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编上岸的男同事成了单位里的稀有物种，我们办公室这两年新招的全是女同志

小周报到那天，我正在资料室翻箱倒柜找一份五年前的审计底稿。

听见走廊里有人喊：“来新人了，男的！”

那语气不像是通知，倒像是通知食堂下午加餐。我把手上的灰拍掉，走出去，就看见人事科老赵领着一个瘦高个儿的年轻人往会议室方向走。那小伙子大概二十四五岁，背着一个洗得发白的双肩包，头发剪得规规矩矩，一看就是那种进考场之前把准考证捏在手里反复核对好几遍的人。

“叫周允，考了三年，这回总算上岸。”老赵顺嘴跟我说了一句，又补了半句，“今年咱们局就招了这一个男的。”

我当时没太往心里去。我姓林，在局里干了十一年，档案室和办公室都待过，现在是办公室副主任，管着后勤和各类杂事。我们单位女同志多，这事早就不是新闻了。我刚工作那会儿，各科室还能凑出几桌男同志打牌；现在开大会，会议室里一眼扫过去，一多半是女的。茶水间里聊的都是孩子学校、公婆身体、哪家超市的排骨特价，偶尔有个男的推门进来找茶叶，反而显得有点突兀。

真正让我开始琢磨这件事，是老赵拉着我替新同事张罗宿舍那天。

小周是外地人，考到我们这来，一时半会儿租不到合适的房子，老赵就想着让他先住单位那栋旧单身楼，一个月交三百块钱，省下来的钱够他吃饭。我陪着老赵去收拾房间，那层楼一整排门对着走廊，灰扑扑的，窗户上还贴着上一位住客留下的遮阳膜，边角都翘起来了。

“上一户是个女的，考到市里去了，住了整一年。”老赵一边开门一边说，“你发现没有，这两年这栋楼，住进来的男同志，比女同志少太多了。”

我笑他：“你人事科长，招来的人男的女的你不是最清楚？”

他叹口气：“就是因为清楚才愁啊。”

那天下午我们俩把房间收拾干净，铺了新床单，又从后勤库房搬了张桌子过来。老赵锁门的时候跟我说了实话：局里最近在统计队伍结构，领导开会时专门提了一句，说近五年新进人员里，男性比例低得有点扎眼。有的科室一共八个人，两个男的；还有的科室连一个都没有。去年防汛值班排班，办公室排了一下午，愣是凑不够两班男同志夜里出去巡堤，最后只能让几个年轻女同志跟着副书记一起去，人家家里还有孩子小，谁心里都不太好意思。

“可是你说，”老赵站在走廊里，一手插着腰，“招人考试，谁也没拦着男同志报啊。”

这话我听过太多次了。几乎每一次单位里闲聊，都会绕到这个问题上。女同志说，还不是因为你们男的不爱看书、坐不住；男同志说，那是因为现在考试全是背诵的东西，男的天生不擅长；然后又会有人接一句，那男的都去哪了？

这个问题，我原来一直觉得有现成的答案：男的嫌公务员工资低，去企业挣大钱了。我们同学里当年读书成绩最好的那几个男生，现在有的在省城做工程，有的开了公司，有一个在家装行业做得挺大。同学聚会，他们端起酒杯说你们体制内稳定啊，我们一年到头提心吊胆的。那语气里有真心羡慕，也有点客套。反过来，我要是说一句“要不你也来考”，他们多半会笑着摆手，说我这个年纪考不动了，再说考进来一个月那点钱，还不够孩子上两个补习班。

可是小周来了，改变了我的看法。

小周是那种不太爱说话的人。头一个星期，我几乎没怎么听见他开口。叫他搬东西，他说好；叫他去楼下取文件，他说行；办公室让他帮忙核对台账，他就一个人趴在电脑前对到晚上八点半，中间只起来上过两趟厕所。

有一次中午在食堂，我端着餐盘坐到他对面，随口问了一句：“考了三年，不容易吧？”

他愣了一下，像是在认真组织语言，最后说：“其实第二年差得最多，第三年反而没那么紧张了。”

“为什么？”

“第二年我妈生病，我一边照顾她一边看书，心里急。第三年我妈好了，在家做饭，我就在她家厨房那一块儿看书。每天到点儿吃饭，吃完接着看。也没想太多，就觉得这个事得办成。”

