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一个男的查出来有癌大老远跑到上海，花了800块挂了个专家号

这事我是在瑞金医院三楼候诊区听说的。他就坐我旁边，一个黑瘦的中年人，穿件洗得发白的灰夹克，脚上那双运动鞋鞋底磨得一边厚一边薄，手里攥着一沓片子，边角都卷起来了，塑料袋上印着“绵阳市中心医院”。我带着我爸来看甲状腺结节，等叫号的工夫，他主动跟我搭的话，问我看的哪个科。我说甲状腺，他说他看肝。

我问他从哪儿来的。他说绵阳下面一个县，坐了一夜硬座到的上海。我说你咋不坐飞机，他说机票太贵，硬座一百八，飞机要一千二。他说这话的时候嗓子是哑的，我估摸着一夜没怎么合眼。

聊了没几句他就把底兜给我了。肝上长了个东西，县医院查出来的，甲胎蛋白高得吓人，CT上有个七厘米的肿块。县医院大夫跟他说，去成都看看吧，华西或者省肿瘤。他女儿在成都上班，给他挂了省医院的号，排了半个月排上了，大夫说能治，先做介入，再看能不能手术。他问大夫治愈率多少，大夫说你这个情况，规范治疗，五年生存率能到百分之四十左右。他又问，那要不规范呢？大夫看了他一眼，说那就不好说了。

从省医院出来，他在成都东站坐了半天，没上车。他心里不踏实。他觉得百分之四十这个数太低了。他女儿在网上给他查，说上海有个专家，专做肝癌，特别厉害，好多晚期病人在他手上都治好了。他问女儿那得多少钱，女儿说挂号费八百，黄牛手里可能更贵。他说八百就八百，我坐火车去。

我问他，你女儿没劝你？他说劝了，女儿说成都也能治，别折腾了。他不听。他说他堂哥十年前也是肝上长东西，在县医院治的，半年人就没了。他不想走堂哥那条路。

“我不是不信成都的大夫，”他说，“我是怕。我闺女还没结婚，我得活着看她出门子。”

这话他说得很轻，手在片子上来回摩挲，指甲缝里还有泥。

叫到他号的时候他站起来，我问了一句你挂的哪个专家。他说了个名字，我没记住，但记住了他出来时候的表情。

他进去大概五六分钟就出来了。我一看他脸就知道不对。他坐回我旁边，半天没吭声，手里多了张处方单，上面只写了一行字，我歪头看了一眼，大意是“建议回当地医院规范治疗”。下面签了个名，字迹潦草得认不出来。

我说咋说？

他把处方单折起来揣兜里，说：“专家看了我的片子，问了我在成都做的啥方案，我说介入。他说那就按这个方案做，回成都做一样的，没必要在上海耗着。我问他能不能在你这儿做，他说排床位得等三个月，你这个情况等不起。”

我说那你咋打算？

他沉默了一会儿，说：“我问他我这病能不能治好，他说‘规范治疗’四个字。我又问了一遍，他说小伙子你别跟我绕，你听懂了，回去治，越快越好。”

他说这话的时候笑了一下，笑得很难看。他说他花八百块挂的号，专家跟他说了不到五句话，加起来没超过三分钟。他说他坐了二十三个小时火车，在候诊区等了一个半小时，进去三分钟就出来了。他说他在火车上还想着专家能给他个准话，能告诉他到底有没有救，结果专家跟他说的跟成都的大夫一模一样。

我说那你觉得这八百块花得冤不冤？

他说冤，也不冤。冤的是啥也没多问出来，八百块钱够他闺女在成都交一个月房租了。不冤的是，他至少知道了上海的大专家跟成都的大夫说的是一个话，他心里那块“万一上海有办法呢”的石头落了地。他说他要是不来这一趟，回去做介入也做不踏实，老觉得是不是错过了什么。现在他知道了，没错过，哪儿都一样，该咋治咋治。

我问他那你回去不？

他说回去。票已经买好了，晚上七点，硬座。他说他得赶回去，后天省医院那边还有个检查要做。

我说你一个人来的？他说嗯。老婆在家看小卖部，走不开。闺女在成都上班，请不了假。他本来不想跟闺女说他来上海了，怕她着急。但刚才在楼梯间没忍住，给闺女打了个电话，闺女在电话那头哭了，说爸你咋不跟我说一声就跑了，你要是出点啥事我咋办。他说他听着闺女哭，自己也差点没绷住，蹲在楼梯间里把眼泪咽回去了。

