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裔记者在叙利亚采访维吾尔人，她摘下了母亲给的玉镯

故事的开头是这样的：我准备搬回美国。此前十年，我一直住在国外，做驻外记者。所有家当还在太平洋上漂着的时候，我答应帮NPR去黎巴嫩报道一个月。落地贝鲁特两天后，邻国叙利亚的阿萨德政权倒台，叙利亚很快成了更大的新闻。

在叙利亚实地报道时，我注意到外国战斗人员的存在，尤其是中亚来的。其中一些人明显是维吾尔人。联系和协商花了几个月，去年夏天，他们同意接受有史以来第一次公开记录在案的媒体采访。我带上说维吾尔语的活動人士阿卜杜韦利·阿尤普（Abduweli Ayup），以及我们的阿拉伯语制片人贾瓦德·里兹卡拉（Jawad Rizkallah），前往叙利亚北部。

报道叙利亚的维吾尔人，是一件复杂且极其敏感的事。他们的存在，被中国共产党用来为其自2017年以来对维吾尔人及其他少数民族群体的不当拘押和大规模逮捕辩护。确认他们的存在，并不能让这样的打压变得正当。

在我录下的数十小时采访里，有一点变得清楚：这个约两万人的叙利亚社区，男女老少几乎没有人一开始就打算拿起枪、成为一个武装的、有 militant 民族主义色彩的运动。他们讲述的是在中国经历的极度创伤——身体暴力、被拘押和失踪的威胁、无处不在的歧视，这些最终让他们相信，自己在故乡没有未来。

但叙利亚维吾尔人在中国和叙利亚都背负着争议性的历史。北京视他们为极端分子和恐怖分子，认为他们与针对平民的致命袭击有牵连。我该如何核实那些针对维吾尔武装人员整体的说法？而在叙利亚，维吾尔人让少数族群感到不安，他们作为外国战斗人员的存在，对叙利亚人来说仍是敏感话题。因此，比以往更重要的是，不能只采访维吾尔人自己，还要采访他们在叙利亚一起生活、一起战斗过的人。

然后是身份问题——我以什么面貌出现在维吾尔人面前。我是华裔美国人，在北京生活了近八年，说一口流利普通话，长相一看就是中国人。有阿卜杜韦利和贾瓦德在身边，我可以确保用维吾尔人的母语，或他们如今生活工作所用的黎凡特阿拉伯语与他们交谈。起初见维吾尔人时，我小心地不说普通话，我敏感于这可能触发他们潜在的创伤联想。我甚至摘下了常年戴着的玉镯——那是母亲给我的，在中国文化里是保护与平安的象征，尤其对女性而言。我不想让维吾尔人因为中国文化的提醒而感到不适。

我本不必担心。这个历史上对外人极为封闭的社区，热情地欢迎了我们。后来在数十次采访中我才知道，他们的反感和敌意不是针对中国人，而是针对中国政府。有些维吾尔人很愿意和我说普通话——他们在新疆时说得很流利，到了叙利亚却再没机会练习。

说实话，更难对付的是伊德利卜的生活条件。大多数维吾尔人住在叙利亚北部这座城市周边，十三年多的战争让城中大片区域破败不堪，关键基础设施被毁。没有营业的酒店，我最后租了一个月的带家具公寓，热水器烧柴油，冒黑烟却没有淋浴头，整整一个月我都是用桶洗澡。

但这些不便值得。我最终录下了数百小时的素材，采访对象既有维吾尔人，也有当地叙利亚人，后者对他们新来的外国邻居给出了多面和未加修饰的看法。在叙利亚北部吃着维吾尔风味的馕和羊油萨姆萨，我闭上眼几乎能想象自己回到十年前的新疆。谁能想到，我在中国的那些年，会把我带到叙利亚这片干燥多丘的土地上？

这次报道引出的问题比我出发前预想的更大。战争结束了，维吾尔人会怎样？很多人正在真正扎根：买地、盖房、把孩子送进叙利亚学校。但他们公开说出的梦想仍是打回中国——这个前景在许多方面比他们初到叙利亚时更不现实。讨论在叙利亚永久定居，仍是禁忌。

另一个让我反复思考的问题，是创伤那种悖谬的力量。一位父亲观察到他叙利亚出生的孩子和在中国的孩子之间的差别：前者更平静、更外向，他推测是因为经历的国家控制和民族歧视少得多。但可以预料的是，对从未见过新疆的叙利亚出生子女来说，维吾尔独立事业的火也烧得不那么旺。维吾尔人共同的苦难和对故乡的痛苦记忆，造就了巨大的团结感，让他们熬过了一场严酷的战争；但要把这种集体悲剧感传递给下一代叙利亚维吾尔人，会越来越难。

我在叙利亚的时间，成了我的书《我们的心为故乡燃烧》（Our Hearts Burned for Home）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我希望读者记住，我写到的那些维吾尔人，是沿着怎样曲折、出人意料的路径来到叙利亚的。他们的故事里，几乎没有哪个角色是简单意义上的“好人”。我不要求读者选边站，只希望你们共情：创伤和战争有一种可怕的方式，迫使个人在坏与更坏之间做选择。

我希望这个故事，能给被卷入比自身更大的冲突的维吾尔人和叙利亚人，一些主体性和声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