他说得很慢，夹菜的动作也慢，像是在跟我说，也像是在说给他自己听。

后来我才知道，他妈那年是甲状腺的毛病，做了手术，没什么大碍，但那半年他几乎把所有精力都搭进去了。他之前在省城一家做打印机耗材的公司上班，跑销售，一个月能挣七千多，扣掉房租和饭钱，攒下的不多。他妈住院那次，他请假回来陪护，看着病床旁边那个陪护椅被拉开又合上，忽然就觉得在老家找个稳定工作比什么都强。

“我就是那种笨人，”他夹了一筷子土豆丝，头也没抬，“做销售比不上人家嘴甜的，搞技术又不会。考公是我这种人能想到的、最不亏的一条路。”

这话让我一时不知道接什么好。

我们平时讨论“为什么男的考进来的少”，总带着一点分析家式的口吻，好像身后站着一群理性的决策者。可坐在我面前这个小伙子，他没觉得自己在做什么了不起的选择。他也没觉得男的考进来是本事，他只是算了一笔最朴素的账：出去一年挣七八万，房租吃饭花掉大半，一年到头攒不了钱，家里还牵挂着；考到这儿来，一个月四千出头，公积金能覆盖房贷的一部分，离家近，出了事能马上回家。哪个更划算，他自己心里有杆秤。

可就是这么一笔账，很多男的算不通。

或者说，不是算不通，是拉不下脸。

我们办公室有个老大姐，姓郭，快退休了，说话直。有一回在走廊里碰见小周，郭姐上下打量了他一眼，笑着说：“小伙子，你可成了咱们单位的宝贝疙瘩了。”

小周脸红了，低着头说“没有没有”。郭姐还没尽兴，紧接着又来了一句：“你可得抓紧找对象啊，咱们系统新来的姑娘，比你条件好的多的是。”

小周没接话，端着杯子就走了。我在旁边站着，忽然替他觉得有点不自在。

后来我私下跟郭姐说，你这么讲，人家年轻人脸上挂不住。郭姐却理直气壮：“我说的哪句不是实话？这两年，进来的小姑娘一个比一个能考，一个比一个实在；男的来了，多少双眼睛盯着。你说他不抓紧，回头女孩子们心里也在想——好不容易来一个男的，条件怎么样？人靠不靠谱？这也不是我多嘴，是大家都这么看。”

我没再说什么。

我理解郭姐的意思，她是好意，觉得小周没对象，条件也不错，赶紧张罗。但我也第一次意识到，一个年轻男同志考进这种女多男少的单位，面临的不是清闲，而是一种很奇怪的注意力。你活儿干得好不好另说，先被打上“稀罕”的标签；你干得累了没人觉得奇怪，你稍微松口气，可能就有人问，年轻人怎么没点朝气。

这一层，我从来没在那些“男的都去哪了”的讨论里听人提过。

到了秋天，局里接了一个专项检查的活儿，要抽调人下县区跑十几个点。按照往年惯例，这种活儿多半是男同志去，因为要连着出差，有时候晚上还要跟当地部门碰情况。办公室主任老韩在名单上划拉了半天，最后只能凑出三个男的，还算上了刚来不到三个月的小周。

“实在是没人。”老韩苦笑着跟我说，“你说我再让女同志去？张姐家里老人瘫在床上，小刘孩子才一岁半，怎么张口？小王倒是想去，可她刚查出来怀孕。”

我听完没说话。老韩接着说：“我不是说女同志干不了，是真不好意思开这个口。这种活又累又容易闹矛盾，让人家撇下家里去干，我心里过不去。”

后来那半个月，小周跟着跑了七个县区，回来的时候黑了一圈，下巴上冒出一层胡茬，见了我就笑：“林主任，我终于知道咱们这工作辛苦在哪了。”

我说你才赶上这一回，我们以前一年到头好几回。

他点点头，说挺好的，能学东西。

可我也知道，他一个人顶了大半个名额，另外两个男同志一个五十多、一个腰不好。再往后呢？再过三年，等到老同志退了，小周面前还是没什么人来接。

这件事本来我也只是在心里过了一遍。真正让我耿耿于怀的，是冬天的一件事。

我们局搞年终走访，去一个对口帮扶的村慰问。按惯例，要带点米面油，再给几户困难家庭发点慰问金。负责那块儿的老刘提前打电话，说村里有户人家，老太太带着一个孙子，孙子在上初中，最近逃学得厉害，希望我们能帮着劝劝。老刘特意说了一句：“这户孩子是男孩，最好带个男同志去说一说，年轻人肯听男的。”

