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调任省厅长去派出所办户口。办事员把材料扔地上：排队去

刚调任省厅长去派出所办户口。办事员把材料扔地上：排队去

周明远五十二岁，刚调任省公安厅厅长。

任命文件下来不到一周，他还没正式到岗，办公室里的东西也没收拾齐。秘书替他把行程排得满满当当：碰头会、工作汇报、干部谈话，连每天几点出门都写在表格里。

周明远先划掉了其中一项。

“去办户口。”

秘书抬头：“您要我联系户籍科吗？”

“不用，按正常流程办。”

“可您是去迁户口。”

“所以更该按正常流程。”

他的户口还在外地。调任之后要迁到新单位所在地，按规定需要本人核验身份、采集照片和指纹，再签字确认。秘书说了两遍，派出所办事要排队，周明远都没改主意。

他没穿警服，也没带司机。灰夹克、黑裤子，脚上是一双穿旧了的皮鞋。他把材料装进透明文件袋，独自去了城关派出所。

办事大厅不大，墙上贴着办事指南。几个窗口前都排着人，有人抱着孩子，有人拿着一摞表格，还有个老人拄着拐杖，慢慢挪到队尾。

周明远看了眼取号机，按下“户籍业务”。

号码是四十六。他前面还有十七个人。

他找了个位置站好。

前面一个老太太把材料抱在胸口，隔几分钟就低头数一遍。她后面的年轻男人抱着孩子，孩子哭得脸通红。周明远让了让，给他们留出一点位置。

叫号屏跳得很慢。

排了快半小时，才轮到他。

三号窗口坐着个年轻办事员，胸牌上写着“王丽”。她扎着马尾，正低头看桌上的表格。周明远把取号单和文件袋递进去。

“办什么？”

“迁户口。”

王丽拆开文件袋，把材料一张张抽出来。

“外地迁入？”

“工作调动。”

“调令呢？”

周明远把调令递过去。

她看了几秒，放到旁边，又问：“身份证原件。”

周明远递上身份证。

“户口本原件。”

他也递了过去。

王丽翻了翻户口本，眉头皱起来：“你这个材料不全。”

“缺什么？”

“单位接收证明。”

“调令上写了接收单位。”

“调令不等于接收证明。要盖章的接收证明。”

周明远点点头：“那我回去补。”

王丽把几份材料推到窗口边缘，手指一松，纸张散落到地上。调令的复印件、身份证复印件和户口本复印件滑到了周明远脚边。

她已经抬头叫下一位：“下一个。”

后面的人往前挤。

周明远蹲下去，把材料一张张捡起来。那张调令复印件沾了点灰。他用手掸了掸，放回文件袋。

老人弯腰想帮忙，被他拦住了。

“没事，您站稳就好。”

王丽没再看他。

他拿着材料走到一旁，没有马上离开。办事大厅里人声嘈杂，窗口的叫号声隔一会儿就响一次。他站在靠墙的位置，看着三号窗口继续办事。

一个中年女人把表格递进去，王丽只看了一眼就说：“填错了，重写。”

女人问错在哪儿，王丽抬手指了指：“自己看。”

一位老人听不清，问了两遍。王丽声音抬高：“我说缺身份证复印件，你听见没有？”

老人缩着肩膀，忙说听见了。

周明远看着那只被推到窗口边缘的文件袋，没上前，也没亮身份。

他在厅里站了二十多分钟，直到看完一轮叫号，才离开。

回到住处，秘书已经等在门口。

“办成了吗？”

“没办成，缺接收证明。”

秘书伸手要拿文件袋。周明远避开了：“我自己补。”

“我让办公室开。”

“按程序开。”

秘书看了他一眼，没再多问。

第二天早上，接收证明送到了周明远手里。盖章、签字、日期，一样不少。他把它和原来的材料放在一起，又去了一趟城关派出所。

这次前面排着十二个人。

他抽了号，坐在大厅的塑料椅上。等了四十分钟，号码终于跳到三号窗口。

还是王丽。

周明远把文件袋递进去。

王丽看了眼号码，又看了他一眼，似乎想起了什么，没说话，先翻材料。

“接收证明有了。”

“嗯。”

“身份证原件呢？”

“给你。”

她接过去，翻看一遍，放在一旁。

“户口本原件。”

