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合之构｜布雷特·奥赖利：“不要忘记那些没有坐在这张桌子旁的经济体”

在全球秩序重构、贸易保护主义升温与气候危机加剧的背景下，亚太地区站在了新的历史节点。作为ABAC新西兰代表，布雷特·奥赖利（Brett O’Riley）以40年深耕亚太地区业务的经历，重新强调了多边机制的现实价值：面对技术革命、能源转型与地缘不确定性，没有任何经济体能够独自应对挑战。无论是生成式AI、数字贸易，还是绿色供应链与WTO改革，持续开放、互联互通与跨区域合作依然是推动亚太地区繁荣最重要的底层逻辑。

文｜邹碧颖

编辑｜王延春

雅加达的湿热，没有让布雷特的步伐慢下来。

2026年ABAC雅加达会议期间，他总是在不同的会议室间快步穿行——上午参加东盟相关会议，下午继续进行可持续话题的探讨，茶歇间隙还与来自不同经济体的商业人士交换看法，延续在正式会议里没说完的话题。“我至今依然非常热衷于连接企业。很多时候，这是在帮助来自新西兰的企业，但同时也是在帮助其他经济体的企业，共同思考如何合作。”布雷特说这句话时，语气平静。

很多认识布雷特的人，会用“连接者”（connector）来形容他。对此，布雷特自己也不否认。

布雷特是OCGL咨询公司总经理，曾任新西兰最大的商业协会EMA（新西兰雇主及制造商协会）的首席执行官，在新西兰和澳大利亚的其他私营和公共部门也担任过首席执行官。2009年以来，他参与了新西兰多个政府委员会和咨询小组的工作，涉及基础设施、经济增长、技术、教育、影视、先进制造业、体育、土地信息和疫情应对等多个领域。

他担任的职务包括：环境保护局董事会成员、基础设施咨询公司GSD Corporation的执行主席、国际体育联合会世界草地滚球联合会主席，以及新西兰中国友好协会全国主席。布雷特还为包括塔塔咨询服务公司、SBS银行和Voluntas战略咨询公司在内的多家国际公司提供咨询服务。

从1985年第一次因商务踏足亚太地区，到如今以ABAC新西兰代表的身份向APEC领导人提交政策建议，布雷特在亚太区域深耕了约40年。他见证了WTO如何将国际贸易连通起来，见证了亚太地区从货物贸易到服务贸易的结构性转变，见证了生成式人工智能从一个专业术语变成全球商业议题，也见证了太平洋岛国在气候变化面前变得愈加脆弱，以及新西兰的极端天气越来越难以预测。

这些经历，让他对多边机制的价值有一种超越抽象原则的笃定：“变化永远都会存在，但寻找共同基础和共同承诺始终至关重要。”

直接参与政策：一个相当独特的组织

2026年是布雷特担任ABAC新西兰代表的第四年，但他与APEC的渊源远不止于此。“实际上，我以不同身份参与APEC相关工作已经很多年了。”他说，“所以当我成为正式代表时，我对这个机制已经有了相当深的理解。”

在布雷特看来，ABAC在当前多边体系中的独特性来自两个维度：第一，它是少数能够让商界代表直接参与政策制定和关键议题讨论的国际组织之一；第二，它让这种参与以集体的方式发生——来自21个经济体的工商界代表在同一张桌子旁，共同讨论影响整个地区的政策问题。

“ABAC是一个相当独特的组织，”他说，“它不仅让我们有机会参与制定政策立场，深化对商业重要议题的理解，同时还能够在每年的APEC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上直接接触APEC成员经济体领导人，与领导人对话。而向领导人直接提出建议的机会，是极其重要的。”

更重要的是，这种直接接触并非单向输出。在布雷特多年参会的观察里，真正有价值的影响往往不止发生在正式会议上。“每次我们聚在一起，都能听到不同经济体、不同企业的声音。我们不仅能够了解区域内的最佳实践，也能看到一些案例研究和概念验证项目，并从中学习。”他说，“这种经历总是令人着迷。你会不断了解到新的变化。”从AI到无纸化贸易：商界的声音如何影响政策

