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失的150万契丹人找到了？DNA对比结果一出，原来就在我们身边

2006年5月20日，国务院公布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达斡尔族传统曲棍球竞技”名列其中。

这项运动用的是一根弯头木棍，球员在场上来回奔跑抢球，规则和现代曲棍球有几分相像。

不少研究者注意到，辽代文献里记载的契丹人“击鞠”，和达斡尔族的这套玩法有很多相通的地方。

一项体育运动，把一个现代民族和一个消失了几百年的古老民族联系到了一起。

后来的DNA研究，又把这条线索往前推进了一大步。

辽国铁骑扬威，契丹族名隐去

契丹人的崛起，要追溯到公元916年。

这一年，契丹首领耶律阿保机称帝，建立起一个以草原为根基的政权，后来定国号为“辽”。

辽朝强盛的时候，地盘从东边的日本海一直伸到西边的阿尔泰山一带，南面和北宋接壤。

北宋景德元年十二月，也就是公元1005年1月，辽宋双方订下澶渊之盟，北宋每年给辽送去银绢，两家此后一百多年没有再起大规模战事。

契丹的名气传得很远，俄语里称呼中国的“Kitay”，词源就是“契丹”。

可王朝总有落幕的一天。

公元1125年，辽天祚帝被金军俘获，立国两百多年的辽朝就此灭亡。

在此之前，宗室耶律大石带着一批人马向西转移，在中亚建立了西辽，穆斯林和西方的史书称它为“哈喇契丹”。

西辽撑了九十多年，到公元1218年被蒙古所灭。

史学界一般估算，辽朝鼎盛时契丹人口有150万上下。

跟着耶律大石西去的只占很小一部分，绝大多数契丹人留在了北方，先后归金朝和元朝管辖。

元朝把北方的契丹人和汉人、女真人等一并划进“汉人”一类，契丹这个名字在户籍上慢慢没了踪影。

到明朝的时候，史书里已经很难找到作为独立民族的契丹。

150万人到底去了哪儿，这事儿让学界琢磨了很多年。

古骨基因开口，千年疑案揭晓

翻文献、查民俗，学者们最早把目光落在了达斡尔族身上。

达斡尔族主要生活在内蒙古呼伦贝尔的莫力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还有黑龙江齐齐哈尔一带，正好处在大兴安岭、嫩江和呼伦贝尔草原交汇的地方。

按照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的数据，以2020年11月1日零时为标准时点，全国达斡尔族人口约13.2万。

达斡尔族中流传着一个说法，几百年前有一支契丹军队到这里修边堡，修完就没走，带头的叫萨吉尔迪汉，被后人奉为祖先。

学者把两个民族的语言、宗教、生产方式和日常习俗放在一起比较，发现达斡尔族保留的契丹传统最多。

问题在于，传说也好，习俗也好，都只能算旁证。

要想把话说死，还得拿出更硬的证据。

而在几千公里外的云南施甸，同样有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

当地有一群人自称“本人”，大多姓阿、莽、蒋，坚称自己的祖上是契丹人。

他们的祖坟上刻着契丹文字，施甸县由旺乡一座宗祠的牌匾上还刻着“耶律”二字，说是为了纪念先祖阿苏鲁。

史书里确实有阿苏鲁这个人，他是归附蒙古的契丹后裔，祖上随蒙古军队参加过西南的战事。

可漠北和滇西隔着万水千山，光凭族谱和牌匾，学术界一直没法给这个群体一个明确的说法。

于是，专家们把希望寄托在了DNA技术上。

这项工作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刘凤翥等学者推动，社科院以及云南、内蒙古两地的民族工作部门协助，检测由北京协和医院方面的团队负责。

