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46年8月，保定城内暑气未散。深夜，保定绥靖公署外事处副处长陈融生刚刚入睡，房门突然被推开。来人没有解释，抬手便用手枪顶住了他的额头。
借着昏暗灯光，陈融生认出了对方：作战处处长、国军少将谢士炎。两人共事多年，彼此熟悉。可这一次，谢士炎的神情异常严峻。
“谢兄，你这是做什么？”
谢士炎没有寒暄，压低声音说：“有一份关于进攻张家口的绝密情报，十天之内就要执行。我要你想办法交给叶剑英。”
房间里安静下来。
陈融生表面上惊慌失措，连忙推说自己只是普通职员，与共产党没有关系，更不认识叶剑英。话说得越急，越像是在掩饰什么。谢士炎盯着他看了片刻，将一份文件放到床边。
那不是试探。
文件中涉及兵力调动、进攻方向和行动时间，内容极为具体。陈融生很清楚，一旦张家口方面毫无准备，后果绝不只是一次军事失利，城内人员和相关组织都可能遭到重大损失。
“信不信由你。”谢士炎说道，“但这件事不能再拖。”
陈融生终于明白，眼前这个国军少将不是来抓人的，而是在拿自己的前途和性命下注。他披衣起身，联系了联络员徐冰。两人连夜接头，将情报设法送到叶剑英处。
此后，张家口方面根据情报调整部署，部分人员和部队及时撤离，避免了在敌情不明时与优势兵力硬拼。那份文件没有改变战争的大势，却实实在在减少了一场突袭可能造成的伤亡。
有意思的是，谢士炎并非临时起意。他之所以选择陈融生，也不是因为掌握了对方的公开身份，而是长期观察后的判断。
陈融生出身富裕家庭，父亲曾任银行负责人。他留学归来后，进入绥靖公署任职，平日里显得散漫懒怠，常给人一种不问政事、只求安逸的印象。这样的外表，恰好成了最好的遮掩。
谢士炎却知道，陈融生读书很杂，接触过不少进步书籍，也谈论过一些与时局有关的话题。两人闲谈时，陈融生曾向他介绍过毛泽东的著作和进步作家的文章。单凭这些，当然无法证明什么，但在谢士炎看来，陈融生的沉默并不简单。
真正让谢士炎下定决心的，是陈融生对军政现实的态度。他不热衷钻营，也不主动追逐职位，对一些欺压百姓、侵吞财物的现象表现出明显反感。谢士炎本人同样厌恶这种做派，两人因此有了更深的信任。
谢士炎出生于湖南军人家庭，青年时期投身军旅。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他长期在前线任职，带兵作战颇有能力。抗战期间，他曾率部与日军交战，凭借坚决的指挥和严整的军纪打出战绩，逐渐获得提拔。
但战功并没有让他变成只看军衔的人。抗战胜利后，一些地方军政人员借接收之机侵扰民众，谢士炎曾出面制止，因此得罪了同僚。相关人员联名控告，他一度被撤职。后来因军事能力仍被重新起用，可他对国民政府内部的腐败和争斗已经十分失望。
1945年日本投降，本应是战后重建的开端，新的内战却迅速逼近。谢士炎不愿把枪口重新对准中国人，更不愿看到军队被用来满足少数人的权力欲望。负责拟定进攻张家口的作战计划后，他第一次拥有了改变局部战局的机会。
难题在于，他虽然有机会接触到一些共产党方面的谈判人员，却始终无法摆脱周围的监视。公开传递情报几乎等于自投罗网，于是，寻找隐蔽而可靠的内部渠道，成了唯一可行的办法。
那一夜的闯入，既是冒险，也是考验。陈融生若判断错误，谢士炎可能当场被捕；谢士炎若看错人，作战计划便会落入敌手。两人凭借多年相处形成的默契，完成了这次极其危险的交接。
事后，谢士炎与共产党地下组织建立联系，并逐步走上了秘密工作的道路。身份转换并不意味着危险减少，恰恰相反，他熟悉军政系统，掌握的情况越多，越容易成为重点目标。
1948年，谢士炎等地下工作人员因叛徒出卖被捕。敌人对他进行审讯和威逼，但始终没有让他交代组织情况。最终，这位曾经的国军少将在狱中遇害，未能看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
据记载，他在就义前留下诗句：“人生自古谁无死，况复男儿失意时。多少头颅多少血，续成民主自由诗。”一份作战情报、一间深夜卧室，以及两个看似普通的同僚，构成了那段隐蔽战线中极具分量的一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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