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煮牛肚的味道，成了他写书的起点

约瑟夫·卢齐（Joseph Luzzi）在2011年拿到了一份写书的合同。那本书叫《我的两个意大利》（My Two Italies），是他第一本面向普通读者的书，与他此前做的学术写作很不一样。

他原本打算写一部意大利文化史，一直写到动荡的贝卢斯科尼时代。他和编辑都不确定这本书最终会是什么样子，合同上连书名都写着"未定"。他手里有大量关于意大利的材料，是当学生、做学者、当老师这些年攒下来的。可他缺一个能把这一大堆东西推动起来的引擎。于是他卡住了，几周、几个月过去，没有书，也没有叙事的中心。

后来有一天，他去了巴德学院的图书馆，又一次为这本还没出生的书打卡上班。在满是书、让他觉得舒服的地方，他像往常一样睡着了，然后做了一个梦。

梦里他回到童年的家，放学后冲进屋子，盼着能吃上一片抹了黄油的、母亲刚烤好的面包，或者一块温热酥脆的葡萄酒饼干。结果楼下烤箱飘来的味道让他当场停住脚步，一阵恶心。母亲在做牛肚。两口黑色大锅里，煮着牛胃。可那股难闻的气味偏偏像一记提醒：他不该去"写"这本书，他该去记起它，让童年的故事自己讲出来，落到纸上。用他的话说，他闻到了这本书的源头，就像他记起了它们一样。普鲁斯特在《追忆似水年华》里，一小块玛德琳蛋糕引出 narrator 记忆的洪流；而他的第一推动力，是卑微的牛肚。直到今天，他路过托斯卡纳的牛肚摊，还是会捏着鼻子，表达一下自己的文学感激。

这本书从此有了重心：他要重现童年的气味、声音和故事——那是意大利古老文化、美国梦的向往，以及一个大家庭在卡拉布里亚传说与"我先"的消费文化世俗自由之间挣扎的交汇点。他要做的只是闭上眼睛，像在图书馆那个决定性的日子一样，去回忆。

但写书从来不是一个人的事。可能是一位像你一样投入你文字的编辑，也可能是一位替你挡住门外孩子喊叫的伴侣，你总需要一个缩小版的"村庄"。材料他都有了，图书馆里的顿悟之后，计划也有了。他缺的是一位缪斯。

这位缪斯不是但丁的贝雅特丽齐或彼特拉克的劳拉那种难以捉摸的青春之美，而是以养育的姿态出现的、八十多岁的母亲约兰达·卢齐（Yolanda Luzzi）。自1995年父亲去世后，她多年裹在哀悼的黑色里。他能闻到过去了，还需要听见它的声音。母亲给了他这个声音——她不只是讲述往事，还把它们演出来，让那些本来只是抽象碎片的记忆活了过来。

她的"演出"发生在早上一起喝咖啡的时候，或者晚上在她那间黄色的厨房里吃晚饭的时候；夏天则在後院的野餐桌旁。那是他最喜欢的地方，那里满是幽灵。他能感觉到已故的父亲徘徊在水泥台阶旁——几十年前父亲在那里签下自己的名字，像是清醒而宿命地记录下自己抵达美国、以及永远失去故土：P. L. Nato Acri 1923，帕斯夸莱·卢齐，1923年生于卡拉布里亚的阿克里。野餐桌上方那棵树，曾是他童年堡垒的所在，也是母亲不知疲倦劳作的地方，她在树枝上晾衣服、晒地毯。

夏天的晚餐有她园子里种的老品种番茄，切块、撒盐、浇油，配上她自制的面包。当然还有一道必有的意面，运气好的晚上是她用一根细铁杆手工压出来的螺旋面。母亲平时一般不喝酒：过去的卡拉布里亚性别规矩认为，男人可以也应该大量喝酒，女士则应当推辞，只有节日和圣徒日才偶尔来一滴。可当她讲起故乡的故事，约兰达会同意喝一杯卡拉布里亚红酒——那是他们为纪念父亲而继续酿的。

在故事悬置的那个空间里，母亲不再是那个从十七岁生下第一个孩子起就定义了她一生的身份：一个母亲。她讲起父亲当年如何把她关在屋里、逼她嫁给他——那年她十四岁，他让全村以为他已经占有了她，从而偷走了她的名誉——讲这些时，她变回了那个童年在一个下午之内被夺走的、惊恐的小女孩。她讲起二十多岁独自来到美国、丈夫和四个孩子都不在身边、要在陌生的新大陆安顿全家的感受时，她又成了那个困惑却坚定、准备与过去一切决裂的移民。而讲到与那个专横的丈夫五十年艰难而忠诚的爱情后失去他时，她眼里闪着愤怒与悲伤的混合——希望两人在一起的日子能更温柔些，也遗憾与那个共享过灵魂的人被分开。

书出版后不久，他回到母亲的厨房，两人中间放着一杯咖啡，他拍下了他们的对话。他问她为什么来美国，她回答："Siamo venuti ca per campare più buono perchè c'era la fatiga"——"我们来这里是为了过得更好，因为这里有活干。"她用来指"工作"的词不是标准意大利语里的 lavoro，而是 fatigare，"使自己劳累、变得疲惫"，对父亲那样的人来说再准确不过：美国意味着没完没了的体力活，以及在晚饭桌上、在烟雾缭绕中累到昏睡过去。他问她想念意大利的什么，母亲的回答让他意外，她用破碎的英语说："说实话，我不想……是我丈夫想，不是我。"她接着说，她想念的是自己的父亲母亲。可到采访时，她童年家庭里的人都已经去世了，于是她用一贯的干脆补了一句："我没有兄弟，没有姐妹，我还能想念什么？"

如今再看那段视频，让他触动的是母亲看上去多么无聊、不自在，甚至有点恼火。而这些干脆的回答，与她在野餐桌旁重现过去时嘴里流出的诗意，差别如此之大。他明白为什么：在那次采访里，母亲不是在讲故事，而是在回答问题和提示，那对她来说大概像一场审问。在家庭橡树下，她身体里的那个讲故事的人才能更自然地开口，甚至更好——重写自己的人生故事。母亲不是把东西写下来的人，那是他的地盘，她也很乐意帮他。但别误会，那些夏天里关于卡拉布里亚的爱与失去、关于一个家庭在新世界迈出不确定第一步的故事，既是为他讲的，也是为她自己讲的。

约兰达·卢齐懂得一个好故事的第一条铁律：它首先得让你自己觉得有意思，才可能抓住听众和读者的注意力。于是她滔滔不绝地讲下去，话语从她口中倾泻而出——那将是她唯一的作品，也是她的杰作，《人生之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