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张家齐母女说起：我们如何应对情感的“贬值”？

伴随着新一季的《我家那闺女》播出，世界跳水冠军张家齐和她的母亲迅速成为话题焦点。母亲肖英杰对着奥运冠军张家齐，罗列着她大大小小的缺点。母亲的做法引发了众多网友的批评，认为她几乎没有费力为女儿做过任何事情，却责怪女儿和她不亲。

虽然这个母亲有点夸张，但这一对母女之间的问题却是许多亲子关系的标本，甚至是当代情感危机的标本。它当然有其独特性，和社会、文化密切相关，但某种意义上它也是一个全球性问题，在世界各地正在发生。

作为一个奥运冠军，张家齐已经非常成功，但是在她母亲那里，她仍然没有获得足够的认可，在大事小事上都会被否定，比如否定她的生活习惯，否定她想要理财的尝试。大家在讨论这个节目的时候，尤其是社交平台上的年轻人，感受到了强烈的同情和共鸣。有些人可能觉得这是个人素质的问题，这是发生在NPD人格父母身上的事情，但是这很可能有某种普遍性。今天的文章，作者想要指出这个问题的社会和文化背景，也想通过全球性视角指出正在面临的情感危机，并试图为当代的情感危机提供一些思考的新角度，即“相互性伦理”。

撰文｜赵少阳

现代化进程中的“孝”与亲密情感

在短短的几十年里，我们身处的经济、社会、文化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一代人的经验，对下一代人来说不再适用，代际之间的沟通容易变得困难。这种代际之间的断裂在几乎所有的后发国家中都非常常见，在某种意义上来说，这是压缩的现代性的结果。在这样一个压缩的现代化的过程中，理想的情况是几代人之间需要没有疲惫、没有懈怠，一直跟上这种剧变。但显然这是非常理想的情况，在几代人之间总是会有人跟不上节奏，总是会有人逃避，有人疲倦。

个人性格或者选择的层次参差在个人层面当然是完全自由的，但是如果和家庭关系嵌合在一起就会发生种种问题，比如我们当下戏谑的标签无能的丈夫，拜金的妻子，摆烂的子女。在张家齐的问题上，我们疑问的是一个在社会成就和财富方面做得不如女儿出色的父母是不是有资格对子女行使权威？

《我家那闺女》综艺剧照。

从资本或者力量的逻辑来说，答案是否定的。但如果从文化的逻辑来说，父母不管做得怎么样，他们都有权以爱的名义参与我们的生活。在儒家的孝文化中，恩莫大于生养。儒家的孔孟二圣非常推崇的舜，他的父母对他非常狠心，他们让他去修粮仓，然后抽掉了梯子，点燃了茅草；他们又让他去掘井，然后想要填土埋掉他。即便他的父母做得这么过分，但舜对他们还是非常孝顺。根据《孟子》的记载，舜只是去到了田野仰天长哭，孟子的解释是舜希望得到父母的喜爱。孟子评价说，“人少，则慕父母；知好色，则慕少艾；有妻子则慕妻子；仕则慕君，不得于君则热中。大孝终身慕父母。五十而慕者，予于大舜见之矣。”

然而孝真正成为一种意识形态，主要是因为儒学的经学化进程。汉代出现了《孝经》，主张“资于事父以事君”。唐太宗和唐玄宗都曾经主动干预过《孝经》的阐释，唐玄宗甚至亲自为《孝经》作注。到了朱熹，孝就成了一种天理。他在阐释舜的时候，引用了罗从彦和陈瓘，“天下无不是底父母”，“彼臣弑其君、子弑其父，常始于见其有不是处耳”。自元朝以后，朱熹的理学成为儒学正宗，与科举考试绑定在一起。与此同时，民间也产生了大量的对应物，包括蒙书、故事、戏曲、礼俗、家训、乡约，最有名的当数《三字经》和二十四孝，在日常生活中完成了礼下庶人。

仇英，卧冰求鲤。

在某种意义上，我们仍然处于文化的惯性之中。这在急遽变化的当下，其实不难理解。当一个人不能适应社会变化的节奏，不能在社会上取得承认，他就会转向家庭内部，企图在家庭内部获得权威。然而，在新思潮下成长起来的一代人，不仅不能得到服从，反而徒增厌倦。对他们来说，在激烈的社会竞争中艰难求生已经耗费了他们的大量心力，他们对于任何的情感勒索，或者不对称的情感结构都非常敏感，巨大的生存压力使他们对于所谓的亲密情感没有滤镜。一旦他们发现亲密情感使他们受伤，或者对方要求自己单方面的付出，他们可能会果断地远离甚至切断亲密情感。

