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研究 | 21 世纪技术封建主义理论的批判性审视

数字技术深度嵌入生产、交换、消费等各环节，资本主义核心垄断形态从传统物质生产领域转向数据、算法、云平台等数字资源与生存空间领域，技术封建主义逐渐显露出以“云领主——附庸”为核心的关系特质。对技术封建主义的总体审视在当前显得尤为必要，这对我们诊断当代资本主义的形态，规避数字经济发展的陷阱，推动中国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具有重要启示。

原文 ：《21 世纪技术封建主义理论的批判性审视》

作者 |北京化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冯旺舟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助理研究员 刘迪

图片 |网络

随着数字技术与垄断资本的深度耦合，在当代西方社会产生了“类封建”权力运行的技术封建主义，重塑着全球剥夺式积累模式。当代西方技术封建主义的核心在于“投资的目的不再是发展生产力，而是发展掠夺的力量”。数字技术深度嵌入生产、交换、消费等各环节，资本主义核心垄断形态从传统物质生产领域转向数据、算法、云平台等数字资源与生存空间领域，技术封建主义逐渐显露出以“云领主——附庸”为核心的关系特质。具体表现为平台巨头对数字基础设施（如电商生态、信息检索入口、社交场域）、核心数据资源及社会活动入口的绝对化垄断，算法通过用户画像与定制化信息推送对社会场景的隐性支配，以及普通用户在算法构建的信息茧房中形成的系统性依附。对技术封建主义的总体审视在当前显得尤为必要，这对我们诊断当代资本主义的形态，规避数字经济发展的陷阱，推动中国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具有重要启示。

我们认为，当代资本主义出现了新特征，特别表现为掠夺形式和剥削机制发生了重要变化，但强调数字时代的这些变化，并不意味着社会形态的反向倒退，也非资本主义的简单延续，而是资本主义在数字技术驱动下的新阶段。因此，批判技术封建主义的“封建复归”逻辑，明确技术封建主义的实质是垄断资本主义更具食利性和寄生性的新样态，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内适配数字技术的垄断形态升级。如果从资本主义再生产的视角，我们认为数字技术为资本主义扩大再生产提供了新空间，技术封建主义的“封建外观”是数字资本顺应新技术的表现，核心仍遵循资本增殖、剩余价值剥削逻辑，是资本主义在数字时代的进阶形态。若仅以资本主义“亚形态”界定数字时代的变化，难以识别其相较于传统资本主义的崭新特质；虽然技术封建主义已构成资本主义在数字时代的一种新阶段，但尚未突破资本主义框架成为独立的新社会形态。对技术封建主义的批判性分析虽然从一定程度上有助于我们理解平台经济与平台垄断、数字监控、技术寡头与民主危机、全球数字不平等等诸多核心问题，但是技术封建主义论仍然存在一些理论局限。

第一，技术封建主义理论未能触及消解数字劳动异化，替代技术封建主义的制度根基，其理论呈现乌托邦色彩。为消除技术封建主义，瓦鲁法斯基提出了“全世界云农奴、云无产者和云封臣，联合起来！我们会失去的，只有我们思想中的枷锁！”的号召，这一号召虽精准揭示了数字资本剥削下的阶级困境，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主体意识觉醒，却未能触及问题的根本症结——其倡导的“联合”仍局限于资本主义制度框架内的阶级抗争，既未否定生产资料私有制这一技术封建主义的根源，也不能突破资本逻辑对技术的垄断性控制，终究难以实现“集体占有云资本”的目标。技术封建主义论者还提出建立民主化的云平台，试图替代现有的技术封建主义，但是忽视了现有工业生产和数字经济的复杂性，最终走向了技术乌托邦幻想。事实上，技术封建主义作为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在数字时代的激化形态，其本质是资本主义私有制无法容纳高度社会化的数字生产力，这决定了任何仅停留在表层的改良或阶级呼吁，都无法彻底破解“云垄断”“数据剥削”“数字依附”等现实困境。而我国是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实行以公有制为主体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具有相较于资本主义制度的显著优势，在社会主义制度内对技术封建主义的超越是人类迈向数字乌托邦的可行之路。

