逮捕令还挂着，联合国报告又来了！对内塔的清算时刻，比想象更近

2024年11月，ICC预审分庭针对内塔尼亚胡、加兰特签发逮捕令，当时相关的法律定性工作已经完成，涉及的罪名包括将饥饿作为战争方法、谋杀作为危害人类罪、迫害、其他不人道行为，以及作为上级故意指挥针对平民人口的攻击。

逮捕令的实际法律效力，和它能否得到执行直接相关。距离签发时间过去接近两年，内塔尼亚胡乘坐的专机依旧可以飞越加拿大、法国、意大利、希腊的领空前往纽约，法国外交部还公开表明立场，称《罗马规约》没有对“国家飞机上的逮捕令目标乘客”施加飞越领空时的逮捕义务。目前逮捕令依旧处于有效状态，但执行的边界在各类政治摩擦的影响下逐渐变得模糊。

让这一局面出现实质性变化的，是2026年10月26日联合国巴勒斯坦被占领土独立国际调查委员会提交的相关报告。这份报告给出的结论本身没有太多新的内容，该委员会早在2025年9月就已经作出认定，以色列在加沙实施了《灭绝种族罪公约》所列五项行为中的四项。这次新报告的实际分量体现在证据形态方面。

委员会记录的内容显示，停火协议签署之后，以色列控制加沙地带的范围比例从53%扩大到至少60%，这段时间内以军的火力攻击造成至少196名巴勒斯坦人死亡，死者中包含61名儿童。涉及西岸的部分，报告记录了有关灭绝、酷刑、强奸和性暴力的系统性指控，其中包括斯德泰曼军事监狱内发生的六起针对加沙男性被拘留者的性暴力案件。美联社的相关报道明确提到，这些调查结果“可被国际刑事法院检察官使用”。

相关法律机制层面存在一个需要明确的事实。ICC检察官办公室2024年申请签发逮捕令时采用的证据标准，是《罗马规约》第58条规定的“合理理由相信”。这一门槛低于审判阶段的定罪标准，能够支撑逮捕令的签发，但还达不到法庭审判时排除合理怀疑的定罪要求。

联合国调查委员会在两年多时间里逐项固定的证人证词、卫星图像、数字取证材料以及指挥链识别内容，作用是填补“合理理由相信”和“排除合理怀疑”之间的差距，这段差距通常需要依靠检察官的调查资源来完成填补。

ICC的相关案件在逮捕令签发后没有进入关闭状态，检察官办公室一直在持续推进调查工作，在美国实施相关制裁之后，ICC副检察官仍然公开确认加沙案件的调查“取得了显著进展”。联合国的这份报告提供的是可以进行质证的材料集合，对案件的作用是增加证据的厚度，推动现有指控从申请逮捕令阶段的初步判断逐步向符合庭审要求的状态发展。

以色列在法律层面最为倚重的抗辩依据是《罗马规约》第17条规定的补充性原则，按照这一原则，如果相关国家正在或者已经开展“真正的”调查或起诉，ICC应当认定对应案件不具备可受理性。ICC上诉分庭在2025年12月以3比2的微弱多数，驳回了以色列基于通知程序提出的可受理性挑战，相关逮捕令继续保持有效。补充性原则带来的实际考验不只存在于程序层面，也和以色列国内调查机制的实际运作情况相关。

以色列人权组织长期记录的数据显示出一个比较稳定的情况，针对以军人员杀害巴勒斯坦人行为的刑事调查，很少会进入起诉阶段，西岸军事法院针对巴勒斯坦被告的定罪率超过96%，这一数据对应的背景是当地存在认罪供述在胁迫甚至酷刑下取得的系统性指控。

国际法律组织在2026年6月提交给ICC检察官办公室的独立法律意见书，在逐项审查以色列军事司法系统的运作情况后得出结论，以色列法律框架中存在的重大缺口，以及军事司法运行过程中的实质性遗漏，会导致内塔尼亚胡和加兰特案件中提出的补充性抗辩很难有效成立。补充性原则的相关规定在纸面上仍然存在，但其所依托的“真正的调查”这一前提，正在被以色列自身司法实践的相关记录逐步削弱。

美国的相关反应可以作为观察这一事件的另一个角度。2026年10月9日，华盛顿将ICC本身列入制裁对象，在此之前，美国已经制裁了包括ICC院长、前首席检察官和负责内塔尼亚胡案件的主控检察官在内的十三名官员。

国务卿鲁比奥对此次制裁的逻辑作出表述，称ICC“对美国主权构成威胁”。相关制裁确实提升了ICC运作的摩擦成本，机构的美元交易通道受到阻碍，部分缔约国的合作节奏可能出现放缓。但制裁不能撤销已经签发的逮捕令，也不会让联合国调查委员会已经固定的相关证据失去法律层面的意义。

制裁能够改变的是案件推进的速度，以及执行过程的便利程度，不会改变案件本身的法律状态。ICC的125个缔约国在《罗马规约》下需要承担的合作义务仍然存在，内塔尼亚胡出访时可选范围的实际收窄，比如2025年其前往纽约的航班为规避风险绕行产生的额外燃料消耗，就是这种法律状态在操作层面留下的痕迹。

另外一个比较值得跟进的变量是检察官办公室的人事变动情况。前首席检察官卡里姆·汗在2026年被停职并最终被罢免，他正是2024年决定申请对内塔尼亚胡和加兰特签发逮捕令的人员。新检察官上任之后，对巴勒斯坦案件设置的政治优先排序，会直接影响联合国报告提供的相关证据在ICC案件中的使用效率。

这类制度性案件存在一定的运行惯性，逮捕令一旦签发，要对其进行撤销或者搁置，需要走完正式的法律程序，同时承担相应的制度声誉成本。ICC在2025年12月驳回以色列提出的可受理性挑战时，已经表现过一次不选择“退出匝道”的倾向，检察官的更替不太可能逆转这一制度层面的方向，但会对案件推进的节奏以及相关资源的投入情况产生影响。

将上述各个层面的情况结合起来，可以形成一个比较克制的判断。内塔尼亚胡在较短时间内被实际羁押的概率仍然不高，缔约国在领空问题上存在的法律分歧，加上美国施加的制裁压力，为他保留了相当程度的行动空间。

但相关的“清算”进程不会以某一次单独的逮捕行动作为标志。这一进程体现为三个同步推进的过程，分别是联合国调查委员会持续生成可供ICC使用的证据材料，ICC上诉分庭在补充性问题上作出了对以色列不利的裁决，以及以色列国内司法机制的实际运行记录，让这道法律防线在事实层面变得比较单薄。

逮捕令具备的法律效力不会因为执行进度滞后而消失，它只是在等待一个缔约国的政治意愿和法律义务形成重合的时刻。这样的时刻不会仅凭一份联合国报告就到来，但每一份同类型的报告，都在缩短抵达这一时刻的距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