关于在哪些议题上，工商界的声音确实影响了APEC层面的政策走向，布雷特的回答具体而直接。

“其中一个就是人工智能，尤其是生成式人工智能。我第一次参加ABAC会议是在新西兰奥克兰。当时我们已经开始讨论生成式人工智能，那是在2023年。到了年底，我们在旧金山参加APEC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时，生成式人工智能已经成为商业领域毫无疑问的热点议题。由此，我们开始围绕这一议题形成自身立场。”

这段描述揭示了ABAC的一个特有节奏：商界代表往往比政策制定者更早感知到技术趋势带来的现实冲击。这种“提前量”让他们能够在议题真正进入政策制定者视野之前，就帮其搭建讨论框架。

无纸化贸易是另一个例子。“ABAC和APEC在数字贸易与无纸化贸易方面已经取得了很大进展。”布雷特说，“我们知道这非常重要。规则与监管的协调统一和继续推动多边贸易体系建设同样重要。”

对WTO改革的倡导，则更能体现ABAC集体行动的价值。2024年，布雷特曾代表ABAC率团赴日内瓦，与多个经济体代表共同参与对话。“我们希望不仅与WTO，还要与其他区域和多边组织也进行建设性合作，”他说，“因为我们需要一个真正有效运转的全球体系。”

布雷特近年持续关注并深度参与的领域，是脱碳转型与清洁能源。“过去3年里，清洁能源在推动脱碳中的重要性越发突出，”他说，“这其实存在一种‘矛盾感’：一方面，我们希望APEC经济体能够实现脱碳；另一方面，实现脱碳的方法之一恰恰是使用更多能源——电动车、电动交通，以及工业能源结构转型。也就是说，一边要减少化石能源依赖，另一边却需要生产更多能源，只不过必须是更清洁的能源。”40年的脚印

布雷特职业生涯的起点并不在商界，而在政界。20世纪80年代，他在新西兰政府任职，上司之一是已故的新西兰前总理、前贸易部长及WTO前总干事迈克·穆尔（Mike Moore）——在2001年推动中国加入WTO的关键人物。

“早在80年代与迈克共事时，我就深刻理解了互联互通的重要性，也明白了理解不同文化的重要性。”布雷特说，“直到他于2020年去世前，一直是我的良师益友。”

迈克·穆尔对贸易的信念，对布雷特产生了根本性的影响。“他始终坚信，贸易意味着让人们摆脱贫困，提高全球生活水平。”迈克的理念贯穿了布雷特此后的职业生涯。

1985年，布雷特第一次因商务踏足亚太地区。1999年，他进入电信与科技行业，亲历了海底光缆和卫星技术如何改变世界互联互通方式的过程，也见证了互联网进入新西兰的历史时刻。“今天，我们比过去互联程度更深，也拥有更多信息——有时甚至信息过载。”布雷特说。

20世纪90年代，布雷特第一次踏上中国的土地。那时，他便开始见证亚洲的变化。他听过邓小平讲述关于中国改革发展的愿景，也接触过新加坡领导人李光耀——另一位极具远见的领导人。“我看到了许多经济体的发展路径，观察这些变化是非常有意思的。”布雷特也在许多太平洋岛国开展基础设施与可持续发展项目，尤其在汤加积累了深厚的实践经验。他的儿子就读于复旦大学，学习普通话，留在上海工作生活——在布雷特看来，这是文化流动最自然的延伸。

“从很多角度来说，我们彼此并没有那么不同。”他说，“文化环境或许不同，但我认为，大多数人都希望通过促进贸易、投资、思想交流与人员往来，让世界变得更好。虽然我们并非总说同一种语言，但我们希望为同胞带来进步与更好生活的愿景是相同的。”

