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上海看儿子，真是开眼：医学博士在医院上班，花钱却让我看不懂

去上海看儿子，真是开眼：医学博士在医院上班，花钱却让我看不懂

我叫陈桂芳，今年五十八岁，是江西一个小县城退休的纺织厂女工。老伴走得早，我一个人把儿子陈明拉扯大。这孩子从小就争气，读书从来没让我操过心，一路重点中学、重点大学，后来又读了硕士、博士，学的都是医。如今他在上海一家大医院当医生，是正儿八经的医学博士。街坊邻居提起我儿子，没有不竖大拇指的，说我这是祖坟冒了青烟，养出个博士儿子，还是在大上海上班的。我嘴上谦虚，心里头那个美啊，走在路上腰杆都比别人直三分。

可要说心里一点都不空，那是假话。儿子一年到头回不来两趟，过年那几天也是电话不断，科室一个电话打过来，他撂下碗筷就走。我打电话过去，十次有八次他在手术或者在门诊，那头总是压低声音说：“妈，我这儿忙着呢，回头给您打过去。”可这一回头，有时候就是三五天。我慢慢也习惯了，医生嘛，救死扶伤的，忙是应该的。我只是想，儿子在上海过得到底怎么样？吃得好不好？住得暖不暖？那么大的城市，他一个人，下了班回到住处，有口热饭吃吗？

今年开春，我左腿的老毛病犯了，膝盖疼得上下楼都费劲。县医院看了，说是退行性病变，让我去大医院好好查查。我一想，这不是正好嘛，正好去看看儿子。我提前半个月就给儿子打电话，说我要去上海看看腿，顺便看看他。电话那头儿子沉吟了一下，说：“妈，您来吧，我给您挂个号。”

就这么一句话。我心里咯噔了一下，但也没多想。当妈的去看儿子，还要儿子挂号？我自己坐火车去不就得了吗。可后来我才知道，在上海的大医院看病，没个号，你连门都摸不着。

我是坐了十四个小时的硬卧到上海的。出站的时候，人山人海，我拖着行李箱，攥着儿子发给我的地址，一路打听，倒了三趟地铁，才到儿子说的那个医院附近。儿子来地铁站接的我，穿着白大褂就跑出来了，说是刚下门诊，一会儿还有事。他接过我的行李，一路走得飞快，我跟在后头，看着他的背影，又高兴又心酸——儿子瘦了，白大褂底下的大褂空荡荡的，头发也比视频里看着稀了不少。

他把我安顿在他租的房子里。那房子可真小，一室户，进门就是床，厨房小得转不开身，卫生间进去关门都得侧着身。我说：“明啊，你一个博士，一个月挣不少吧，咋住这么个地方？”儿子笑笑说：“妈，这地段好，离医院近，走路十分钟，半夜有急诊叫我能立马赶到。这房子月租六千五呢。”

六千五！我差点没坐到地上。我在县城的房子，一个月物业费加起来才一百多块。我说这钱都够咱家半年开销了。儿子说：“妈，这在上海市中心，算便宜的了。”

第二天一早，五点半，天还黑着，儿子就把我叫起来了，说带我去医院看膝盖，去晚了专家号就没了。我说你不是给我挂号了吗？他说挂是挂了，但得早点去排队候诊。我们到了医院，好家伙，我才明白什么叫做大医院。门诊大楼里，乌泱乌泱全是人，比我们县城过年赶集还热闹。儿子熟门熟路，带着我上楼下楼，机器上扫码取号，我一句上海话也听不懂，周围全是天南海地的口音。

给我看病的是儿子科里的一位老教授，头发全白了，看片子的时候眯着眼看了足足五六分钟，又让我站起来走了几步，捏这儿按那儿，问得那叫一个细。末了说，问题不大，先保守治疗，做个理疗，开点药，别老爬楼，别蹲着干活。前后也就十来分钟，可我这心里头踏实了——县医院让我做手术，这老教授说不用，先养着。