情感的“贬值”？

我们在当代年轻人身上能看到一种悖论，一方面盲盒、陪玩、阿贝贝等情绪经济迅速崛起，已经形成万亿规模市场；另一方面，年轻人对于维系亲情、婚姻、友谊等长期关系的意愿显著减弱。过去，人们更愿意和父母、伴侣、朋友倾诉，更愿意和志同道合的朋友共度时光，但现在人们更愿意对着聊天机器人推心置腹，更愿意和陪玩、搭子一起出游，甚至亲密关系也可以求助于约会软件。情感的商品化是资本主义人的异化的最新发展，人们通过金钱来满足情感需求，这就使得情感可以复制、可以随时开始随时结束。但这就是我们需要的情感吗？或者它只是我们真正向往的情感的平替？

年轻人极力地经营自己，想要让自己成为更有竞争力的人力资源，他们不敢把时间和精力放在经营情感上，因而就只能通过商品化的情感来满足自己的需求。但是在努力越来越难以变现的今天，即便年轻人极限压抑自己的情感需求，也可能难以获得预期的回报。愈益激烈的竞争使他们更加不敢去憧憬真正的情感，因为真正的情感需要时间，需要责任。

《情感价值》电影剧照。

北欧电影《情感价值》（Affeksjonsverdi）里面的一对姐妹，她们小时候父亲常年在外，母亲频频精神崩溃，使得姐姐终身留下了情感创伤，但妹妹却顺利地组建了家庭，有了孩子。姐姐问妹妹为什么经历了那样的童年，她却仍然有爱的能力？妹妹回答说，“我们并没有相同的童年，我有你，你觉得自己无法照顾别人，但你却在妈妈状态不好的时候陪在我身边，你帮我洗头发，你给我梳头，送我去学校，让我很有安全感。”所谓的情感价值，就是每个人都会有那么一刻，那一刻你觉得你被世界抛弃了，你需要一个拥抱，一个绝对的yes（是，肯定）。显然，这样的情感价值，是无法用金钱来购买的。

《坠落的审判》电影剧照。

美好的事物如何可贵，便如何可能。在今天，我们过去视为理所当然的情感，正在成为生命不可承受之重。年轻人不愿意进入婚姻，不愿意生孩子，不愿意去承担长期关系中的责任。在电影《坠落的审判》中，一对知识分子夫妻对如何照料孩子发生了致命的争执。妻子更早地通过写作获得了声誉，她的丈夫也想要实现自己作为作家的价值，他和妻子围绕照顾孩子的时间争执不下。丈夫想要更加平均地分配两个人照顾孩子的时间，但妻子拒绝协商。丈夫为了摆脱父亲的责任和失败的人生，选择了放弃生命。他们的争执是如此真实而窒息，他们的问题是我们今天任何一对进入婚姻生育孩子的男女都要面对的，为人父母的责任如何分配？在自我和家庭之间如何平衡？夫妻之间如何进行有效的沟通？这些问题中的每一个都让人对长期关系望而生畏，因而人们转向商品化的情感，转向situationship（短期关系）。我们内心真正需要的是可以依赖、可以信任、可以托付的长期关系，但我们寻求的却是更加便利、更加轻松、来去自由的短期关系，事实上，我们经常也知道这种短期关系无法满足我们内心对亲密关系的渴望，但我们仍然拒绝不了饮鸩止渴。

笔者无法接受“今天的年轻人更自私”这样的指责。如果只是将社会情感结构的变化，归咎于年轻人的道德素质，那就远远没有触及问题的根本。一个父母如果不能感同身受子女身上经历的竞争压力，如果不能理解他的恐惧和脆弱，而只是一味地要求孝顺、感恩，那么他得到的只能是远离和冷漠。今天的年轻人不是没有情感需求，情绪经济越是发达，就越是证明人们内心对于深度连接的渴望。《给阿嬷的情书》，一个如此平淡而简单的故事，为什么那么吸引年轻人？就是因为这部电影让我们看到了日常生活中如此珍贵又如此简单的情感，而这种情感今天对我们来说已经成为遥远的传说，我们在怀念一种尚未拥有之物。但这种怀旧指向的却是未来，商品化的、短期的情感终究不是我们的归宿，我们仍然渴望长期关系。

儒家的相互性伦理

我们今天的情感结构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商品化、情境化是其显而易见的特征。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我们放弃了对深度连接的渴望，恰恰相反，情绪经济的市场越是膨胀，情感商品化的幻想就越容易破产。我们需要长期关系，只有在长期关系中，我们才能在最脆弱的时候找到依靠。然而，经营任何一段长期关系，父母子女，婚姻，友谊，师生，都并不容易。在关系中，彼此之间有那么多的差异，时常会有误会，也会产生伤害，甚至也会不欢而散，一别两宽。但是彼此之间的了解、深入、信任，正是通过这些并不愉快的过程。在这些关系中除了父母子女之外，其他的关系都是双方自愿缔结的，哪怕出现了问题也可以通过解除关系解决问题。但父母子女的关系是生理性的，哪怕我们在情感上可以选择疏远，甚至断联，但我们永远无法解除关系。虽然不同于古代的内圣外王，但在某种意义上父母子女之间的关系蕴含一切长期关系的内核。一切的长期关系，究其本质即便不是不可解除，也是一直坚持直到认为它不可救药。关于长期关系的经营，我认为儒家提供了一个很有建设性的原则，当然这个儒家是先秦儒家，即相互性。