“现在听到‘40年’会觉得有点不可思议，”他停顿了一下，“当回顾这段时间时，我发现虽然挑战始终存在，但我们已经见证了令人惊叹的发展与进步。”

绿色转型的矛盾感：脱碳之路与能源现实

布雷特自认是一个从小就对环境感兴趣的人。这种兴趣，有一部分来自他的新西兰身份，以及毛利文化的影响。

“作为一个新西兰人，环境对我们非常重要。”他说，“我们的原住民毛利人，其实最初的祖先来自中国。他们一路穿越太平洋，最终在新西兰定居。毛利人把自己称为‘TangataWhenua’，意思是‘土地之子’。他们与土地和自然有着深刻的联结。他们意识到，人类本就是自然的一部分。可持续发展意味着尊重环境，在进行经济活动的同时，以一种尊重自然的方式去发展。这也是我在成长过程中形成的价值观。”

在布雷特多年的商业实践中，气候议题早已不再停留于价值层面，而是演变成需要在政策与商业上寻求具体方案的挑战。他提出了颇具操作性的区域协作思路：新西兰拥有丰富的清洁能源，适合承载数据中心，而且相比跨境输送电力，传输数据的损耗几乎为零。因此在AI推动算力需求急剧膨胀的背景下，将部分数据处理集中于绿色能源充裕的经济体，或许是一条现实可行的合作路径。

“相比传输能源，传输数据其实更容易。能源在传输过程中会损耗，这是物理规律；但数据不会，只是可能会有一点延迟。”他说。

对于发展阶段各异的经济体，布雷特不倾向于设定统一标准，而更强调示范效应与渐进协同。他以中国为例：从上海的蓝天、绿色新能源车牌，到高铁网络的铺展，这些变化向其他经济体证明，经济增长完全可以与清洁、可持续的发展并行。越南政府宣布推动全国摩托车电动化的举措，同样令他振奋。

“如果你在越南或者印度尼西亚生活过，就会知道这是一个多么惊人的目标。”他说，“那里有数以百万计的燃油摩托车，它们是这些经济体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看到像越南这样的经济体拥有这样的雄心，非常令人振奋。这说明即使挑战巨大，人们依然有改变的愿望。”布雷特说。这些案例说明人类可以逐渐摆脱传统模式，寻找新的交通方式。

他也坦承，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经济体面临的情况并不相同。“对一些仍在努力改善经济和人民生活的发展中经济体来说，优先级可能略有不同。”他说，“但我认为，发达经济体可以帮助发展中经济体以更加可持续的方式发展。”

不能遗忘的小经济体：太平洋岛国与原住民的智慧

在ABAC的会议桌旁，布雷特有一个习惯：不时地提醒在场的代表，不要忘记那些没有坐在这张桌子旁的经济体。

“APEC由21个经济体组成，但这个地区还有许多没有参与进来的发展中经济体。”他说，“因此，当我们制定商业建议和政策时，不能忽视这些较小的经济体，尤其是太平洋岛国——它们对新西兰而言非常重要。我们需要思考，我们提出的建议与决策是否能够延伸到这些经济体，并帮助它们应对挑战。”

他长期在汤加工作，对小型经济体面临的结构性困境有切身体会。“那是一个发展中经济体，其领导层非常坚定地希望以可持续的方式发展，”他说，“比如，他们希望实现脱碳。那么，我们该如何帮助他们获得电动车？如何帮助他们建设充电设施和清洁能源基础设施？其实，资金是容易获得的，亚洲开发银行、世界银行以及很多私营企业都愿意提供支持。但问题在于，这样的经济体规模太小，有时并不具备相应的实施能力。”

与此同时，布雷特也强调，不能低估原住民文化中蕴含的古老知识体系的现实价值。他以太平洋岛国广泛使用的植物卡瓦为例，这种具有止痛效果的植物如今作为草本健康原料和膳食补充剂销往世界各地。“很多发展中经济体其实拥有古老的文化和生活智慧，这些东西在今天依然具有现实意义。”他说，“我们绝不能低估原住民文化的价值，包括毛利文化的价值。”