周明远递上去。

她翻到户主页，手指在纸上点了点：“这个不行。”

“哪里不行？”

“过期了。”

周明远看了看她指的位置：“有效期还没到。”

王丽没有接话，只把户口本放在桌边：“你回去核实一下。”

“办事指南上没说户口本需要换新。”

“反正我这边不能收。”

“能不能请你告诉我，具体是哪条规定？”

王丽把脸转向电脑：“下一位。”

周明远没动：“我可以补材料，但要知道补什么。你说过期了，我把日期给你看了。现在你说不能收，能不能给一个明确依据？”

窗口外面有人探头看了一眼。王丽的嘴唇抿紧了。

“你去看办事指南。”

周明远转身走到墙边。

指南上的字排得很密，他从头看了一遍。所需材料里写着身份证、户口本、调令、接收证明和近期照片，没有“户口本过期”这一项。他回到窗口，把指南指给王丽看。

“这里没有写户口本过期不能办。”

王丽扫了一眼：“那你先去补照片。”

“照片也没写吗？”

“写了，两张。”

周明远指向指南：“写的是近期照片。”

“那你先去照。”

“我今天带了证件照。”

他从文件袋里取出两张照片，递过去。

王丽拿起来看了看：“不行，背景不对。”

“办事指南没写底色。”

“要白底。”

“你刚才说近期照片。现在我拿了近期照片，你说底色不对。那你刚才为什么不一次说清楚？”

王丽把照片放到桌上，语气冷下来：“你材料不齐，我说了你又不信。你一趟一趟跑，怪谁？”

“我不是怪你。我只想一次知道清楚要求。”

“那你下次问清楚再来。”

她把照片和材料推到窗口外沿。几张复印件碰到桌角，散落在地上。

“下一个。”

周明远又蹲下去捡。

这一次，他听见后面有人轻轻叹了口气。一个抱孩子的男人往旁边退开，避免踩到他的材料。周明远把纸捡齐，站起来，目光落在王丽脸上。

“你叫什么名字？”

王丽终于抬头：“问这个干什么？”

“我想知道，谁在给我办事。”

她靠回椅背：“王丽。三号窗口。你要投诉就去投诉。”

周明远把材料收好：“我会把今天的情况反映上去。”

“随便。”

他离开了窗口。

回到单位后，周明远没有先找派出所所长，也没有让秘书出面。他给省厅政治部主任打了个电话。

“老刘，帮我了解一下城关派出所三号窗口的王丽。平常办事是什么情况，群众有什么反映。”

电话那头停了一下：“您遇到问题了？”

“先了解情况，不要先跟她说是我问的。”

第二天下午，主任回了电话。

王丽二十六岁，劳务派遣人员，在窗口干了三年。日常业务基本熟悉，手续出错不多，群众投诉主要集中在服务态度和一次性告知上。之前有人提过意见，所里谈过几次，但没有形成正式处理记录。

“她一个月多少钱？”周明远问。

“两千八左右。”

周明远沉默了一会儿。

“所里有没有安排培训？窗口有几个人轮岗？投诉之后怎么复核？”

主任说，培训有，但不固定；户籍窗口平时两个人，忙的时候要兼顾其他业务；投诉通常由窗口负责人转给所里处理，是否回访看具体情况。

周明远把电话挂了，坐在桌边，看着那份没办成的户口材料。

他记得王丽说的“你跑三趟怪谁”，也记得她把材料推到地上时，后面排队的人都安静了一下。

他没有因此觉得那两千八就能抵消她的做法。

第二天，周明远又去了城关派出所。

这次，他没抽号。

他在大厅等到窗口业务稍缓，才拿出工作证，走到值班室，请人找所长。马所长赶来时，第一眼没认出他，等看清工作证上的名字，脸色一下变了。

“周厅长，您怎么来了？”

“我来办户口。”

马所长怔住了：“您怎么不提前说？我给您安排一下就行。”

“我已经排过两次了。”

“这……是我们工作没做好。”

周明远看着他：“先别急着道歉。三号窗口的王丽，你熟悉吗？”

马所长点头：“熟悉。她是劳务派遣，业务上还行，就是服务态度有时候急。我们批评过。”

“批评之后呢？”

