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一盏灯
凌晨两点四十分,实验楼的灯只剩三盏。走廊尽头那盏是林昭的。
他趴在电脑前,右手还搭在鼠标上,屏幕上是一篇改了第七遍的论文,批注栏里导师的红字写着:“数据支撑不够,重做。”右下角微信头像在闪,他妈发来一条语音,他还没来得及点开。语音条后面的小红点上,数字是“1”。
第二天早上七点,保洁阿姨推门进来拖地,看见林昭还保持着那个姿势,以为他又熬通宵睡着了。她拿拖把杆轻轻碰了碰他胳膊:“小伙子,天亮啦。”胳膊是凉的。
林昭,三十二岁,博四,老家在皖北一个叫林圩的村子。全村出过三个研究生,他是学历最高的那个。
他爸林建国接到电话时正在工地上和水泥,手机夹在耳朵和肩膀之间,听了一句就蹲下去了,水泥灰扑了一裤腿。他妈王秀兰在镇上超市理货,接到电话后把一箱酱油打翻在地,玻璃碴子扎了手,没觉得疼。
他们连夜坐了六个小时的大巴赶到学校。太平间里,王秀兰掀开白布看了一眼,喊了一声“昭昭”,就再没出声。林建国站在旁边,嘴唇哆嗦了半天,问了一句:“他……他吃晚饭了吗?”
没人知道。后来同学回忆,林昭那天下午在食堂买了个馒头,边走边啃,回实验室接着改论文。
林昭家的日子,是围着他转的。他本科读的二本,考研那年,他妈把家里两头猪卖了,给他报了个辅导班。他爸在工地干活,从架子上摔下来过一次,小腿骨折,打了石膏就回家了,没住院,因为“昭昭下个月要交住宿费”。他妈养了三十只鸡,鸡蛋攒着卖,一个也不舍得吃,说“等昭昭毕业了再吃”。
林昭心里都记着。他手机备忘录里有一页是“欠账”:爸妈的医药费、妹妹的学费、老家翻修房子的钱。他读博每月补助三千二,雷打不动往家转两千。他跟他妈说:“妈,等我发了论文,找个高校教职,安家费够咱家还债的。”他妈说:“不急,你顾好自己,别老熬夜。”他每次都“嗯嗯”答应,然后接着熬。
博士第四年,论文卡住了。导师要求发两篇SCI,他第一篇改了十一遍才中,第二篇数据出了问题,全部推倒重来。组会上导师拍过桌子:“林昭,你再拿不出东西,毕业就得往后推。”他同届的三个同学,两个已经签了工作,一个去做了博士后。他不敢跟家里说延毕的事,电话里只说“快了快了”。
身体其实报过警。三个月前他开始胸闷,爬三楼就喘。他在校医院开了点丹参片,没吃完就扔抽屉里了。室友说他最近脸色发灰,嘴唇发紫,劝他去查查心脏。他说:“等这波实验做完,下周就去。”下周到了,他又说“再撑一个月就好了”。他手机里设了五个闹钟,最晚一个凌晨四点,标注是“睡两小时够了”。
他死那天凌晨,刚给导师发了修改稿,又给他妈转了两千块钱。微信附言:“妈,这个月补助发了,你买件新衣服。”他妈第二天才看见,钱收了,衣服没舍得买,存折上添了一笔。后来收拾遗物时,王秀兰在林昭抽屉里翻出那个存折,上面一笔一笔,整整四十八笔转账,每笔两千。最后一笔的日期,是他死那天。
还翻出一瓶速效救心丸,没开封。有效期到2025年。
追悼会那天,他导师来了,在灵前鞠了三个躬,说了句“对不起”。同学凑了八千块份子钱,林建国没收,说:“你们留着,好好毕业。”王秀兰从头到尾没哭出声,只是把林昭的手机攥在手里,屏幕裂了一道缝,还能亮。她不会用智能手机,让林昭堂弟帮忙打开,一条一条听儿子发过的语音。大多是“妈,我挺好的”“钱够花”“别省着”。最近一条是十天前的:“妈,我最近有点累,等忙完这阵,回家歇两天。”
那两天,他没等到。
回村那天,邻居问起来,林建国说:“孩子毕业了,学校安排出国。”说完转身进屋,把门插上了。王秀兰把儿子的骨灰盒放在堂屋正中间,旁边搁了一碗红烧肉。林昭最爱吃他妈做的红烧肉,肥肉要煸出油,放三片姜,两块冰糖。她对着骨灰盒说:“昭昭,趁热吃。以后咱不熬夜了,啊。”
村口那棵老槐树下,几个老太太纳凉,议论说林家那孩子可惜了,念书念到博士,人没了。另一个说:“听说是累死的。”第一个撇嘴:“念那么多书干啥,回来种地也饿不死。”
屋里,王秀兰把林昭的博士服叠得方方正正,压在箱底。那件衣服他试过一次,拍毕业照那天打算穿。吊牌还没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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