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夏天,山西五台山佛光寺东大殿里,一个身形瘦小的女人爬上了昏暗的梁架。
她仰头辨认梁上墨迹,灰尘落了满脸。
这个人就是林徽因。
她在那根梁上找到了唐代题记,证实东大殿建于唐大中十一年,公元857年。
在那之前,日本学者断言中国大地上找不到唐代木构建筑。
林徽因亲手推翻了这个判断。
而今天大多数人记住的林徽因,是一首《你是人间的四月天》,是几段被反复演绎的感情故事,是电视剧里穿着旗袍端着茶杯的社交名媛。
真实的林徽因,常年跟着骡子在土路上颠簸,在荒庙里测量梁柱,在战乱和肺病的双重夹击下整理中国建筑史的底稿。
她活到51岁,留下的不是风月传说,是几百页实测图纸和调查报告。
1904年林徽因出生在杭州,父亲林长民清末民初活跃于政界,做过参议院的秘书长,也写过不少政论文章。
这个家庭里还有一个人值得提,林觉民。
林觉民是林徽因的堂叔,1911年在广州黄花岗起义中牺牲,年仅24岁,留下的《与妻书》至今是中学课文。
一个家族里有人造反赴死,有人从政办报,有人读书留学,这种家庭给林徽因的东西,不只是教育机会,还有一种隐隐的基调:人活着要做点正经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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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0年林长民带16岁的林徽因去伦敦。
在那里她认识了徐志摩。
徐志摩那时23岁,已婚,有个两岁的儿子。
他后来为了追求林徽因和张幼仪离婚,闹得满城风雨。
这段经历被后人写进了无数文章、小说和电视剧里,好像林徽因一生最重要的事,就是在伦敦的一段感情里扮演了被追求的角色。
事实上林徽因很快就跟着父亲回了国。
她没有把自己的人生押在一段感情上。
1924年她和梁思成一起去了美国费城,进宾夕法尼亚大学读书。
这里有一个细节很少被提起:宾大建筑系当时不收女生,理由是建筑课上有男模特,女性在场不方便。
林徽因注册的是美术系,但她把建筑系的主课几乎都听了一遍,后来还拿了美术学士学位。
她不是被建筑系挡在门外就算了的人。
梁思成比她早一年到美国,主修建筑。
两个人的兴趣并不完全重叠。
梁思成偏重建筑结构和历史的技术层面,林徽因对空间感受、审美判断和文字表达有更突出的天赋。
他们后来在工作中的分工,基本延续了这个差异。
梁思成做系统性的结构分析,林徽因负责设计审美层面的判断,以及大量调查报告的文字整理。
这种配合不是谁依附谁,是两个人各有专业侧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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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8年他们在加拿大渥太华结婚。
婚礼是梁启超安排的,连婚纱都是林徽因自己设计的。
回国后两人先到沈阳,在东北大学参与创办建筑系。
那是1928年底,中国大学里此前没有完整的建筑学专业。
课程怎么排,教材用什么,师资从哪来,几乎全靠自己摸索。
他们从零开始搭起了一个建筑系的雏形。
1930年前后,他们加入了中国营造学社。
这是朱启钤发起的一个民间学术团体,宗旨是调查和研究中国古代建筑。
学社经费不宽裕,人手也少,核心力量就是梁思成、林徽因,加上少数几位同事。
从1932年到1937年,他们跑了河北、山西、山东、河南、陕西、浙江等十五个省份的两千多处古建筑。
这组数字今天读起来平平无奇,但你把当时的交通条件想进去就知道是什么概念。
很多古庙在山沟里,火车到不了,汽车开不进去,最后一段路靠骡子或者两条腿。
梁思成后来回忆,有一次在山西调查途中,他们乘坐的公共汽车翻了,他额头磕在窗框上缝了针。
林徽因带着肺病的底子,照样跟着跑现场,测量、拍照、记录,一样不少。
1937年6月,他们到了五台山。
日本学者关野贞和常盘大定在20年代发表过调查报告,声称中国现存木构建筑最早不过辽宋,唐代木构在日本有,在中国已经没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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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判断当时在国际学术界有相当大的影响力。
中国学者要做自己的建筑史,就必须拿实物证据说话。
6月26日,他们找到了佛光寺。
寺在五台山西北约三十公里的豆村镇,位置偏僻。
东大殿面阔七间,进深四间,单檐庑殿顶,体量很大。