古代样本有三种来源，一是四川乐山的一具契丹女尸腕骨，二是内蒙古赤峰有墓志为证的契丹人头骨，三是同一批墓葬里的牙齿。

现代样本的范围更广，研究人员跑了云南保山的5个村子，采集“本人”和其他民族的血样，又到内蒙古莫力达瓦旗等地，采了达斡尔族、鄂温克族、蒙古族和汉族的血样。

他们从古代骨骼的骨髓和牙髓里提取线粒体DNA，再和现代人群的序列一段段比对。

结果出来，在所有参与比对的现代人群里，达斡尔族和古代契丹人的遗传距离最近。

施甸“本人”和达斡尔族也显示出相近的父系起源，研究人员据此认为，“本人”很可能就是当年契丹远征军的后代。

按中国新闻网的报道，这次比对是在1996年完成的。

过了十年，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考古DNA实验室也拿出了自己的成果。

2006年11月26日出版的《吉林大学学报（理学版）》第44卷第6期，刊登了许月、张小雷、张全超、崔银秋、周慧、朱泓等人的论文《古代契丹与现代达斡尔遗传关系分析》，从遗传学角度讨论了两者之间的关联。

学界的讨论并没有就此停下。

2015年，《辽东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刊发了黄震云的文章，提出契丹皇族耶律氏和后族萧氏来源不同，今后的检测应当把两类样本区分开来做。

这类讨论让后来的研究在取样上更讲究，也让契丹后裔的谱系梳理得更细致。

北守嫩江故土，南留滇西家园

把文献、民俗和基因材料拼到一起，契丹人的去向就有了一个比较清楚的轮廓。

往北的一支，在嫩江流域安下家，慢慢发展成了今天的达斡尔族。

往南的一支，命运和元朝统一云南的进程绑在了一起。

1253年，忽必烈领兵远征大理国，军中有不少归附蒙古的契丹将士。

大理平定以后，一部分契丹官兵奉命留在云南驻守屯田，从此没再北返。

到了明朝，阿苏鲁的后人在施甸一带当上了土司。

2017年7月13日，中国新闻网发布了一篇来自保山的报道，记者在施甸县木榔村看到了契丹首领耶律阿苏鲁修建的耶律宗祠。

宗祠门口挂着一副对联，写的是“耶律庭前千株树，阿莽蒋氏一堂春”。

二楼墙上画着一幅青牛白马图，这是契丹人讲述自己来历的老故事，说的是骑白马的男子和驾青牛车的女子在两河交汇处相遇，后来繁衍出契丹各部。

2015年，施甸县召开契丹文化研讨会，专家确认这幅图是契丹皇族流传下来的古图。

从木榔村往外走16公里，大竹篷村还留着一座长官司署衙，里面供着耶律氏阿苏鲁宗祖的牌位和耶律阿保机的画像。

同一个村子里，还能看到刻着契丹小字的墓碑。

据那篇报道统计，云南保山、临沧、大理、德宏、西双版纳等地生活着约15万契丹人后裔，单是施甸县就有9万人左右。

几百年下来，他们改了姓，说着当地方言，吃穿住行和周围的乡亲没多大分别。

唯一不同的，是宗祠里那幅青牛白马图，牌位上那两个“耶律”，还有墓碑上外人读不懂的契丹小字。

金朝时被迫南迁的那部分契丹人，走的又是另一条路，他们在长期共同生活中和汉族等民族融到了一起。

讲到这儿，事情的脉络就清楚了。

契丹作为一个民族的称呼消失了，契丹人的血脉却一直延续着。

有人成了达斡尔族，有人成了施甸的“本人”，更多的人汇入了汉族、蒙古族等民族之中。

匈奴、鲜卑、契丹、女真，一个个名字先后在北方登场，最后都汇进了中华民族这个大家庭。

契丹人留下的也不只是后代，还有遍布北方的城址、佛塔、墓葬，以及契丹大字和契丹小字。

山西应县的佛宫寺释迦塔建于辽清宁二年，也就是公元1056年，是现存最古老、最高大的木结构楼阁式塔，九百多年来一直立在应县城里。

内蒙古赤峰巴林左旗的辽上京遗址，是辽朝最早的都城所在，考古工作者在这里持续发掘了很多年。

这些辽代遗存，和莫力达瓦草原上的曲棍球、施甸村子里的耶律宗祠一道，把一千多年前的契丹王朝和今天的中国连在了一起。

那150万契丹人并没有走远。

他们的后人有的在嫩江边挥着球棍，有的在滇西守着祖祠，更多的早已和各族同胞一起生活在天南地北。

DNA比对的结果摆在那里，契丹人原来一直就在我们身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