马所长没马上回答。

“有没有看过她怎么接待群众？有没有把材料要求整理成清单？投诉有没有人回访？”

“这些工作有做，但可能不够细。”

“你说‘可能’，是因为没查，还是查了没结果？”

马所长的脸更僵了。

周明远没再追问，让他把王丽叫过来。

王丽进办公室时，手里还拿着一叠表格。她看见周明远，脚步顿了一下。先看见的是他的脸，接着看见桌上的工作证，手指把表格边缘攥出一道折痕。

“周厅长。”

“你坐。”

王丽没坐，站在马所长办公桌旁，肩膀绷着。

周明远说：“你昨天说，让我投诉你。我今天来了。你觉得我为什么来？”

王丽低下头：“因为我态度不好。”

“只是态度不好？”

她没有说话。

“材料不全，你可以退。规定有要求，你也可以讲清楚。可你把材料推到地上，让人自己捡。你觉得这只是态度问题吗？”

王丽的嘴唇动了动：“不是。”

“你让我跑一趟，第二次又让我跑一趟。你前一次没有一次说完，是因为要求没整理清楚，还是你不愿意多说一句？”

王丽眼圈慢慢红了：“我没整理清楚。”

“那你为什么不说？”

她沉默了几秒，终于开口：“我烦。”

马所长在旁边咳了一声。周明远抬手示意他先别插话。

王丽盯着手里的表格：“窗口天天有人问，一样的问题问很多遍。有人材料不全，有人填错了，也有人冲我发火。我一个月两千八，干久了，觉得多说一句也没人当回事。我知道这样不对，但坐在那里就烦。”

“你觉得工资少，所以可以把材料扔地上？”

“不是。”

“你觉得委屈，所以别人就该替你受？”

“不是。”

她的声音发紧，眼泪落下来一滴。她抬手擦掉，没再辩解。

周明远停了一会儿：“工资低，是单位要处理的问题。工作烦，是管理要解决的问题。但你扔材料、让人反复跑，是你今天做的事。不能混在一起算。”

王丽点了点头：“我知道。”

“你知道以后还做，说明你需要的不是一句‘我知道错了’。”

王丽抬起眼，眼里有慌张，也有不服气：“那您要我怎么办？”

“把窗口的事办好。材料要求一次讲清楚。办不了，告诉群众依据和下一步。材料递出来，放在手边，不要推，更不能扔。有人听不清，就再说一遍。你现在做不到，可以说出来，所里安排人帮你；但不能把烦撒到群众身上。”

马所长接了一句：“她这个岗位我回去会再谈，也会安排轮岗。”

周明远转向他：“不是回去谈完就算。把户籍业务需要的材料和容易遗漏的情况整理成一张清单，窗口公开。再把投诉回访做起来。谁负责、多久回访、怎么改，都要有记录。”

马所长点头：“好。”

“还有，窗口缺人不是群众的责任。你们自己把排班理顺，忙时有人支援。派遣人员的工资和岗位培训，我会让相关部门核查，能调整的按程序调整，不能只拿一句‘她工资低’堵住嘴。”

这话说完，办公室里安静下来。

周明远没有要求王丽当着一屋子人道歉，也没有说要立刻把她开除。他看着她：“你还愿不愿意坐窗口？”

王丽一愣。

“你不是说自己烦吗？”他说，“如果你不愿意做，所里可以按岗位安排另谈；如果你愿意继续做，就把这份工作当工作做。别用一句工资低，替自己所有的行为开脱。”

王丽攥着表格的手松开了一点。

“我愿意做。”

“愿意做，就从今天开始改。”

王丽用力点头：“我改。”

周明远看着她：“你不是答应给我改。你要对下一个来办事的人改。”

她吸了口气：“我记住了。”

那天，他没有让所长帮他直接办户口。他回到大厅，重新抽了号。

马所长追出来：“周厅长，我让户籍负责人给您办，材料都在。”

“不用。”

“您还得等。”

“那就等。”

这回，他没有走到三号窗口。

他坐在椅子上，等叫号。窗口旁边新贴了一张临时清单，是王丽写的。字迹不算工整，但把户口迁入所需材料、原件和复印件的要求都列了出来，底下还写了咨询电话。

轮到周明远时，王丽从窗口里站起来。

她看了看他的材料，没有先接，先逐项核对清单。

“调令、接收证明、身份证和户口本原件，照片两张。您这次带齐了。”

