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66年，地点在北京，一位意大利记者谈到人生得失，问朱德一生中最遗憾的事情是什么。朱德没有谈战场，也没有谈个人荣辱，只说了一件家事：“母亲去世的时候，我没能在她身边，没能端一碗水给她喝。”
这句话很轻，却压着一段漫长的岁月。朱德的母亲钟氏，1858年出生于四川仪陇。她的家庭并不富裕，祖上靠演奏、唱戏和替人办红白喜事谋生，后来嫁给朱世林，便承担起一家人的生计。
1877年，19岁的钟氏嫁入朱家。天还没亮，她就起床煮饭、喂猪、下地，忙到深夜才歇息。家里缺少劳动力，她既要操持家务，也要承担田间劳作。日子紧巴，却很少向人低头。
朱德后来回忆母亲，提到她衣裤上满是补丁，手背青筋凸起，脸色因常年劳作而黝黑。她不识字，却明白读书能改变孩子的命运。家里再难，也要想办法让朱德进私塾。
钟氏一共生育13个孩子，因家境困窘，最终留下的子女并不多。这样的选择，对一个母亲来说极其残酷，却是贫困年代许多农家不得不面对的困境。朱德年幼时，很少有机会依偎在母亲身边，五岁左右便开始帮忙做家务。
母亲管教严格，不许他染上抽烟、喝酒的习惯。家里已经捉襟见肘，她却常常从口粮和衣物中省下一点，接济更加困难的亲戚。朱德后来形成的朴素作风、劳动习惯和对普通人的体恤，都能在母亲身上找到根源。
1905年，朱德考中秀才。为了供他继续读书，家里东挪西借，欠下二百多元债务。1908年，他回到仪陇任教，接触到新式教育，却逐渐意识到，仅靠一所学校，很难改变积重难返的社会环境。
1909年，朱德离开家乡，考入云南陆军讲武堂，并加入中国同盟会。家里人起初不理解，旧式观念认为从军不是正途。钟氏没有责骂儿子，只是默默支持。她未必完全懂得革命的含义，却知道儿子正在寻找一条救国的道路。
多年后，朱德在军中逐渐站稳脚跟。1919年，他任滇军旅长，才有能力偿还旧债，并把父母和家人接到泸州生活。可老人劳动了一辈子，离开土地反而不习惯，住了一段时间，还是回到了乡下。
那次分别，竟成了父母与朱德的永诀。朱世林返乡途中病逝，朱德当时正在云南参与军政事务，得知消息后悲痛不已，只能寄钱回家，修缮父亲坟墓。许多时候，身在外地的人不是不想尽孝，而是被时代和道路推着向前。
1928年，朱德率部到达井冈山，与毛泽东会合。此后，他与母亲长期失去联系。1933年，朱家祖坟被毁，钟氏还受到牵连，只得带着家人躲避。她年事已高，却没有因此垮下去，靠着手中的土地和亲友帮助，把一家人支撑下来。
抗战爆发后，钟氏终于知道儿子正在前线。1937年，四川遭遇灾荒，朱德人在山西抗日前线，担心母亲一家缺粮。那时他作为八路军总指挥，个人收入并不宽裕，仍写信向友人戴与龄求助，请对方寄二百元接济家中，并直言这笔钱无力偿还，只能视作捐助。
这封信里的分量，不只是思念，还有一个儿子面对母亲困境时的急切。可战争年代交通阻隔，书信往来极慢，朱德始终没能回到仪陇。
1943年，钟氏已经85岁。她让侄儿、外甥写信，希望还能见儿子一面。朱德寄回钱和照片，却无法亲自返乡。1944年2月15日，钟氏在灶台做饭时突感不适，倒下后再未醒来，享年86岁。
噩耗传到延安，已是三月。朱德悲痛难抑，很长时间没有刮胡子。4月5日，《解放日报》刊登了他写的《回忆我的母亲》，其中写道，母亲只是千百万劳动人民中的一员，却正是这些普通人创造了历史。
4月10日，延安为钟氏举行追悼会。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送上挽联。她没有显赫身份，也没有留下财产，却因一生勤劳、善良、坚忍，得到人们敬重。
朱德晚年谈及母亲，仍常对康克清说：“我这一生最大的遗憾，就是没有在母亲身边尽孝，让她受了许多苦。”这份遗憾，直到生命晚年，也没有从他的记忆里退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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