结果那天下午，办公室能抽出来的男同志，除了小周，就是老韩。老韩血压高，车都坐不稳，最后是我和小周去的。

那个初二的男孩叫小凯，坐在堂屋的一条小板凳上，两只手插在袖子里，眼睛不看我，也不看小周。他奶奶在旁边说，这孩子爹走了好几年，他妈去南方打工了，一年回来一趟。他自己不想念书了，说要去学手机贴膜。

小周在他旁边蹲下来，也不劝，先掏出自己的手机，翻出一张照片给他看。我凑过去看了一眼，是小周当年上班那家耗材公司的仓库，摞得满满的纸箱子，过道里只容一个人侧身过去。

“我之前就在这儿干了两年，”小周说，“老板人不错，但活儿挺累的，一天站十个小时，中午吃盒饭，蹲在门口吃。你要是学贴膜，我不拦你。你知道贴膜最怕什么吗？”

男孩这才抬眼看他。

“最怕手抖。”小周说。

男孩没忍住笑了一下。

后来小周跟那个孩子说了半天，说的全是自己怎么一边上班一边看书、考了三年的事。男孩话还是不多，但头一直点在听。临走的时候，男孩的奶奶拉着我的手，一个劲地说谢谢，说孩子好久没跟人这么说过话了。

回去的车上，小周靠着车窗打盹。我看着他，忽然觉得有点说不上来的滋味。

那天晚上回到家，我老婆已经睡了，我坐在客厅没开大灯，就着电视待机的红点点了一根烟。我在想，如果那天下午，单位里再没有小周这样的年轻人，那个男孩面前坐着的是一个五十多岁的我，他会听吗？我说的话他信吗？

我又想，为什么男同志不愿意来考？

真的只是因为钱吗？

我仔细过了一遍我们单位的情况。

我们局一共六十多号人，行政编和事业编加起来，男的不到二十个。这二十个里，四十岁往上的占了绝大多数。这些人大多是当年的复转军人，或者早期分配进来的，真正“考”进来的年轻男的，这几年零零星星只有四五个。

小周是其中一个。还有两个，一个考了两年，进来干了半年就考去省直单位了；另一个倒是留下来了，但是在办公室坐不住，天天嚷着要下基层，后来调去了乡镇所。

也就是说，一个普通地市级的机关单位，在“稳定”这两个字面前，实际上很难把三十岁以下的男青年留下来。

留下来的，要么是像小周那样把账算明白了的，要么是把心气磨平了的，要么就是本来就不想“闯”的。

可我们这个社会，对男人“闯不闯”这件事，有一整套固定的说法。

我有个表弟，三十二，在省会一家民营企业做采购。前年他家里逼着他考公务员，他报了名，买了书，看了半个月，最后还是没去考。我问他为什么，他说：“哥，我去考，考上了怎么办？”

我一时没听懂。

他说：“我要是考上了，一个月拿五千，我那些哥们儿得怎么说我？我在这个圈子里就不用混了。”

那是我第一次听人把“面子”这两个字，说得这么赤裸裸。

后来我留心观察了一下，发现这种顾虑在年轻人里头很普遍。女孩子考进体制，大家说“稳定、体面、好找对象”；男孩子考进体制，有人当面夸一句“有福气”，背后补一句“就是没什么大发展”。这两句话的分量是不一样的。一个人听多了后面那句话，心里那点念想就又被勾起来了。

当然，我不觉得谁对谁错。

我要是二十多岁，让我在“月薪五千的稳定”和“月薪一万五的不确定”之间选，我大概率也得犹豫。生活压力摆在那儿，房贷、车贷、彩礼、孩子的补习费，哪一个都跑不掉。体制内那点工资，在小城市可以过得去，在大城市很难撑起一个家对男人的期待。

可话说回来，这个社会对男人的期待，本身是不是也在变？

那天走访回来以后，我脑子里一直转着这个事。

我给在市里同系统上班的一个老同学打了个电话。他们单位的情况也差不多，去年新招六个人，五个女的。他半开玩笑地说，现在他们局里搞工会活动，拔河比赛都凑不齐一队男的，最后拉着几个快退休的老同志上的。

“你说这以后怎么办？”他在电话里问我。

我反过来问他：“你觉得是男的真的不愿意来，还是不愿意考？”