周明远把照片递进去：“照片的底色要求呢？”

王丽拿起墙上的清单看了一眼，顿了顿：“这张清单漏写了底色。我补上，按现行要求收白底。刚才我没一次说明白，是我的问题。”

她说得不快，声音也不大。大厅里有人回头看了一眼。

周明远把照片收回来：“那我去换。”

王丽没有像之前那样说“你自己看”。她从抽屉里拿出一张便笺，写下附近照相点的位置和需要的规格，连同材料清单一起递出来。

“照片换好以后，今天还来得及办。您回来找我，我帮您接着办。”

周明远没接那张便笺，只收下清单：“我自己找地方。”

“好。”

他出去照了照片，再回到派出所时，离下班还有一会儿。王丽看过照片，确认材料齐全，开始录入信息。她每一步都告诉他要做什么，核对姓名、住址和迁入原因，又请他按要求录入指纹、签字。

办完后，她把回执和户口材料递出来，没有隔着窗口往外推。

“周厅长，办好了。之后按回执上的时间领取。”

周明远接过来：“谢谢。”

王丽站起身：“应该的。”

他看着她：“以后对每个人都这样。”

王丽的手指放在窗口台面上，指尖微微发白。她点头：“我尽量做到。”

“不是尽量。做不到的时候，就告诉所里一起想办法。不能让来办事的人替你承担。”

她抿了抿嘴：“我记住了。”

周明远办完户口后的第二周，省厅对基层窗口开展了一次专题检查。没有大张旗鼓地通报个人名字，检查重点是办事指南是否准确、材料要求能不能一次讲清楚、窗口排班是否合理、群众意见有没有回访。

城关派出所先做了自查。

马所长把户籍业务的材料清单重新核对了一遍，发现不同业务混在一张表上，迁入和迁出所需材料没有区分，窗口人员只能凭记忆回答。清单改了几次才贴出来，旁边留了更新日期和咨询电话。

三号窗口加了一个轮岗人员。忙的时候，另一名民警到前台分流咨询。王丽不再独自应付所有人。所里还把常见问题做成了简短的内部培训，每周拿几个实际办件过一遍。

周明远没有把这些变化归到某一个人头上。

工资待遇要按劳务派遣和岗位管理的规定核定，省厅不能因为一次不愉快就随意许诺给谁涨多少。周明远让相关部门把窗口人员的薪酬、培训和工作量一起调研，按照程序提出方案。几个月后，基层辅助岗位的薪酬补贴作了调整，金额不算夸张，但不再和原来一样多年不动；窗口培训也被纳入日常工作。

王丽的工资后来有所提高，但她并不是因为周明远的户口才单独得到照顾。派出所里承担同类岗位的人一起调整，具体标准贴在了内部公示栏上。

对她来说，真正改变每天工作的，不只是多拿了多少钱。

她不再一个人坐满整天。她知道遇到不确定的材料要求该问谁，也知道群众投诉后有人会回访。她还是会疲惫，有时也会被一连串问题磨得不耐烦，但她开始学着停一下，先把要点说完。

一个多月后，周明远去城关派出所参加基层窗口的工作调研。大厅里仍旧有人排队，叫号声一阵阵响。他没提前通知马所长，也没带秘书，走进门时仍穿着那件灰夹克。

三号窗口前，一个老人拿着材料问：“我这个是不是缺证明？”

王丽把材料接过去，没有急着说“缺了”。她先看了老人的办事类型，又指着桌边的清单，一项一项核对。

“您这个少一份居住情况说明。我给您把格式写下来，您看是现在去准备，还是先问问家里人能不能发过来。”

老人问：“今天还能办吗？”

“材料齐的话，今天可以办。您慢慢找，不着急。”

周明远站在大厅一侧，看着她把一张写有材料名称和办理方式的纸递出去。老人没有立刻走，又问了两句。王丽都答了，最后还提醒他别忘了带原件。

轮到下一个人时，一个年轻女人发现自己漏带了复印件，急得直翻包。

王丽没有叹气，只说：“先别急。这里有自助复印机，我告诉你怎么用。复印好再回来排这个窗口。”

