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消失的国度与流失的文物叙事中，看懂刻在骨血里的生存真相

人类发展史从来没有真正脱离开“弱肉强食”这个丛林法则，否则也不会有“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弱国无外交”、“真理在大炮射程之内”......之类的名言警句啦！

俄乌战事、美以大打出手伊朗，让小编想起历史上的一个独立国家——威尼斯共和国。

今天的威尼斯不过是意大利东北部的一座小城市，德国小说家托马斯·曼在1912年出版的同性恋意识名著《威尼斯之死》中，这样描述这座水乡：“威尼斯是一种奉承人的，具有嫌疑的美——这是一种半是童话故事，半是游客陷阱的城市。”更早之前，浪漫主义诗人雪莱、拜伦等美化威尼斯的文学家不计其数，甚至把它写得像天上人间。

1867年，美国作家马克·吐温展开长途旅行，跨洋到访，却大失所望，于是在1869年出版的游记《傻子旅行记》中大吐苦水，大有为美国读者澄清文学家笔下“谣言”的意思。他指出，在烈日下的威尼斯不但处处破败、脏乱，而且浑浊的运河臭不可闻。此外，闻名的贡多拉必须根据政府规定漆成黑色，马克·吐温直觉那是一艘艘的水上灵车，船夫尤其都穿得像乞丐，更没有咏唱诗歌的浪漫，却表现索要小费的贪婪。

但他毕竟也替威尼斯讲了平衡的话：“在白天的强光下，威尼斯几乎没有诗意可言；但在仁慈的月光下，她沾满污渍的宫殿又重新变回白色，破损的雕塑隐入阴影之中，这座古老的城市似乎重新戴上了五百年前属于她的宏伟桂冠。”

今天，臭味几乎已经消散，威尼斯的夕阳伴随嶙峋波光晃荡，是千万年不变的醉人景致；轮番摆拍的游人是当代产物。群岛、舟船与时而高涨的河道，构成今日威尼斯的浪漫、热情与脆弱，很容易让人忽略它曾经长期富强的威武史。但破败感隐藏不了，唯有月光映照下的圣马可广场，静谧中依旧释放马克·吐温感受到的千年恢弘。

威尼斯的共和政体延续1100年，是人类史上最长的（不算迷你国家圣马力诺）。它在19世纪前夕的1797年来到命运的十字路口，面对法兰西军队与奥地利军队在共和国大陆领土的威胁，长期奉行的外交中立难以为继，也无法靠拢任何一方，更无力与两强开战，议会在激烈争论后决议结束共和国政体。法军轻松入城。失去命运自主权的城邦，在后续几十年中多数时候为奥地利所控制，直到第三次意大利独立战争后，才摆脱屈辱命运，在1866年10月21至22日的全民公投中，以64万多票的几乎100%赞成比率，决定加入新成立的意大利王国。标记当时投票结果的历史牌匾，至今仍高悬威尼斯总督宫内。

威尼斯议会作出放弃千年“祖宗基业”的决定，是明智还是窝囊，至今仍是威尼斯共和国覆亡史上热议的题目。你可以说最后一任总督马宁所代表的妥协派是知己知彼：共和国已经虚弱太久，面对的却是还未满二十八岁、屡战屡胜的法兰西将军拿破仑，放弃抵抗可以保全人民与国土免于屠戮；然而，反对派留下的悲愤也不是没有道理，总督宫内许多大幅画作都说明那曾是一个武装到牙齿的军事强国，但当时除了在一些大陆城市与法军发生零星战斗，中央政府不曾组织起一场足以保卫国家的全面防御，连奋力一战的决心都没有。

