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年纽约气候周,超过10万人涌进1000多场活动,讨论气候挑战、找方案、催行动。参与者来自产业界、学术界、慈善机构、非营利组织、政府,还有金融和风投。今年的阵容里,多了一支跨院系的MIT队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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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T的身影在气候周期间出现了好几天。能源与气候副校长Evelyn Wang在官方开幕式上谈人工智能与气候的方程式;MIT与贝索斯地球基金(Bezos Earth Fund)联合主办了一场气候创新活动;此外还有MIT气候项目与八个院系、实验室、中心和倡议组织的14场会议,包括阿卜杜勒·拉蒂夫·贾米尔水与食品系统实验室(J-WAFS)、斯隆可持续发展倡议、运输与物流中心(CTL)、林肯实验室、MIT开放学习、新制造倡议(INM)、气候政策中心,以及普里西拉·金·格雷社会影响中心(PKG)。
“MIT气候项目是一场全院动员,但没有任何单一机构能交付世界需要的气候方案——从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到适应变化的气候、建设更有韧性的社区和系统,”同时担任机械工程系福特工程教授的Wang说。“纽约气候周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把必须携手应对这些挑战的各方利益相关者和行业聚到了一起。当我们把MIT社群接入这张全球网络,我们打开的不只是强化自身工作的可能性,还有世界改变的能力。”
一个据点,密集排片
纽约气候周于9月21日至27日举行,场地分布在曼哈顿及纽约其他行政区。MIT阵营在曼哈顿切尔西区的Dream Downtown酒店使用了多个空间,吸引了700多名参会者,活动形式从小型闭门对话到工作坊、小组报告不等。
规模较大的场次包括“数据中心的未来:改变范式的技术”。气候项目“未来数据中心”前沿方向负责人、动力工程卡尔·理查德·索德伯格教授陈刚说:“数据中心正处在拐点,面对技术、运营、经济和社区层面相互交织的约束,需要跨行业对话和创新。”他召集了一个横跨研究与产业的专家小组,讨论能改变范式的技术。“技术解决不了我们在数据中心面临的所有挑战,但技术在塑造一个更可持续、对设施所在社区更友好的未来角色上,能发挥重要作用,”陈刚说。“这场会议就数据中心挑战和潜在解决方案进行了一次富有成效的对话。”
由气候项目“超级污染物”前沿方向负责人Jesse Kroll主持的工作坊“下一代超级污染物解决方案:挑战与机遇”,召集了来自环境保护基金(Environmental Defense Fund)、Spark Climate Solutions以及MIT多个实验室和倡议的讲者。
超级污染物占到迄今全球人为变暖的近一半,目前却缺乏足够的可行减排方案。许多超级污染物在大气中的寿命比二氧化碳短,相关方案相当于一记“紧急刹车”,能在我们有生之年压低峰值变暖。投入治理超级污染物可以带来经济效益,包括降低医疗成本、提升生产力,也需要跨学科团队来开发和推进下一代方案,才能真正削减超级污染物排放。
“超级污染物减排作为近期气候变暖的‘紧急刹车’正受到大量关注。但我们超级污染物排放中有很大一部分,靠现有技术和方法根本无法减排,”土木与环境工程系彼得·德·弗洛雷斯教授Kroll说。“我们的会议聚焦于创新——技术的和其他方面的——去处理这些难减排的污染物。”
其他场次包括:
- 与MIT CTL合作的“2026年供应链可持续性状况报告”
- 与林肯实验室合作的“建设洪水韧性”
- MIT气候项目的“有影响力的气候传播”
- 与PKG社会影响中心合作的“气候影响创始人及资助方对接”
- MIT气候项目的“教育明天的气候领导者:MIT视角”
- 与J-WAFS合作的“变化气候下的粮食安全贸易”
- 与MIT INM合作的“工业脱碳:生产力与增长路径”
- 与MIT开放学习合作的“动员气候知识促进行动”
- MIT气候项目的“重新思考气候创新”
- 与斯隆可持续发展倡议合作的“什么是部门加速,我们如何为其出资”
与贝索斯地球基金重思创新管线
一个关键的气候难题是:如何把突破性技术转化为规模化的现实影响。MIT与贝索斯地球基金把产业界、风投、政府、学术界、慈善机构和初创公司的负责人聚到一起,探讨如何打造更强的创新管线。
由风投人、MIT董事会终身成员Ray Rothrock主持,MIT教授和校友创企负责人Asegun Henry、Seonghoon Woo、Ariel Furst、Assil Halimi组成的小组,讨论了从有前景的科学发明到商业部署之间那段路。对许多能造福气候与自然的突破来说,这段旅程需要更多早期科学与工程研究、专门测试基础设施、验证、耐心资本,以及通往示范和试点项目的路径。
“实验室里的突破还不等于世界上的影响。对气候和能源技术,我们需要考虑整段旅程——从发现和发明,到验证、商业化和部署——并在沿途的缺口上建起更好的通路,”Wang在与贝索斯地球基金总裁兼CEO Tom Taylor的对话中说。
接入全球枢纽,找方案也放大方案
纽约气候周是气候领域的全球枢纽,开发、测试和放大潜在方案所需的连接在这里形成。贯穿各场会议,MIT反复强调的是:方案要规模够大、技术可行、并且贴合现实语境。
“即便一项技术成本很低,也不意味着它会自然扩散或被广泛采用,”MIT阿卜杜勒·拉蒂夫·贾米尔贫困行动实验室全球政策与传播总监Claire Walsh说。“前沿技术起步时往往更贵,这意味着科学家和工程师从一开始就更需要考虑终端用户的采用,考虑他们的激励和约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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