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建章：义务教育应该延伸为义务养育

先立业后成家导致结婚生育年龄上升，结婚率和生育率下降

中文有一个成语是“成家立业”，可见，中国古代的传统是先成家后立业。但在现代社会，人们的生活经历普遍是按照这样的顺序：首先接受义务教育，然后读大学，毕业后找到一份工作，有一定的经济基础后，再结婚生子，也就是先立业后成家。

在智能社会，入门级工作收入相对较低且更容易被替代，而高级工作对技能要求更高，这促使求职者大幅增加教育投入。近年来研究生学历几乎成为所有高级职位求职者的必备条件，正是这一趋势的直观体现。

根据教育部发布的数据，近年来全国普通本科招生人数中，女生占比越来越高。女性获得更高的学历，无论对于个人还是整个国家来说肯定都是好事。但也必须考虑到，一个年轻女性通常要到22岁左右才完成本科学业，如果要修硕士学位则要到25岁前后，有些科研岗位往往还需要攻读博士学位，所以，先立业后成家导致的后果是结婚生育年龄上升，这也是结婚率和生育率下降的重要因素。

根据民政部公布的数据，中国结婚率从2013年的9.9‰下降到2024年的4.3‰。在中国，婚内生育始终是主流，婚外生育所占比例很低，所以，结婚率下降直接就会导致生育率下降。中国近几年的生育率已降至更替水平的一半左右。

近年来，中国女性的平均初婚年龄和平均初育年龄都在不断上升。从2000年到2020年，中国女性的平均初婚年龄从23.28岁上升到27.95岁。从2006年到2016年，中国女性平均初育年龄从24.3岁上升到26.9岁，2020年上升到27.22岁，2024年进一步上升到28.63岁。初婚初育年龄上升，必然导致生育数量减少。

与此同时，生育孩子的成本越来越高，而收益越来越不确定。面对激烈的职场竞争、以及高昂的结婚和生育成本，越来越多的年轻人选择不婚不育。

智能社会也可以选择先成家后立业

在现代社会，先立业后成家有一定的合理性，毕竟，年轻人需要有一定的经济基础才能结婚生育。但智能社会对“立业”提出了全新要求。在工业社会，立业的路径相对清晰：学会一门专业技能，找到一份工作，勤勤恳恳干到退休。但在智能社会，技术迭代的速度远超个人学习的速度。今天的热门职业，明天可能就消失；今天的稀缺技能，后天可能就被AI完全替代。这意味着，在智能社会，“立业”不再是找到一份终身职业，而是持续适应、持续创造的过程。

这种持续创造的能力，不是靠刷题和考试能培养的，而是需要一个人拥有广博的知识面、丰富的人生阅历、良好的情绪管理能力、与他人协作的同理心，以及在不确定中做决策的勇气。这些素质，恰恰是在家庭生活中、在养育孩子的过程中最容易得到锻炼的，养育孩子本身就是一种深度学习，一种关于人性、关于生命、关于社会的全方位教育。因此，在智能社会，年轻人既可以选择先立业后成家，也可以选择先成家后立业。

有人可能会说：养育孩子太贵了，如果先成家后立业，年轻人连自己都养不活，怎么养孩子？这正是问题的关键，养育成本过高，已经成为阻碍年轻人成家立业的最大障碍。先成家后立业的前提是，国家承担养育孩子的主要成本。

生育是家事也是国事，有必要把义务教育延伸到义务养育

义务教育制度的建立，是人类文明的一大进步，保障了每个孩子都能获得基础教育的机会。现在需要进一步把义务教育延伸到义务养育。与养育相比，其实现在教育投入是相对过剩的，因为如果是按照过去每年出生人口约1600万的数量投入教育，那么现在每年出生人口约800万，数量减半了，是不是应该把教育投入的一部分财政资金分配给养育孩子的父母？

养育和教育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教育侧重于知识的传递，而养育则包括情感陪伴、人格塑造、生活技能培养等多个维度。如果一个孩子虽然接受最好的学校教育，但缺乏家庭的养育和陪伴，他的人格发展很可能是不完整的。