威尼斯的兴盛始于西罗马帝国覆灭前后，意大利东北部居民逐渐避居潟湖岛屿，以海洋隔离陆地躲避战乱。经过长期发展，居民在7世纪后期选出第一任总督（Doge），开启共和政体。9世纪初，政治中心迁至里亚尔托群岛，形成现代威尼斯的核心。处于西欧与拜占庭帝国的交汇处，威尼斯逐渐建立地中海东西岸的转运中心地位，拜占庭皇帝授予威尼斯商人广泛的贸易优惠及关税豁免，更进一步推动威尼斯的商业扩张。当时的威尼斯人雄心万丈，不但建立庞大的军械库和高度组织化的造船体系，成为工业革命之前欧洲最大的工业复合体之一，还发展出自己的商业和军事体系，势力范围一度从阿尔卑斯山南麓延伸到爱琴海。

共和政体本来当以有容乃大为原则，但几代人的强盛让威尼斯人产生保护主义心理，14世纪初的“大议会封闭”成为历史转折，大议会成员的资格逐渐变为世袭贵族的特权，新兴商人阶级难以进入权力核心。后来，贵族也透过限制措施，垄断最赚钱的船队贸易，而曾经推动共和国繁荣富强的开放型契约遭到限制。可想而知，社会向上流动的机会下降，有冒险精神的商人让位于封闭的贵族阶级，商业与政治机会向既得利益集团集中，政治上保守封闭的性格日益显著。

历史潮流浩浩荡荡，文艺复兴大爆发加上大航海时代降临，激发追求财富的重商主义精神与商贸环境兴起，越来越多国家绕过威尼斯开辟新航线，更多城邦加入贸易竞争，威尼斯共和国的反应却陷入僵化迟滞。雪上加霜的是，奥斯曼帝国打败拜占庭，斩断威尼斯在地中海东部的贸易优势。

既得利益集团对政体的垄断，导致共和国面对国际大环境的巨变时，失去及时应变能力。威尼斯作为贸易中转的地理优势快速消失，处于以实力和军力说话的大时代，威尼斯人空有辉煌历史，却在别人的进步中节节后退。

威尼斯共和国开启长期以共和政体作为自我认同的国家典型，这是它对人类历史的贡献，却无力应对世界大变局，终至让国家终结在贡多拉的摇摆声中。纵然史学界在政体僵化对于亡国导因要负多少责任这点很有争议，但放眼当下浑浊的时局，实在有不少值得深思的教训层面。

岔开一个国家在历史长河中黯然退场的话题。再讲述一段“热闻”话题。前几天，一宗消息引发国人愤怒：大英博物馆里一只青花瓷碗掉了下来，砸碎了柜里的另一件瓷器。碗是康熙年间的青花仕女。原本倒扣在展架上头，不知怎么的，就掉了下去。砸中那只小瓷盒，也是康熙的，就这么给砸碎了。馆里人说，「令人遗憾」。可我想，这两只瓷器若有知觉，大约宁愿碎在景德镇的窑火里，也不愿这般耻辱地碎在异国的玻璃柜中。

小编多次出行伦敦，一次专门安排了一天时间去参观大英博物馆。在三十三号展厅的中国馆，中央墙上有一幅很大的壁画，占了大半面墙。很多人认为这是从敦煌剥来的壁画。其实，这是从河北行唐清凉寺盗来的三菩萨像。那三尊菩萨，面庞丰润，衣饰华美，端的是盛唐气象。可你凑近了看，就能看见画面上纵横的割痕，一道一道的刀疤。据说当年是用胶布从墙上黏下来的，分成十二块，装船运到伦敦。它们原本是在清凉寺里受着香火的，在幽暗森严的大殿中听着木鱼与诵经声。现在它们却独坐在伦敦的墙上，听着各种奇怪的语言，那些声音嗡嗡的，像一片永远散不去的雾。

虽说这幅壁画不是敦煌的，但大英博物馆里收藏的敦煌文物，据说有一万三千多件。那是英籍犹太人考古学家斯坦因这个盗贼，用几十块银洋从王道士手中骗走的。在那位汉奸眼中，看见的只是一小堆银洋，却看不见在那些经卷里藏着的是一千多年光阴的中华瑰宝。那些绢画上，有菩萨，有飞天，有供养人的画像，颜料用的是石青、石绿、赭石，一笔一划，都是唐人画师的手泽。也许是英国人心虚，它们现在大多都锁在大英博物馆的「斯坦因密室」里，连展厅都难得进一回。