当然，我们必须承认先秦儒家就开始提倡孝悌。但孔子说的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也就是说，父亲尽到父亲的责任，儿子尽到儿子的责任。那么如果父亲没有尽到父亲的责任，甚至是一个坏父亲，儿子应该怎么做呢？孔子没有说天下没有不是的父母，他说，小杖受，大杖走。当父母没有尽到父母的责任，甚至有加害之心的时候，子女并没有逆来顺受的义务。即便是大孝子舜，在娶尧的女儿的时候，也是不告而娶。孟子说，“告则不得娶。男女居室，人之大伦也。如告，则废人之大伦，以怼父母，是以不告也。”我们看到，在先秦儒家那里，父母并非绝对的权威，子女有权衡的权利。如果父不父，那他就要承担子不子的后果。

《给阿嬷的情书》电影剧照。

人们经常提到家庭关系对个人的禁锢，却鲜少提及相互性伦理。但是如果我们阐明家庭关系的内核是相互性伦理，父慈子孝，兄友弟恭，那么儒家对孝悌的强调就是对长期性关系的守护。如果关系因为受到一次伤害就可以轻易解除，因为一次误会就开始疏远，因为没有获得满足就心生怨恨，那么我们注定要陷入原子化的牢笼。我们不仅此时孤独，我们将永远孤独。所以，我们只要能够保证在关系中双方都遵守相互性伦理，就应该多一点耐心，多一点坚韧，给对方更多的容错空间。今天的我们似乎过于脆弱，我们不能容忍一点伤害，不愿意花费时间澄清误会，不能忍受差异，不愿意给别人改变的机会，我们过于相信及时止损，我们只做筛选，不愿意去培养长期关系。我们内心渴望一个完美的关系对象，他完全理解我们，他能懂我们未曾说出的话，他总是在我们需要的时候提供帮助，他从来不会拒绝我们，他不会让我们失望。因此，我们总是把缺乏长期关系归咎于关系对象，认为对方不够理想。

在亲子关系中，如果子女总是希望父母为他们安排最正确的教育，希望父母能够托举助力他们实现梦想，那么我们难免失望。因为并不是所有的父母都是精英，如果要用他们没有的东西来证明爱，那么得到的答案只能是否定。同样，如果父母不能体谅子女面临的生存压力，不愿意给予一些力所能及的温暖和帮助，而只是一味地埋怨子女不孝，那他们之间只能渐行渐远。在亲密关系中，真正动人的是哪怕我们所拥有的并不多，但我们总想成为爱得更多的那一个。

在同一档节目里，一个女演员的母亲独自在家扭伤了脚，但她没有告诉女儿。女儿非常生气，她觉得在母亲最需要她的时候，她不在身边。母亲认为她一个人可以应对，不想耽误女儿的工作。一个单亲母亲觉得自己既给不了女儿托举，也给不了女儿一个完整的家庭，不能照料女儿的日常起居，所以在她病痛的时候，就想着瞒起来不给女儿增加负担。当她说出，“她跟我做母女，终究是我亏了她。”观众早已泪流满面。我们见过太多的情绪勒索，太多的父母觉得自己做了赔本生意，太多的父母觉得自己养了一个白眼狼，但是扪心自问有多久没有关心过孩子了，最近又为孩子做了些什么呢？如果把生养之恩当成一笔债务，每次和子女沟通都是讨债，那子女只会避之唯恐不及。

爱是流动的。当子女小的时候，你疼爱他们，他们也会依赖你。子女长大了，你觉得到了收债的时候了，但他们可能还觉得自己立足未稳，一方坐等回报，一方不愿给予。这个时候举着孝字旗讨伐子女并不明智，更明智的是重新让爱流动起来。父母可能不再能参与子女的工作，但是为他们寄一些土特产，关心他们最近的状况，听他们讲一讲工作和生活上的困难，这对子女来说已经足够。同样，当子女感受到关心，而不是压力和讨债。他们也会愿意和父母分享生活，分享新的生活方式，分享自己的观念，向父母回馈自己的感恩。“如果爱不能对等，让我是爱得更多的那个。”如果爱的流动需要推动，让我是那个推动者。

本文为独家原创文章。作者：赵少阳；编辑：走走；校对：卢茜。未经新京报书面授权不得转载，欢迎转发至朋友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