“我闺女问我上海专家咋说，”他笑了一下，“我说专家说我这病好治，回去好好配合就行。我没跟她说实话。这八百块钱的事，我回去也不打算跟她说，就说没挂上号，白跑了一趟，以后不折腾了，听她的，在成都好好治。”

他看了看我，眼神有点不好意思，说：“兄弟你说我是不是有点傻？八百块钱买个死心，值不值？”

我还没想好怎么接话，他又自己接了一句：“值。我今年五十二，开摩的开了十一年，一天挣个百八十块，八百块钱我得跑十天。但我跑这十天，换我往后不胡思乱想，踏实治病，我觉得值。”

叫号屏幕上跳出我爸的名字，我站起来跟他说我先进去了。他点了点头，把那沓片子重新塞进塑料袋里，袋口卷了两圈，揣进夹克内兜。

我陪我爸看完出来，他还在候诊区坐着，不过换了个位置，靠着墙，眼睛闭着，不知道睡没睡着。塑料袋搁在腿上，一只手攥着袋口，跟攥着个宝贝似的。

我没过去叫他。我带着我爸坐电梯下楼的时候心想，他晚上七点的火车，现在大概两点多，还有五个钟头。他可能就在那椅子上坐到五点半，然后去火车站，啃个面包或者泡碗面，坐一宿硬座回绵阳。后天再去成都，接着做检查，接着治。他闺女到现在还以为她爸没挂上号。

晚上我回家跟我老婆说起这事。我老婆在社区医院当护士，听完了说：“这种病人我们见多了。上来就要挂最贵的号找最好的专家，你跟他说本地能治他不信，非得跑一圈花完钱才踏实。但你说他错了吗？他也不容易，一个开摩的的农民，闺女没出嫁，他自己怕死。八百块钱买个心安，我们觉得贵，他觉得不贵。”

我说那专家有错吗？人家也是实话，床位就那么多，病情确实不能等，让他回去治没毛病。

我老婆说：“专家没错，病人也没错。错的是病人把八百块钱的专家号当成了救命稻草，专家把病人当成了流水线上的又一个号。三分钟看一个，他一天得看几十个，你说他能记住谁？病人坐了二十三个小时火车来的，他就给了三分钟。这事谁都没错，但谁心里都不好受。”

昨天我翻手机，看见那个县医院做的CT报告照片还在我相册里。当时他拿给我看，我随手拍了一张，他指着片子上那个白团说“就这个，七厘米”。我没删。我也不知道为啥没删。可能想着哪天能帮上他什么忙，虽然我也不知道能帮什么。

后来我跟我爸说起这事。我爸七十了，退休教师，听完了说了一句话，我觉得比我老婆说的还透。他说：“这人不是傻，他是怕。你让他回成都治，他晚上睡不着，天天琢磨上海是不是有更好的法子。你让他去一趟上海，花八百块钱听专家说一句‘回去治一样的’，他晚上就能睡着了。这八百块钱买的不是号，是觉。”

我觉得我爸说得对。但我还是觉得那八百块花得冤。专家多说两句话能咋的？多问一句“你从哪来的”，多解释一句“你这个分期做介入是完全标准的方案”，多给一分钟，他就用不着蹲楼梯间里跟闺女撒谎说自己没挂上号。

可我又反过来想，专家一天看几十个病人，每个都多聊两分钟，他就得晚下班两小时。晚下班两小时，他自己的老父亲可能也在哪个医院等着他呢。谁家没个病人。

这事我想了好几天，想到最后也没想出个谁对谁错。唯一让我心里放不下的，是他蹲在楼梯间里跟闺女说“没挂上号”那一幕。五十二岁的人了，开摩的养大一个闺女，得了癌不敢跟闺女说实话，怕闺女担心，又怕闺女失望。八百块钱打了水漂不敢吭声，回去还得跟闺女装没事人。

我就想问问，当子女的，你们爹妈要是这么干，你们是心疼还是生气？当爹妈的，你们要是遇上这种事，是跟孩子说实话还是自己扛？当大夫的，三分钟看一个病人，你们心里过得去还是过不去？

反正我是没想明白。我唯一确定的是，下回我爸再有个头疼脑热要挂专家号，我先问清楚他到底想问啥，问清楚了再挂。省得他也蹲哪个楼梯间里，自己跟自己较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