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智能体开始参与工作，劳动还是劳动吗？

数字劳动正在重塑传统劳动的时空边界、价值逻辑与技能形成路径，催生一种全新的劳动形态。劳动不再局限于固定场所与标准化流程，人机协同正成为数智时代劳动新形态。

当前，全球主要经济体都深度卷入数智化浪潮之中，我国是数智化程度最高的国家之一。

近年来，数智技术应用呈现出全面加速的态势，智能体从实验室走向日常生活，灵活就业从“补充性选项”逐渐变成主流就业样态，超级个体和结构松散、边界开放的超级团体等就业方式不断涌现。

当智能体变成了劳动任务执行者，如何认识智能体的劳动？又如何在人类与智能体之间分工？

与以往技术变革不同，数智技术应用不仅提高了大规模高精度生产的效率，更重构了劳动过程和职业分类体系，推动了生产系统和消费系统的融合，进而重塑了社会劳动分工格局。

准确认识数字劳动的界定标准、运行特征与现实挑战，把握人机协同的新变化，对完善数智时代劳动治理体系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厘清数字劳动的内涵与边界

意大利学者蒂齐亚纳·泰拉诺瓦在2000年提出，数字劳动是在互联网上开展的、包含网站搭建、软件调试、构建网络虚拟空间等内容的活动。与物质生产劳动相比，它有两大特征：一是以虚拟网络空间为劳动场域，劳动者借助网络完成线下无法实现的任务；二是依托数据生产利用，通过收集、分析、整理网络数据创造具备商业价值的信息产品。

英国学者克里斯蒂安·福克斯进一步拓展了数字劳动范畴，从数字产业链与价值链视角出发，认为所有参与数字信息通信技术价值链、涉及数字媒体技术制造与内容生产的活动，都属于数字劳动。

延续这一思路，国内有学者将数字劳动划分为三类：生产领域的数字化控制型劳动、信息通信产业的专业化数字劳动、依托数字工具的科研文创类活动。

相较而言，2023年第21届国际劳工统计学家会议的界定更具可操作性。会议认为，数字劳动本质上是完成“数字平台工作”的劳动，即个人通过数字平台从事商品生产或服务提供的生产性活动，对劳动过程的组织与控制，是区分平台与非平台工作的核心。在此基础上，数字劳动被分为两类：基于在线网络的平台劳动，如在线自由职业、远程任务接单；基于地理位置的平台劳动，如网约车、即时配送服务。

数字劳动的主要特征

数字劳动与传统劳动的共性特征包括劳动的生产性、价值创造性、目的性、工具性等，但它也有与传统劳动不同的特性。如果说工业劳动强调的是标准化和规模化，那么数字劳动则体现出较强的灵活性和网络化。

第一，劳动过程具有明显液态性。劳动任务的内容、完成路径、作用场景存在不确定性，劳动者常处于“待命状态”，工作与休息边界模糊。“去劳动关系化”“去工厂化”让工作场所不再固定，劳动者职业身份多元且模糊。同时，劳动组织方式更趋扁平化、柔性化，既对劳动者复合技能提出更高要求，也大幅提升了职业流动性。

第二，劳动过程体现更强社会性。数智技术加持下，平台连接起人、信息、市场与城乡空间，具备“普惠赋能”的公共属性，呈现出公共基础设施特征。分工协作不再局限于劳动关系双方，消费者评价、流量数据成为劳动价值兑现的重要参考；平台可组织超大规模生产，劳动积累空间从“工厂车间”转向“社会工厂”，形成更高维度的社会化大生产秩序。

第三，劳动价值具有双重性。除劳动者直接创造的价值外，用户生产内容、劳动过程生成的数据，也成为持续创造价值的重要资源。数字劳动既包含现实世界可见的实体劳动，也包含数字空间的隐性劳动，平台可通过捕捉劳动者行为轨迹、智能调配生产要素，放大数据附加值。数智技术还打破了人力资本与劳动者不可分离的传统属性，既降低了劳动参与门槛，也重构了劳动价值的形成逻辑。

第四，技能形成路径更复杂。长期稳定雇佣与 “干中学” 是传统技能形成的前提，但数字平台往往直接筛选熟练劳动者，将技能试错成本转嫁给个人；技术快速迭代也让技能面临较高失效风险，软硬件融合的高阶数字技能，对现有学科化的学校教育体系形成冲击。

第五，劳动风险复合叠加。传统社会保障体系难以充分适配新型劳动形态，风险保障存在短板；技术迭代下文凭、职业证书的职业支撑作用减弱，技能失效风险持续上升。与此同时，算法迭代不断强化劳动精细化管理，劳动者在生理、心理、时间等多维度的负荷持续叠加，风险特征与传统工业化劳动截然不同。

数字劳动带来治理新命题

数字劳动兴起对劳动方式、生产秩序、平台企业治理乃至经济社会运行都产生广泛而深远的影响，也给传统劳动治理模式带来挑战。

其一，在数智化进程中，人工智能技术的广泛应用催生了规模庞大的新就业群体。这类劳动者跨越传统产业边界，使劳动场景从实体产业延伸至虚拟数字空间，并广泛渗透到各个产业、各个环节。如何对这一群体精准定位，动态把握其内部构成的差异化特征，是当下亟待厘清的现实问题。

其二，数字劳动的发展，对传统劳动基准认定规则带来挑战。用工主体趋于模糊，造成雇主责任难以清晰界定、落地执行的难题。如何确立适配数字劳动特点的劳动基准，是我国构建数智时代劳动者权益保障体系的核心议题之一。

其三，技术的快速迭代，对劳动者技能形成体系建设提出了更高要求。数智技术会重新定义产业边界，模糊不同行业之间的界限，重塑基于专业技能之上的劳动分工秩序。数智技术对劳动过程的快速渗透会改变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之间的界限，传统技能类型之间的界限将逐渐模糊，改变技能分工的结构。

应对这些新命题，需多维度协同发力：关注技能弱势群体的能力升级，探索社会保障与技能培训的衔接机制，建设包容性技能形成体系；重构劳动基准框架，纳入算法治理等新模块，夯实权益保障制度基础；探索新就业群体的组织化路径，强化集体协商能力，提升劳动者话语权；发挥党建引领的社会治理优势，探索符合本土实际的数字劳动治理模式。

（“工人日报”微信公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