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
一部纪录片，让导演两次三番被扣押，还被人举报"拍摄总统府"。
伊朗裔导演法尔扎德·霍什达斯特（Farzad Khoshdast）带着纪录片《第三片土地》（Third Land）来到伊赫拉瓦纪录片电影节。影片记录的是一个伊朗工程师一家在土耳其的处境：他们的难民身份已被国际援助组织承认，合法居留却迟迟没有着落，一家人就这样卡在"第三片土地"上。
霍什达斯特说，拍摄期间他不止一次面临被捕风险。为了取得这家人最基本的生存状态，他花了"大约两年，也许稍短一些，但横跨三个不同阶段"才赢得信任。熟悉他们的生活之后，他摸清了这家人日复一日的循环节奏，于是把三个阶段拍下的素材拼成影片开头的三集，制造出一种"一切只发生在一两天内、仿佛三组人同时拍摄"的观感。他把这种把不同时间段并置的讲故事方式，称为"影片重要的结构特征之一"。
双方结缘于约四年前。霍什达斯特和妻子在土耳其旅行时遇到哈米德（Hamid）一家。他讲了自己的经历，以及自己曾遭受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伤害的往事。哈米德问他："如果我把我的故事讲给你，你会写下来吗？"他回答："正好，我是纪录片导演，我想拍一部关于你的电影。"后来这家人邀请他们进屋，事情开始朝他希望的方向发展。
镜头里的哈米德一家，面对的是工作许可的漫长拖延，只能打黑工谋生，疲惫、创伤与困惑交织。与此同时，警察的关注构成持续威胁，一种被监视的疑心不断滋长。拍摄横跨三个地点：主场地安卡拉、哈纳内（Hananeh）工作的阿拉尼亚，以及哈米德工作的伊斯坦布尔附近工业城镇。
霍什达斯特形容那段日子"极度紧张、令人恐惧"。他们被扣押过两三次。最严重的一次发生在安卡拉，时间在一次恐怖袭击之后。某天夜里，拍完一场电梯戏，警察来到哈米德家，打算把导演带走。当晚朋友们出面交涉，保证他第二天会去警局报到。还有一次，一名土耳其公民虚假举报他们拍摄了埃尔多安总统的住所。"被扣押时，我以为自己要心脏病发作了。我在伊朗的监狱里拍过片，也在那里被捕过，但这次完全是另一回事。"
随着担心哈米德一家可能被监控的忧虑加剧，事情变得更加复杂。导演说，这户人家的遭遇，折射的是多达五十万被迫逃离家园的伊朗人可能面临的处境。"但对我这个创作者来说，哪怕只有一个家庭被困在这样的境地里，也已经是太多了。"
他提到，对身处土耳其等国的伊朗人而言，抑郁与乡愁可能格外沉重——离开了故土，却在某种意义上无法在别处真正开始新生活，只能悬在中间。许多人最终一无所有地回国，但哈米德和儿子永远回不去。哈米德艰难支撑，却别无选择。
这位父亲的经历之所以格外令人心酸，还因为他当初离开伊朗，是发现自己的技术正被用于该国的导弹系统，于是放弃了原本大有前途的职业。导演转述一位伊朗人的话：如果哈米德留在伊朗、同意参与导弹发射装置的工作，他如今会很有钱，手下有一整支团队；如果他在欧洲或美国，会成为出色的工程师。而现实是，他在土耳其过着漂泊不定的生活，因为没有人支持他。最近他告诉导演，自己连银行账户都不被允许拥有。
"什么样的世界，会让这样的才能白白浪费，而所有人只是看着？"导演发问。
拍摄过程中，被拍摄者的情绪重负常常难以承受，因此他始终与合作摄影师同行，好让自己能贴近这家人。"有时他们在我怀里哭。我抱着他们、安慰他们，然后把他们引导到镜头前，确保他们既看不到摄影师，也感觉不到他的存在。"这套方法，是他在上一部纪录片《窄红线》（Narrow Red Line）中与摄影师莫尔塔扎·普尔萨马迪（Morteza Poursamadi）合作时摸索出来的。
《第三片土地》的诞生也带着代价：他和妻子把全部积蓄投进了制作与拍摄，拍完已无钱可用。更糟的是，伊朗的安全局势让他无法回国——如今，他与银幕上那家人共享着同一种处境。影片在伊赫拉瓦电影节"捷克之悦"单元放映，电影节持续至11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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