后来却被陪审团判无罪。

这个案件说明，在战争狂热之下，忠诚被简化成外在表演，族裔身份足以让一个人遭受暴力，即使他已申请入籍并自认是美国人。

禁酒运动也与反德情绪发生交汇,美国禁酒运动早已存在，但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部分禁酒倡导者把啤酒厂与德国联系起来，声称饮酒是在支持敌国。

1919年通过的宪法第十八修正案于1920年生效，全国禁酒令重创啤酒业，也削弱了以啤酒花园、社团聚会和合唱活动为中心的德裔公共生活。

战争排斥与禁酒政策叠加，使德语社区赖以延续的场所和组织迅速萎缩。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也拘禁了部分德国籍侨民及其家属，但整体规模和波及范围与日裔美国人的大规模拘禁不同。

少数亲纳粹组织曾在美国活动，却不能代表广大德裔居民。

事实上，美国军队中有许多德裔将领和士兵。

潘兴、艾森豪威尔、尼米兹等人的家族背景都与德语移民有关，他们指挥美军对抗德国，也说明祖源并不能简单决定一个人的政治忠诚。

二战以后，德裔美国人越来越少以独立族群的方式出现在公共视野中。

他们没有像一些其他移民群体那样长期维持显眼的城市聚居区，也很少拥有统一的族裔政治组织。

许多人已经使用英语生活，德国祖源成为家族历史的一部分，而不是日常语言和社会身份的核心。

漫画家托马斯·纳斯特塑造的圣诞老人形象，对美国人熟悉的圣诞视觉传统产生了重要影响；他也参与塑造了美国两大政党的动物象征。

德国移民创办的企业、带来的农业技术，以及幼儿园和体操教育理念，同样融入美国社会。

仍然保留德语的群体中，阿米什人和部分门诺派教徒尤其引人注目。

他们的社区重视宗教传统、家庭和群体边界，在日常生活中使用宾夕法尼亚德语，并在宗教活动中保留较古老的德语形式。

2025年3月1日，特朗普签署行政命令，将英语指定为美国联邦层面的官方语言。

这是美国联邦政府首次以行政命令作出这样的指定，命令同时保留了各联邦机构继续提供其他语言服务的空间，因此不能简单理解为其他语言从此被全面禁止。

更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政策发生在德裔美国人早已广泛融入英语社会之后，特朗普本人曾公开谈及自己的德国血统。

德裔美国人的历史并不是一场简单的“胜利”或“失败”。

语言能否延续，不只取决于祖先来自哪里，还取决于家庭是否持续传承、社区是否拥有稳定的使用空间，以及学校、经济和政治环境是否支持多语言生活。

数千万美国人可以拥有德国祖源，却不再会说德语。

这不是血缘消失，而是身份和语言在代际之间发生了变化。

一个移民群体可以深刻改变新国家，也可能在融入新国家的过程中，逐渐忘记自己曾经如何称呼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