“这种关注，与ABAC近年来对中小微企业发展的持续倡导密切相关。这些企业在很多情况下代表着原住民群体，也往往由女性创业者和女性CEO领导。”他说，“这些原住民企业带来了非常古老但极其重要的知识体系。我认为，这是我们能够进一步释放的潜力之一。”

新西兰的贸易信念

在APEC这个由21个大小各异的经济体组成的多边平台上，新西兰的声量显然不是最大的。但布雷特认为，新西兰的声音有其分量与独特的意义。

“新西兰本质上就是一个贸易型经济体，”他说，“我们的经济繁荣依赖于全球贸易体系。我们拥有优越的地理环境和气候条件，是全球最好的蛋白质生产国之一。但问题在于，当你能生产优质产品，而且能够将其销售出去并出口时，它才真正有意义。”

对新西兰而言，贸易不只是经济学命题，还有深刻的历史渊源。“早在1984年，我第一次为迈克·穆尔工作时，新西兰就已经踏上了一条长期道路。”布雷特说，“新西兰积极支持WTO等多边组织，而迈克后来也成为WTO总干事。贸易对我们来说至关重要，我们坚定地认为，贸易与全球化一定是利大于弊的。”

在当下的全球语境中，这种坚定需要一点勇气。面对近年来日益高涨的保护主义浪潮，布雷特的回应是清醒的。“全球化并没有消失，”他说，“虽然它的一些部分发生了变化，但在我看来，它带来的益处是巨大的。如今，我们有机会去关注全球化的下一阶段，尤其是在环境、脱碳、气候变化，以及日益加剧的气候不确定性方面。”

新西兰也是重要的推动者之一，最初的《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协定》（TPSEP，即P4）便有新西兰的参与。如今，布雷特和他在ABAC的同事们正在推动绿色贸易框架在APEC内部落地。目前，新加坡正在APEC框架内主导这一议题的推进。“我们希望这些内容能够被纳入更多贸易协定之中。”他说，“令人欣慰的是，现在越来越多的双边、多边协定都开始纳入这些议题。”

展望未来，布雷特还特别关注食品安全与粮食安全议题。他认为，随着气候变化加剧，粮食生产的不确定性正在上升，而这是一个尚未在APEC议程中获得足够重视的话题。“近年来，新西兰遭遇了一些非常严重的风暴，”他说，“至少在我个人的感觉里，极端天气发生得更加频繁了。而一旦这种天气影响农业生产，就会带来非常大的问题。”

大企业与小企业：可持续转型的规模化难题

在政策愿景与企业实际行动之间，最大的鸿沟是什么？

布雷特的答案是：能力建设。

他说：“当我与新西兰以及亚太地区的企业交流时，我能感受到，大多数企业都愿意为环境和可持续发展尽自己的一份力，但很多时候，它们需要帮助与支持。”

这种需求在中小企业层面尤为突出。大型跨国公司通常拥有法务团队、合规能力和专属的ESG部门，而中小企业往往无法承担复杂政策转型伴随的成本。“大企业天然拥有更强的能力，”布雷特说，“因此，我们必须思考如何把这种能力延伸出去。”

他认为，科技本身提供了重要机会。数字化工具让小企业以更低成本获取信息、完成交易、接触海外市场，也让它们更容易实现可持续运营。“贸易数字化、支付数字化，为企业采用新的经营方式创造了便利条件。”他说，“我们始终需要提醒自己的一点是：如何实现规模化，以及如何让这种规模化既适用于大型企业，也适用于最小的企业。有时候甚至是反过来，从最小的企业向上传导。”

这种双向学习，正是布雷特认为多边论坛不可替代的原因。“APEC和ABAC的大量工作其实都围绕着信息共享：理解什么是最佳实践，并把这些经验推广到规模各异的经济体；掌握最新技术，并推动这些技术在整个区域落地。”