养育孩子具有很强的正外部性，这一点和义务教育高度相似。家庭养育孩子，直接受益者固然是亲子本身，但大量收益会外溢给整个社会。孩子长大之后，会成为未来的劳动者、纳税人、社保缴费人、创新主体，承担未来的养老、公共服务、技术创造等社会责任。如果家庭承担养育孩子的全部成本，却无法独占养育带来的全部长期收益，收益由全社会共享，那么，个体理性选择就会倾向少生、不生，最终带来社会层面劳动力萎缩、税基收缩、社保体系承压、创新人才供给不足等困境。义务教育之所以由国家介入、公共财政兜底，正是因为教育有正外部性；同理，养育孩子也属于具有强外部性的活动，本质上是家庭在替社会进行人力资本投资。既然养育收益由全社会共享，养育成本就不该完全由家庭承担，国家财政理应分担养育开支，把养育转化为一项公共支持的事业。

将义务教育延伸为义务养育，意味着国家承认：养育孩子不仅是家庭的私事，也是社会的公共事务。因为孩子不仅是父母的孩子，同时也是国家未来的劳动者和纳税人。孩子的健康成长，直接关系到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具体来说，义务养育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经济支持。国家为每个孩子提供从出生到成年的基本育儿补贴，比如每个孩子每月补贴2000元，直到孩子年满18岁。

二是时间保障。推行带薪育儿假，让父母有足够的时间陪伴孩子成长。这不仅包括产假和陪产假，还包括在孩子关键成长阶段的弹性工作制度。

三是服务供给。建立普惠性的托育服务和免费学前教育，让每个家庭都能享受到高质量的育儿服务。

义务养育不仅是社会公平的需要，也是人口可持续发展的需要。当前，中国面临生育率持续下降的困境。年轻人不生孩子，不是因为他们不想，而是因为养育成本太高、压力太大。如果国家能够为养育买单，将极大减轻年轻人的负担，让他们敢于成家、愿意养育。

而且，义务养育能够打破阶层固化的恶性循环。富裕家庭可以为孩子提供最好的养育资源，而贫困家庭则往往无力承担。这种养育差距，会在代际之间不断放大，导致社会阶层的固化。义务养育制度的建立，能够为所有孩子提供相对公平的起跑线，让每个孩子都能在爱与关怀中成长。

义务养育的钱从哪里来？

有人可能会质疑：义务养育的钱从哪里来？可以通过发行长期国债建立国家育儿专项基金。这个育儿基金在前期通过发行国债借钱发育儿补贴，后期则从税收中提取一部分还债。发行这种长期国债，有利于体现代际公平，让未来受益于这些劳动力的纳税人共同分担当前成本；也有利于债务平衡，因为人口增长带来的税基扩大，将增强未来偿债能力。

义务养育的投入，可以看作是对未来的投资。一个健康成长的孩子，未来会成为有生产力的劳动者、有责任感的公民、有爱心的父母。这笔投资的回报率，远高于许多短期项目。

还有人担心：国家承担养育责任，会不会削弱家庭的功能？恰恰相反。义务养育不是要取代家庭，而是要支持家庭。它让父母从沉重的经济压力中解脱出来，有更多时间和精力去陪伴孩子、去享受天伦之乐。养育孩子的质量，反而会因此提升。

也有人会说：这会不会养懒人？义务养育是有条件的，它要求父母履行基本的养育责任。就像义务教育要求家长送孩子上学一样，义务养育也要求父母积极参与孩子的成长过程。对于那些不履行养育责任的家庭，国家有权介入，确保孩子的权益不受侵害。

结论：要建设生育友好型社会，义务教育应该延伸为义务养育。义务教育之所以由国家财政兜底，正是因为教育有正外部性；同理，养育孩子也属于具有强外部性的活动，本质上是家庭在替社会进行人力资本投资。既然养育收益由全社会共享，国家财政理应分担养育开支，把养育转化为一项公共支持的事业。生育和养育孩子既是家事也是国事。今天的孩子，是明天的纳税人、劳动者、创新者。如果国家从孩子出生起就承担一部分养育成本，那么今天在育儿上的公共投入，会在未来以税收、社保、创新等形式得到回报。从长远来看，这是最有价值的投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