女人说了声谢谢，转身过去。

马所长这才看见周明远，赶紧走过来：“周厅长，您怎么没提前说？”

“我就是来看看。”

“要不要请您到办公室坐？”

“不用，我排队。”

马所长怔了一下，顺着他的目光看向取号机，没再坚持。

周明远按下户籍咨询，拿了号码，坐在大厅等了十几分钟。期间，王丽几次抬头看见他，又把注意力放回手里的材料。她没有因为他在场就刻意放慢，也没有特意加快。

号码叫到时，周明远走到三号窗口。

王丽抬头：“周厅长，您今天办什么？”

“不是办事，看看你们清单改得怎么样。”

她把最新版的材料清单从台面上拿出来，给他看。上面列了受理条件、材料名称、是否需要原件、常见问题和咨询方式，右下角写着更新时间。

周明远逐项看完，指出其中一处表述仍然容易让人误解。王丽拿笔记下来：“我和户籍负责人核对后再改，不能自己想当然。”

“对。”

他把清单放回去：“你最近怎么样？”

王丽没有马上回答。她把笔放到笔架上，想了想才说：“比以前好些。有人替班，培训也有用。工资调整是按岗位一起做的，我知道不是因为我一个人。”

“那你还烦不烦？”

“会烦。”她笑了一下，“不过现在烦的时候，我知道可以先请同事接一下，不用对着来办事的人发脾气。”

“能这么做就行。”

王丽看了眼大厅里还在等候的人：“以前我老觉得，别人问来问去是在给我添麻烦。现在想想，他们是不熟悉流程，我熟悉，我就应该把话说清楚。”

周明远没有接着讲大道理，只说：“记住今天这句话。”

王丽点点头。

他离开派出所时，排队的人仍没有散。取号机前，一个老人正扶着眼镜看屏幕。窗口里，王丽起身绕出来，帮他确认该按哪个业务类别。

周明远走到门口，听见她说：“您别急，我带您看一下。号取对了，后面就不用来回跑。”

他停了一秒，才继续往外走。

那三天里，他排过队，跑过两趟，也两次蹲在地上捡自己的材料。第二次离开窗口时，他已经知道王丽的名字，也知道她一个月挣两千八，知道她坐在窗口发烦，知道派出所曾经有人提醒过她，却没有把问题真正解决。

这些事不能互相抵消。

王丽的工资低，不意味着她可以把材料扔在地上；她态度不好，也不意味着单位可以把培训、排班和监督全推给她一个人。群众不该替一个失灵的窗口承担后果，窗口人员也不该靠一句“服务态度要好”独自扛住所有问题。

周明远后来在一次内部会议上说，窗口离群众最近，问题也最容易被看见。要求材料一次说清，不能只挂在墙上；让人办事少跑一趟，也不能只靠某个办事员心情好。

“人做错了，要承担自己那部分责任。制度有缺口，也得把缺口补上。两件事不能只做一件。”

会后，有人问他，为什么那几天不直接亮身份。

周明远说：“我亮了身份，事情很快就办了。但那样我看到的只会是他们怎样接待一个厅长，不是怎样接待每天来办事的普通人。”

他没有再说自己受了多少委屈，也没有把王丽写成一个彻底变好的人。

后来，周明远去派出所办户口的事，仍有人记得。有人记得他排队，有人记得他跑了三趟，有人记得办事员把材料扔到地上，还说“排队去”。

王丽也记得。

她记得他蹲下去捡材料时，没有骂她；也记得他第二次问清规定时，没有因为自己职位高就逼她当场服软。他后来找了所长，也让她面对自己做过的事，但没把所有问题都压到她一个人身上。

有一次，群众在窗口旁边说：“现在办事比以前清楚多了。”

王丽听见了，没抬头笑，只把刚整理好的材料清单递给下一位。

“您按这几项准备。缺哪一项，我现在跟您说清楚，免得多跑一趟。”

五十二岁的周明远迁好了户口。

那次去派出所，他穿着灰夹克，在队伍里等号；王丽在三号窗口，把他的材料扔到地上，叫他排队去。后来，他没有因为身份免掉排队，也没有因为王丽工资低就替她开脱。

他做的是把窗口里该改的事一件件改好，让下一位来办户口的人，不必再蹲在地上捡自己的材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