林徽因爬到梁架上去找题记,在昏暗的天花板上面发现了几十处唐代工匠和施主留下的墨书题名,其中一处写着佛殿主女弟子宁公遇,对应殿内的一尊塑像。
这尊塑像是一位唐代女性捐资者的等身像。
梁架结构、斗拱形制、题记内容三者相互印证,佛光寺东大殿被确认为唐代建筑。
消息传到北平没多久,七七事变爆发。
一切调查工作被迫中断。
1937年秋天他们带着家人离开北平,经长沙到昆明,1940年又搬到四川宜宾李庄。
李庄是个长江边上的小镇,抗战期间中央研究院的几个研究所迁到这里。
梁家住在镇上一处叫月亮田的农舍里,土墙草顶,老鼠在房梁上跑。
林徽因的肺病加重,有一段时间体温经常在三十八度以上,夜间盗汗把枕巾浸透。
镇上没有医院,没有抗生素,她发烧严重时只能靠休息硬扛。
梁思成学会了做饭、腌咸菜、给炉子生火。
他后来跟朋友写信说,自己打针的技术已经练得不错了,林徽因需要打的针他都能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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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徽因在床上能坐起来的时候就整理稿子。
抗战期间,他们完成了《中国建筑史》的初稿,还编写了英文版的中国建筑史图录。
这些工作的底稿,大量数据来自1932到1937年的田野调查,五年间积累的几百张测绘图和几千条记录,在战乱中一批批转运,没有丢。
梁思成的弟弟梁思永一家也在李庄。
梁思永是考古学家,同样在病中。
两家人的孩子同时在李庄上学,教室就是农舍。
林徽因有时候躺在藤椅上给孩子们讲历史,讲建筑,偶尔也讲英文诗歌。
费正清夫妇当时在美国驻华机构工作,几次从重庆寄来药品和奶粉,梁家勉强维持。
1946年回到北平后,林徽因在清华大学建筑系任教。
她的身体状况没有根本好转,但参与了大量教学和设计工作。
1949年后,她参与了国徽方案的设计讨论。
国徽的设计过程经过多轮征集和修改,清华大学营建系提交的方案最终被采纳,这个方案是集体完成的。
林徽因在其中主要负责纹样和色彩的审美把关。
同时她还参与了人民英雄纪念碑的装饰花纹设计。
纪念碑底座的浮雕由多位雕塑家完成,浮雕上的花纹装饰由林徽因带领学生绘制。
关于北京城墙的存废,林徽因和梁思成提出了保留旧城墙、在城外另建新行政中心的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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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方案没有被采纳。
1950年代初北京开始拆除部分城墙,林徽因在一次会议上据理力争,当场情绪激动。
她说过一句话,大意是你们拆掉的是八百年的实物,将来后悔也来不及。
事实证明这个判断没有错,北京城墙后来只剩下几段残迹。
她的文学创作数量不多。
诗作现存约六十几首,散文和小说各几篇。
《你是人间的四月天》写于1934年,最初发表在《学文》月刊上。
这首诗后来被编进各种选本,流传甚广,但林徽因本人从来没有把写作当成主业。
她在写给好友费慰梅的信里说过,建筑才是她真正的事业。
她的信件目前有相当数量保存在清华大学档案馆和费正清夫妇的私人收藏中,这些材料可以佐证她对自己职业身份的定位。
1955年3月底,林徽因病情急剧恶化,住进北京同仁医院。
4月1日清晨去世,终年51岁。
梁思成后来一直没有再婚,他将自己剩余的学术生命全部投入建筑史研究和建筑教育,直到1972年去世。
林徽因留下的测绘图、调查报告、设计手稿和通信,散布在清华大学档案馆、中国营造学社旧档和多家学术机构中。
这些材料加在一起,构成的是一个建筑学者完整的工作记录,不是风月谈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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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你翻开任何一本严肃的中国建筑史教材,佛光寺东大殿那一章的实测数据,很多仍然来自林徽因和梁思成当年趴在梁架上量出来的尺寸。
那些数字今天还在用,而当年量这些数字的那双手,已经凉了七十年。
如果有一天你在某个展览上看到林徽因的测绘手稿原件,不妨仔细看看她标注的每一个尺寸,看看那是不是一个才女能干出来的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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