他想了想，说：“两种情况都有。真的想走仕途、能考试的男的，很多都盯着省市两级；下面区县、乡镇，男的一报名人数就少。我们这有个乡镇岗，去年招两个人，报名的一共十一个，其中男的就俩，最后那俩都没考上。”

“为什么？”

“能考的人家不来呗。来了，工资低、地方偏，想走又走不了。你说说，一个男生，到乡镇去干，谈对象都难。”

我听完沉默了一会儿。

你说这是不是一个死结：乡镇缺男同志，但男同志不愿意去乡镇；不愿意去乡镇，是因为待遇差、条件苦、找对象难；找对象难，又反过来让男同志更不愿意来。

那天挂了电话，我又想起小周。

小周考来的这个岗位，其实也是基层。但他不是无所谓，他是真有得选的情况下选了这儿。他老家就在下面县里，父母年纪大了，需要人照应。在他那里，“稳定”不是退而求其次，而是当下的最优解。

也就是说，不是男的不愿意考，是很多男的还没走到“非考不可”那一步。

那接下来呢？

如果经济形势继续这么个样子，如果私企的饭碗越来越不好端，如果三十几岁被裁了再找工作确实没人要，那么，那些现在嘴上说着“不考”的男的，会不会在某一天悄悄地把书翻开？

我觉得会。

而且已经会了。

今年春天，我们单位一个副局长的儿子，大学毕业那年死活不考公务员，去了一家互联网公司，去年年底被裁了，年初回来住了一个多月。据老赵说，那孩子现在每天早上六点起来，在阳台上背行测。

老赵跟我说这事的时候，难得露出一点复杂的笑：“你说这算好事还是坏事？”

我说不上来。

我只是想起小周。

小周最近开始跟着办公室的老刘去村里跑项目了。他还是话不多，但人明显松快了些，走路快，吃饭香。上个星期，他悄悄跟我说，想报个函授本科，因为单位以后晋升要卡学历。

“行啊，”我说，“报呗。”

他又问：“林主任，你说我以后想调回老家县里去，现实吗？”

我说：“那得看机会，也得看你自己。你先把手上的事干好。”

他点点头，没有再多问。

我们单位今年春天又报了招聘计划，办公室和业务科室各要一个人。老赵把岗位条件发下来的时候，特意加了一条“适合男性”，备注写得委婉，说是要承担夜班巡查和应急处置。领导签字的时候说了一句：“男的要是能多来两个就好了。”

我什么都没说。

因为我知道，加不加这几个字，不决定男同志考不考得进来。真正决定这件事的，是无数个像小周这样的年轻人，坐在自己家厨房里，翻着书，替自己算那笔账。

他们算的每一笔，其实都不轻松。

那天晚上我下班晚，走到单位门口，看见小周正跟一个姑娘站在公交站牌底下说话。那姑娘我认识，是隔壁单位去年考进来的，也是外地人。两个人隔着一点距离，各自拎着自己的包，聊着什么，路灯把他们的影子拉得很长。

我没过去打招呼，绕到另一边先走了。

路上我在想，也许过几年，我们这一批人陆陆续续退了，单位的模样会变很多。女同志占多数、开会讨论节奏更快、值班排班需要更精细地协调。也许会有人抱怨，也许多年以后大家就习惯了。到那时候，男公务员大概真的会变成一个稀罕物，就像我小时候在老家见过的赤脚医生，你知道他存在过，但再想找一个，已经不容易了。

可稀罕归稀罕，单位总还是要有人干活。

小周这次没考去省直，也没调走。他跟我说，他把函授的材料递上去了。他想先留在这儿，把该学的学完，把该攒的钱攒一点。至于以后，等考完再说。

我说，行。

那天我回到家，老婆问我怎么回来这么晚，我说路上碰见小周，多说了两句。

她说：“那孩子怎么样？”

我说：“挺好的。踏实。”

她笑了：“现在踏实的小伙子不多见了。”

我没接话。

我本来想跟她说说我在车上想的那些，关于男的为什么不愿意来，关于单位以后会变成什么样，关于那个叫小凯的男孩。可话到嘴边，我又咽回去了。

有些事，得慢慢看出来。

那天夜里我起来倒水，顺手摸了摸我家孩子的书桌，摊着一本翻开的行测，书角压着一支笔。

孩子今年大四。

我忽然有点明白，那些我原来以为离自己很远的问题，其实早就坐在我家的客厅里了。

本文为虚构故事，人物、情节和场景均为艺术创作，如有雷同纯属巧合，请勿对号入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