出了诊室，儿子去缴费，我跟着。我在旁边看着那个缴费单子，一项一项的：挂号费三百，检查费一千二，药费四百多……我凑过去一看，好家伙，看这一趟腿，两千块钱出去了。我刚要说贵，儿子摆摆手，示意我别在窗口说话。

回家的路上，我忍不住了：“明啊，妈这一趟两千块，你没跟人家说你是本院的？打个招呼能不能便宜点？”

儿子笑了：“妈，我打招呼归打招呼，钱一分不能少。这是规矩。”

我不服气：“你在医院上班，又是博士，看个病还要自己掏这么多钱？”

儿子说：“妈，我在医院上班，是给病人看病的人。规矩对谁都一样。我要是带头走后门，那这医院还怎么让病人信？”

我嘴上没再说，心里头却犯嘀咕。这孩子，读了那么多书，怎么读得这么死板呢。

后面几天，我在他住处住着，算是真正看清了儿子在上海的日子。他每天早上六点不到就出门，晚上回来没个准点，有时候十点，有时候十一点，有时候半夜两点手机一响，爬起来就走，天亮才回来，眼窝子乌青乌青的。我给他熬了汤，用保温桶装着让他带去医院，他不肯，说手术室进不去，只好我中午给他送到医院去。

我去送汤那回，算是开了眼了。正值中午，我在他们科室外头等，看见我儿子穿着白大褂，被一大家子人围着，那家人情绪激动，嗓门很大，指着我儿子的鼻子在嚷。我心里一紧，血就往头上涌，差点冲过去。旁边一个护士拦住我，说家属情绪激动是常事，陈医生在解释呢。我远远看着，儿子不还嘴，不着急，一遍一遍地解释，声音不高不低，后来那家人的火气慢慢下去了，末了那家的老爷子还朝我儿子鞠了一躬。等他看见我，我才问他，这受了多大委屈啊。他说：“妈，这不算什么。人家家里有人病了，着急，能理解。您想，要是躺里头的是您，您不急吗？”

我的眼泪一下就下来了。

住了几天，我发现这孩子花钱，真让我看不懂。他自己舍不得吃舍不得穿，一件T恤穿了四五年，领子都洗得发软了还在穿，手机屏幕裂了一道缝也不换。可我随口说了句腿疼贴的膏药好用，他第二天就买了二十贴回来；我说这被单薄了点，他转头就下单了一床新棉被，还是挑贵的买。我要给他钱，他不要；我不给，他自己往我包里塞了两千块，说是路费和“看腿的钱”，我说看病不是花了两千吗？他说那两千是他垫的，不让我出。

我说：“你自己一个月挣多少？住着六千五的房子，垫着两千的医药费，你图个啥？”

那天晚上，儿子难得早回来，给我下了碗面，爷俩娘俩坐在小桌子边，他跟我说了心里话。他说：“妈，我读博士那几年，您在纺织厂三班倒，手上的茧子我现在都记得。我学医图什么？不就图个能把病人治明白吗。我在上海，房子是小，钱是不多，但每天早上我走进病房，那些病人看见我，眼睛里有盼头，我就觉得这份工作值。妈，钱这个东西，够用就行。我给您看腿那两千块，是儿子该出的，跟我在不在医院上班没关系。”

我看着他，忽然觉得我以前想的那些“博士该挣大钱”“在大医院上班该有面子”，都是我这个当妈的虚荣。儿子过的日子是紧巴，可他心里头是满的、亮的。

临走那天，儿子送我上火车。站台上，他给我拎着包，一路嘱咐：药按时吃，别蹲着干活，楼梯少爬，明年开春他休假，回来陪我。火车开动的时候，我从窗户里看他站在那儿，白衬衫洗得发白，瘦瘦的，朝我挥手。

我这一趟上海，看了腿，更看了儿子的心。回来以后，街坊再夸我儿子是大医院的大医生，我就笑笑说：“他是给病人看病的医生，也是个实诚过日子的人。”

这就够了。做妈的，还要啥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