当你在中国馆里转上一圈，甚至在那些不大有人留意的角落，居然看到的都是我们的国宝。我在一处楼梯的拐角，看到玻璃柜里堆着一些黄黄的旧纸页。凑近了一看，才认出那是敦煌的经卷。那不是一卷卷地展开来陈列的，是一摞一摞地码在那里，像旧书店里论斤卖的废纸。偶尔有一角露了出来，能看见些许墨迹，唐人抄写的经文，字字匀称，笔划间带着一种沉静的气度。那是一笔好字，可在光线昏暗的柜子里，它们只是一摞发黄的废纸。

在另一个楼梯拐角处，我又看到了一个玻璃书柜，在书柜的最下层，堆放着几顶皇冠。最边的是一顶凤冠。凤冠做工极为精致，虽然冠上的珠子有些暗了，镶在上面的金丝也失去了一些光彩，可那形制威严还在。凤冠上的每一颗珠子，都曾是御用工匠们一凿一凿打磨出来的。据说当年慈禧曾照过一张像片，头上戴的就是这顶凤冠。我看见这顶冠上的那颗红宝石，它冷冷地镶在金丝里，像一滴凝固了的血。

还有那件闻名于世的顾恺之的《女史箴图》。这画是绢本的，颜色已经暗了，可那线条还在，细细的，像春蚕吐出来的丝，一笔一划都是活的。画上的女子，一个个身段修长，衣带飘逸，眉目间有一种说不出的娴静。那就是魏晋风度，是「手挥五弦，目送归鸿」的气韵。这画是乾隆皇帝的最爱，他常常展卷把玩，还在上面盖了许多印。后来英法联军进了圆明园，一个叫克拉伦斯·约翰逊的英国军官把它盗走了。他不懂这是中国国宝，拿回伦敦后，竟然把它拦腰截成三截，为的是能装进画框。如今这画分作三截，画上的女子们，依旧那样娴静地站着，可她们的身子，却永远地断开了。

还有那对至正十一年款的青花云龙纹象耳瓶。这瓶子高六十三厘米，个头不小，瓶身画着一条云龙，张牙舞爪的，鳞片一片一片都看得清楚。龙是青花画的，那蓝色深沉深沉的，像夏天午后暴雨前的天空。这对瓶子原是景德镇烧制的，后来不知怎的，流落到了北京智化寺。最后，被大维德爵士买了来，这对瓶子便成为大英博物馆的镇馆之宝。

大英博物馆的三十三号展厅不大，玻璃柜却一个连着一个，柜子里也挤得满满的。我站在那里，忽然觉得这些从中国抢来的国宝，它们一件挨着一件，一个接着一个，像一群背井离乡的人，挤在异国的屋檐下。它们沉默着，可它们身上的每一道刻痕，每一抹颜色，每一处磨损，都在说着同一个故事。

国家的消亡，文物的流逝.....那一件事不是“弱肉强食、丛林法则”的体现？

以强为锚，方立潮头。当今寰宇，波谲云诡，烽烟暗生于疆界，博弈隐布于商途。弱国无外交，自古皆然，从百年前的城下之盟到如今科技壁垒的围堵，实力永远是话语权的底色。骨强则不馁，业强则不欺，国强则不辱。以奋斗铸筋骨，以科创锻锋芒，方能于乱局之中守得一方安隅，任雨打风吹，吾自岿然不动。

《鹧鸪天·观国运》——作者

万里河山脉络长，千年薪火续微光。

曾凭犁杖开荒土，又驾神舟探昊苍。

驱雾霭，破重洋，春潮卷处百行昌。

街头巷尾炊烟起，便是人间最盛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