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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和,原姓马,小字三保,世人常称三保太监,云南昆阳人,生于洪武四年(1371年),卒于宣德八年(1433年),是明代最负盛名的航海家、外交家。他出身回回世家,先祖原本来自西域,世代信奉伊斯兰教。元朝时期家族迁居云南,父亲马哈只,曾经远赴麦加朝觐,熟悉海外异域风土,这份见闻,也在幼年便埋下种子,让郑和早早听闻远方海洋与异国的故事。
洪武十四年,明军征伐云南,平定故元残余势力。战乱之中,年仅十一岁的马三保被俘,按照当时制度,被施以宫刑,送入宫中成为宦官。此后数年,他随军辗转,几经调拨,后来被分到燕王朱棣府中,侍奉燕王。靖难之役爆发,朱棣起兵对抗建文帝,马三保跟随燕王征战,出入战阵,屡立功劳,在郑村坝一战奋勇作战,深得朱棣赏识。
永乐元年,朱棣登基称帝,是为明成祖。感念马三保多年追随、忠心勇武,永乐二年,朱棣赐他姓郑,从此马三保便改名郑和。此时的郑和,沉稳有谋略,通晓兵法,识习外事,又兼具宦官身份,方便出使,于是成祖心中定下大计,命他作为正使,率领庞大船队出使西洋诸国。
明成祖派遣下西洋,有多重用意。一方面,民间传言建文帝并未葬身火海,逃亡海外,朱棣希望借远洋寻访,探查建文帝踪迹;另一方面,想要宣扬大明国威,招徕海外各国遣使朝贡,构建以明朝为中心的朝贡体系;同时沟通海外贸易,互通物产,稳定南海、印度洋海上通道,安抚沿线诸国,遏制海上作乱的海盗势力。
永乐三年六月,第一次远航正式启动。郑和与副使王景弘,统领将士两万七千八百余人,大小海船六十二艘,自苏州太仓刘家河起碇,一路向南,行至福建长乐,等候秋冬时节稳定的东北季风,自五虎门正式扬帆出海。船队之中,形制最大的宝船,长四十四丈四尺,阔一十八丈,船身高大,层层叠构,以水密隔舱的技艺分隔船舱,抗风浪的能力远胜彼时世间所有海船。整支船队分工完备,除主载使团、财货的宝船之外,尚有马船运载牲畜,粮船囤积粮秣,战船列阵护卫,船上官校、旗军、通事、阴阳官、医官、工匠一应俱全,仅仅专职医士便有上百人,如同一座移动的海上城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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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航一路向南,先抵占城,也就是今日越南南部,再遍历爪哇、旧港、满剌加、苏门答剌,穿过马六甲海峡,向西驶入印度洋,抵达锡兰山,最终停驻古里。古里位于印度半岛西南海岸,是当时整个印度洋上最重要的商贸枢纽。郑和在此立碑,刻下“去中国十万余里,民物咸若,熙嗥同风,永示万世”的祝辞,作为此行的纪念。在旧港,也就是古三佛齐之地,海盗首领陈祖义盘踞海上,劫掠往来商船,横行南洋。郑和遣使招降,陈祖义假意归服,暗中谋划偷袭船队。郑和识破诡计,挥师一战,大破贼众,生擒陈祖义,押回京师献俘,枭首于闹市,自此南洋航路得以清宁。
永乐五年,郑和归国,各国的使者随同船队奔赴南京,朝觐永乐皇帝。朱棣龙颜大悦,厚赐使团,没过多久,便再命郑和二次出使。第二次、第三次航行的路线大体与第一次相近,依旧以古里为最远终点,往来暹罗、柯枝、锡兰诸国,宣读天子诏敕,赏赐各国君主锦绮、瓷器、纱罗,颁行大明的封赐,调解邦国之间的纷争。可锡兰山国王亚烈苦奈儿素来骄横,觊觎船队携带的金银宝物,假意邀约郑和入国都,暗中发兵袭击停泊在港口的大明舟师。郑和探知敌军主力尽数出城,国都空虚,便率领麾下两千精兵,出其不意攻破王城,生擒国王、王后与一众臣僚,等到围攻港口的敌军回师,又被明军一举击溃。郑和将俘虏带回国内,朱棣并未将其处死,而是宽大赦免,遣送归国,以此彰显天朝恩威。
前三次航行,已经打通了通往印度西海岸的主航道。自第四次下西洋起,船队向着更遥远的西方继续延伸。永乐十年,郑和再度扬帆,穿过古里之后,继续向西,直抵忽鲁谟斯,也就是波斯湾口的贸易重镇。由忽鲁谟斯分遣的分船队,继续向南,一路航行,抵达非洲东岸的麻林、木骨都束。麻林国遣使随船入贡,献上一头长颈鹿,时人不识,以为便是上古传说之中的瑞兽麒麟,朝野为之轰动。此后第五次、第六次远航,多次护送各国朝贡使臣返回故土,航迹覆盖阿拉伯半岛南端的阿丹、剌撒,直抵红海之滨。一时间,远邦的使臣络绎不绝奔赴中原,出现了万国来朝的盛大景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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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乐二十二年,明成祖朱棣在北征回师途中崩于榆木川,新即位的明仁宗朱高炽听从户部尚书夏原吉的谏言,认为远航耗费巨大,劳民伤财,下诏停止下西洋的一应事务,宝船停造,使团遣散。远洋的事业就此搁置数年,等到宣德五年,明宣宗朱瞻基登基已久,感念多年之间,海外诸国前来朝贡的渐渐稀少,决意再遣使团,重振永乐时代的声威,于是颁下诏令,命年届六旬的郑和,主持第七次远航。
宣德六年,郑和、王景弘率领船队,再次于刘家港、长乐天妃宫立碑,镌刻《通番事迹之记》与《天妃灵应之记》,把前六次远航的始末尽数刻于石上,留存后世。这是郑和一生之中最后的航程。船队遍历旧地,远至忽鲁谟斯、红海沿岸,分遣的船只驶入天方,也就是伊斯兰的圣城麦加。在自西向东的归航途中,久病的郑和于古里病逝。船队将他的灵柩载于舟中,于宣德八年七月回到国内。一代航海伟人,终究殒命于他毕生驰骋的大洋归途之上。
郑和离世之后,大明再也没有组织如此规模的远洋航行。下西洋耗费浩大,朝廷每一次出洋,携带无数金银、丝绸、瓷器,奉行厚往薄来的准则,赏赐远邦的财物,远远多于进贡的收入,长期的巨额开销,一直是文官集团诟病的弊政。待到岁月推移,朝廷之中,反对远洋的呼声占据上风,下西洋的档案文书,后来竟遭销毁,大量一手史料就此散佚,幸而随行者写下的三部行记,还有收录于《武备志》之中的《郑和航海图》得以留存,让后世尚能窥见当年航路的全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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