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3年，我随野战医院前往老挝执行任务，三年后回国获提干

1973年，老挝勐塞山区，中国援老筑路部队的营地里，一批药品、绷带和简易器械被反复清点。负责检查物资的，不只是医护人员，还有施工指挥员和运输人员。因为在那片山路纵横、气候湿热的地方，一次车辆事故、一次落石，甚至一场突发疾病，都可能让一个施工分队陷入停顿。

那一年，145野战医院随援老筑路力量进入老挝，承担的并不是普通意义上的驻地看病。医院要跟着公路施工区域调整位置，既要为施工人员处理外伤，也要应对发热、感染和意外伤害，还要在交通不便的情况下，把危重伤员尽快送到能够继续救治的地方。

新东线公路穿过山地。道路一边开挖，另一边还要保持运输。工地上的机械轰鸣声昼夜不断，医护人员的工作也没有固定时段。白天要巡诊，夜里要值班，遇到伤情就必须立即进入状态。

当时的野战医疗条件有限，很多设备不可能像后方医院那样齐全。医务人员依靠携行器材、简易手术条件和临时搭建的救护场所，完成清创、包扎、输液以及紧急处置。设备不够，时间更不等人，判断和配合便成了救治能否成功的重要环节。

一场抢救，显出援外医疗的真实压力

有一次，施工现场送来一名被车辆撞伤的伤员。伤势十分严重，送到医院时，医护人员立即分工，有人处理外伤，有人准备输液，有人检查呼吸和脉搏，其他人则整理器械，等待进一步处置。

现场没有宽敞的手术室，也没有充足的转运条件。每一步操作都要争取时间。伤员的情况不断变化，医护人员只能依据当时掌握的条件进行抢救。

“准备好，马上处理。”

“器械已经到位。”

简短的几句话，背后是整个医疗小组的快速协作。那种时候，没人有空多说一句，所有注意力都集中在伤员身上。

遗憾的是，经过紧张抢救，伤员最终还是没有能够活下来。对于医护人员来说，这种结果很难接受，但战地医疗并不以愿望为依据。伤情、距离、器材和时间，任何一项出现限制，都可能改变结局。

这次抢救让许多人更清楚地认识到，援老医疗保障不是施工任务之外的附属工作。道路能否持续修建，人员能否保持战斗力，后方保障是否稳定，都与医疗工作紧密相连。医护人员既要懂得救治，也要熟悉山区道路、气候变化和施工现场的风险。

在勐塞、琅勃拉邦一带，蚂蟥、蚊虫和潮湿环境给生活带来持续麻烦。有人进山回来，裤脚里藏着蚂蟥；有人夜间值岗，第二天还要参加巡诊。药品和生活物资需要精打细算，能够重复利用的器材，往往都要认真维护。

一枚废弹，改变了几名战友的命运

援老期间，部队生活十分艰苦。官兵们不仅要完成筑路和医疗任务，还要自己解决一部分生活保障问题。营地里养猪、种菜，是改善伙食的重要办法。炊事人员轮换着干，医护人员也会在空闲时间搭把手。

正是在这种相对封闭的环境里，一些战士产生了利用废旧弹壳制作物品的想法。李富民是四川人，1971年入伍，和医院人员相识。根据战友回忆，他曾参与过相关活动。一次处理炮弹时，现场人员没有充分判断弹体内部是否仍有危险物质，便用工具进行敲击。

意外就在那一刻发生。

炮弹突然爆炸，李富民当场遭遇严重伤害。钟水生等人受到冲击，事故现场一片混乱。医护人员赶到后立即进行抢救，但伤势过重，最终没能挽回他的生命。

“不要靠近，先把周围的人撤开。”

“把伤员抬到这边来。”

事故之后，部队对相关情况进行了调查，并受到通报批评。这个结果并不只是针对某一个人的操作失误，更暴露出复杂环境下安全管理存在的薄弱环节。

废弃弹药外表看似没有威胁，内部情况却无法凭肉眼判断。尤其在远离后方、物资匮乏的山区，官兵容易把熟悉的生活经验带入危险物品处理之中。可军事物资有其特殊性，任何侥幸，都可能付出生命代价。

李富民的牺牲，使营地里许多人重新认识到安全纪律的分量。援外任务环境特殊，但纪律要求不能因为条件艰苦而降低。那次事故留下的，不只是伤痛，也促使部队更加重视废旧弹药管理和现场安全教育。

营地之外，另一种保障正在形成

援老部队与当地民众接触较多。山区村落距离营地不远，老挝居民有时会来寻求医疗帮助。语言不通时，手势、表情和简单词语便成了沟通方式。

对当地群众来说，中国医务人员带来的不仅是药品，还有一种较为稳定的医疗照料。能处理的小病，医护人员尽量当场解决；遇到复杂伤情，则会说明情况，安排转送。这样的交往没有复杂形式，却让双方逐渐熟悉起来。

有意思的是，老挝群众对营地里的炊事工作也很感兴趣。有人站在一旁观察中国人如何切菜、煮饭、腌制食物。中国官兵则把一些蔬菜种植方法介绍给当地居民，营地种出的蔬菜有时也会分给附近村民。

这种交往并不总是热烈的。更多时候，它表现为一次问诊、一把蔬菜、几句简单的问候。正因为细小，反而更接近日常生活，也更容易形成信任。

三年生活，改变的不只是职务

援老期间，医院人员要承担多种工作。医护人员有时参加巡诊，有时协助整理物资，有时还要参与营地劳动。养猪、种菜和清理驻地，看起来与专业工作没有直接关系，却是山区生活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部队里的炊事员和医护人员多数实行轮换。谁也不能只做自己最熟悉的那一项。会看病的人要懂得适应环境，会做饭的人也要知道基本的卫生要求。这样的经历，使不少年轻人逐步摆脱了对岗位的单一理解。

叙述者就是在这段时间里逐渐成熟起来。面对抢救失败，他学会了把悲痛压在心里，重新检查救治环节；经历安全事故后，他更重视规章和细节；与老挝群众接触后，也懂得了医疗工作不能只看技术，还要看对象、环境和沟通方式。

援老任务不是一所课堂，却让人接受了比课堂更直接的考验。那里没有舒适的生活条件，也没有充足的人员补充，很多事情都要在压力下完成。

任务期间，叙述者加入中国共产党，并获得三等功。这样的荣誉并非来自某一次单独表现，而是与长期承担医疗保障、服从组织安排和完成援外任务有关。对当时的基层官兵而言，入党和立功既是个人经历，也是组织对其表现的确认。

1976年，相关人员陆续回国。三年时间留下了许多无法用几句话说清的经历：救治过的伤员，牺牲的战友，山路上的夜岗，营地里的猪圈，还有老挝群众站在炊事场边好奇张望的身影。

回国后，叙述者的人生并没有停在援老经历上。后来，他曾任贵州省人大代表，转业后进入上海市房屋土地资源管理局工作，先后担任党办副主任科员、主任科员。

1987年转业时，军旅生涯告一段落。那段在老挝山区度过的岁月，也从一项具体任务，变成了个人履历中无法删除的一部分。对于145野战医院的医护人员而言，三年援老生活留下的，并不是简单的出国经历，而是一段由救治、纪律、牺牲和日常劳动共同组成的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