他援引了一句昔日上司的话：“推动经济增长的不是国家，而是企业。因此，我们越是能够连接企业，推动合作，就越能促进经济增长，并最终改善人民生活水平。”

历史、循环与沟通：一个“连接者”的底色

布雷特在大学时期主修历史和政治学，这个背景在他此后的职业生涯中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理解一个经济体的历史，是理解其未来的重要方式。”他说，“因此，当我们参加这些会议、彼此交流、访问不同经济体、了解不同历史时，我相信这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人们对未来的思考。”

在他看来，全球体系中的周期性波动几乎是一种历史常态。要应对这种波动，最重要的工具不是某一项具体政策，而是持续的沟通。“在所有的周期变化中，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持续沟通。”他说，“持续交流非常重要。持续交换思想，也许能让这些周期性波动变得更容易应对一些。”

对于当下许多人对全球化问题的焦虑，他的态度是既不回避也不轻描淡写。“我认为，每当世界经历重大变化时，人们都会有这种感受。”他说，“关键在于我们如何从中获益，以及我们如何讨论这些问题。因为只有展开讨论，我们才能减少人们的不确定感，也才能更好地应对这种转型。”

他以自己亲历的互联网浪潮为例：“20世纪90年代初，我参与了互联网进入新西兰的过程，也亲身经历了那场变革。我认为，它确实带来了许多问题，但同时也创造了巨大的机会。正是因为互联网，我们今天对世界上发生的事情有了更多了解。任何事情都有利有弊。而现在，AI其实也在做同样的事情，它正在改变发展的速度。”这种在变化中寻找结构性机会的态度，贯穿了布雷特的整个职业生涯。

“我希望当自己离开这个世界时，它比我最初到来时更美好一点。”他说这话时语气坦然。这不是口号，而是一个在亚太地区深耕40年的人在回顾这一切时，自然流露出的情感。

采访即将结束时，2026年ABAC雅加达会议的下午场快要开场了。布雷特整理了一下西装，准备赶赴下一场讨论。被问到是什么驱使他持续投入如此多的时间与精力时，他停顿了一下，说：“我想，这还是要谈到我当年从迈克·穆尔那里学到的东西。那就是，如果我们把事情做对，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其实可以并行，由此改善人类的生活条件。”

“而且，”他补充道，“只要我们持续保持互联互通，持续保持人员流动，我们就有理由相信，亚太地区能够继续建设成一个更美好的区域。”

2026年，APEC迎来“中国年”，第三十三次APEC经济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将于11月18日至19日在深圳举行。作为APEC框架下的工商界咨询机构，ABAC自1995年成立以来，已走过三十年。三十年来，来自亚太各经济体的工商界代表持续为区域合作建言献策，在分歧与不确定性中推动共识的形成。

亚太是全球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也是多元文明交汇的区域。区域合作既需要产业链供应链的“硬联通”、制度规则对接的“软联通”，也离不开文明互鉴与相互理解的“心联通”。

值此之际，我们推出【和合之构】专栏，内容均源自同名著作《和合之构》。该书由中信出版集团与《财经》杂志共同打造，系统记录ABAC工商界代表的思想与实践。创作团队深入亚太多个经济体，对数十位ABAC代表开展一对一深度访谈，探寻跨越经济体差异、推动区域合作的商业实践与思想脉络。

本专栏将陆续呈现多位ABAC代表的深度访谈，挖掘商业模式背后的文化逻辑，展现亚太各经济体在差异中寻求共识、在合作中创造共同价值的实践与智慧。

孤举者难起，众行者易趋。愿我们跟随这些来自亚太各地的实践者，读懂差异之上如何构建合作，看见亚太共同体的鲜活图景。

本文选自《和合之构：文化共鸣与亚太新未来》，中信出版社，2026. 10，《财经》ABAC会议报道组撰稿

责编 | 杨明慧

题图来源｜《和合之构：文化共鸣与亚太新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