第二，技术封建主义理论中存在的大量“类封建”隐喻指向不明，夸大了资本主义市场机制和社会形态的断裂。技术封建主义理论捕捉到了数字时代资本主义社会出现的新变化，揭示了数字时代下资本主义的核心特质与现实矛盾，这无疑是有益的理论探索。但以“类封建”的表象特征为由，宣称资本主义已被技术封建主义所取代，就显得武断和不切实际。诚然，生产力的进步带来了资本主义发展的全新模式，这并不意味着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与资本积累的根本逻辑发生了实质性改变。换言之，只要生产资料私有制与资本价值增值的本性未发生变化，就不能得出“资本主义已死”的结论。当前出现的“云领主”“云贵族”“云封地”“云地租”“云农奴”等带有封建化表象的概念，本质是资本积累的载体与剥削形式的更新，这恰恰表明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在数字化时代发展到了新阶段。

第三，技术封建主义理论过于强调技术对社会结构的变革作用，具有技术决定论色彩。瓦鲁法基斯、迪朗等人都高度重视数字技术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操控作用以及带来的结构性重构。这具体来说表现在三个方面。其一，夸大算法的作用。技术封建主义论者认为当代资本主义社会进入了“算法治理”时期，算法治理剥削了人的主体性，把人类存在状态简化为概率运算，精准测定人们的行为和市场定位，人们成为了概率的奴隶，只能被动接受结果。但是实际上，这是夸大了数字技术对人的行为的操控。其二，数字垄断平台并不是如他们所说只能被动认可并无偿占有用户创造的数据信息，用户对平台的认可并不是终身的。虽然数字平台凭借绝对的算法控制和数据采集优势，确立在咨询分发和收益分配上的绝对霸权。但是，在承担一定成本后，用户可根据自身的价值旨趣、利益诉求等转换新的平台。实际上，当前数字平台和数字经济的发展并非建立在技术封建主义论者所指的资本主义的断裂之上，而恰恰反映了对资本主义市场以及资本逻辑的依赖。其三，忽视了数字平台内部的显著差异。技术封建主义论者将所有平台都称之为“云封地”，“云封地”高度集中化，而且被算法掌控，其所有权属于拥有云资本的人。但是这些所谓“云封地”并不是统一的，而是分为广告、工业、娱乐、产品等各种平台，在这些不同平台中，所谓的“云农奴”或用户也是有自身的判断，并可采取不同的行为，并不是完全受“云资本家”的掌控。

第四，技术封建主义理论对当代资本主义的诊断走向了简化主义，忽视了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复杂性。这表现在三个方面。其一，简化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动力。按照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人类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是社会基本矛盾运动，即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在这个基本矛盾运动中，社会的发展变迁又涉及到多个因素，既包括科技因素，也包括阶级斗争和文化软实力等多因素，正如恩格斯的历史合力论指出的，历史的创造过程是一个复杂而多样的力量共同作用的结果。历史并不是由单一因素决定的，而是多种因素合力作用的结果。人们在创造历史时，受到各种前提和条件的限制，其中经济因素在社会历史发展中起决定性作用，但上层建筑的各种因素，如政治、文化等，也在历史斗争的进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历史发展是合力，而不是单个人意志作用的结果。我们知道，某一社会形态的产生或者消亡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封建社会与资本主义社会之间并不是完全断裂的，封建社会中孕育着资本主义的萌芽，资本主义社会中存在封建社会的残留。技术封建主义论者无视资本主义产生的动态历史过程，将个别表面特征看作社会形态变迁的判定标准，只见形式不见本质，最终陷入形而上与庸俗经济学的理论窠臼。因此，我们要深刻认识到，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同样是由社会的基本矛盾决定的，这些矛盾不断促使资本主义发生变革。其二，简化了数字技术的作用和功能。数字技术的作用和功能不是单向的，其在数字平台的作用也不能无限夸大，当代资本主义在数字技术与资本的合谋下，并没有出现所谓的资本主义的终结，也没有出现所谓替代资本主义市场和利润的新的封建主义的生产方式。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仍然是以市场机制和利润为核心特征，其有强大的适应性和自我修复能力。其三，简化了当代资本主义社会阶级的复杂性。封建社会的地主和农民（农奴）的关系是围绕土地展开的，地主依赖政治强制对农民进行剥削，而资本主义社会是完全依靠市场机制运行的，具有很强的经济强制性，而且在市场运行中，劳动与资本的关系更加复杂，技术封建主义运用“类封建”的隐喻简化了资本家之间、资本家与劳动者之间、劳动者之间复杂的关系，也就是技术封建主义论者没有立足资本主义的社会财产关系揭示阶级关系在纵向（劳资矛盾）和横向（阶级分化与竞争）两个方面的复杂关系，从而无法解释资本主义社会复杂的阶级斗争。

文章为社会科学报“思想工坊”融媒体原创出品，原载于社会科学报第2022期第3版，未经允许禁止转载，文中内容仅代表作者观点，不代表本报立场。

本期责编：狄书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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