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
面对铺天盖地的不确定，世界像在掌心碎裂，光靠"信任"已经不够。哲学家玛莎·努斯鲍姆说过，做个好人意味着对世界保持开放，有能力去信任自己控制之外的、不确定的事物。而在那种被压垮的时刻，还需要比盲目信任更深、更坚韧的东西，把人重新锚定在自己的善意上。
伯特兰·罗素（Bertrand Russell，1872年5月18日—1970年2月2日）在《变化世界中的新希望》（New Hopes for a Changing World）里谈的正是这件事。这本书写于他获得诺贝尔奖一年之后，当时人类还没抖落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尘土与恐惧，又已经在冷战的核威胁下发抖。
罗素观察到，他所处的时代和今天一样，弥漫着"一种无能为力的困惑感"，以及"灵魂深处理智部分与疯狂部分之间的深深分裂"。这种铺天盖地的世界性压迫，对人的精神意味着什么？他写得很直白：
"我们这个时代令人痛苦的一点是，那些感到确定的人是愚蠢的，而任何有想象力、有理解力的人，都充满了怀疑和犹豫。"
但他没有停在这里。罗素坚持另一种关于人类命运的看法——它让人振作而非瘫痪，建立在"对我们所遭遇的情绪、绝望和令人发狂的怀疑的最完整理解"之上。这种看法能削弱西方文化里最坏的部分：躁动、军国主义、狂热、对机械的冷酷信仰；也能放大其中最好的部分：自由探究的精神、对普遍繁荣条件的理解、从迷信中解放。
他接着追问现代困惑的根源。传统的教条体系和传统的行为准则，已经不再有从前的约束力。男人和女人常常真心怀疑什么是对、什么是错，甚至怀疑对错是否只是古老的迷信。等他们试着自己判断这些问题，又发现太难了：找不到任何应当追求的清晰目标，也找不到任何应当遵循的清晰原则。
罗素打了个比方：稳定的社会可能有在外人看来荒谬的原则，但只要社会保持稳定，这些原则在主观上就是够用的——几乎所有人都不加质疑地接受它们，它们让行为规则像小步舞曲或英雄双行体那样清晰精确。而现代生活完全不像小步舞曲，也不像英雄双行体，它像自由诗，"只有诗人才能把它和散文区分开来"。
在罗素看来，这种煎熬只是文明的成长痛。等我们走向成熟，会得到一种"充满喜悦、活力和精神健康"的生活。他写道：
"我所理解的好生活，是幸福的生活。我不是说如果你善良你就会幸福；我是说如果你幸福，你就会善良。不幸深深植根于我们大多数人的灵魂之中。"
他还提醒，一种生活方式只要还停留在智识上的确信，就不可能成功。它必须被深切地感受、深切地相信，甚至在梦里也占据主导。
那么，拿什么替代旧意义上的伦理？罗素的答案是：给一切有创造性、有扩张性的冲动以鼓励和机会。尽一切可能把人从恐惧中解放出来——不只是意识到的恐惧，还有我们从丛林里带出来的、被囚禁已久的原始恐惧。要让这件事清楚，不只是作为一个智识命题，而是作为心会自发相信的东西：我们不会通过让别人受苦来获得自己的幸福，幸福以及通往幸福的手段，都取决于与他人的和谐。
当这一切不只被理解，而且被深切感受，人就容易活得既给自己、也给他人带来幸福。罗素说，如果人们能这样思考和感受，不只是个人问题，连世界政治中那些最晦涩艰难的问题也会消融。就像山顶的雾散去，风景显现，道路清晰。要做的只是打开心与智的门，让被囚禁的恶魔逃出去，让世界的美占据进来。
无力感不必被立刻消灭。罗素给出的顺序是：先看清它，承认它，再让心自己去相信那些值得相信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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