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0岁广州姑娘一生未婚，亲戚不联系，临终花光5百万谁也别想继承

灵堂设在西关那间老屋的厅里，白布一挂，灯泡换成四十瓦的，光就暗下来了，照得墙上那张放大的黑白照片有点发灰。照片里的女人六十来岁的样子，头发梳得一丝不乱，嘴角抿着，眼睛不笑，可也不凶，倒像是站在自家门口看街上的热闹，看完了，懒得评价。

来的人不多。街坊来了几拨，上了香，鞠了躬，说几句节哀，坐一坐就走了。真正留下来的，是几个姓冼的。

冼国栋是下午到的，从深圳开车过来，一路上打了七八个电话，问的都是同一件事，房子的事办得怎么样。他五十六了，做电子配件生意，肚子先富起来，皮带扣在腰下面一点，走起路来一晃一晃。进了门，先不看遗像，先看天花板，看那几根横梁，又蹲下来摸了摸地砖，站起来拍拍手，脸上就有了数。

他妹妹冼丽华跟在后面，手里拎着一袋水果，进门搁在供桌上，顺手把供桌上那盘没怎么动过的叉烧挪了挪位置，说这个天热，放不住，等下她带回去热一热还能吃。

还有表侄何建波，四十出头，在佛山开五金店，平时一年到头不见人影，这回是听说了消息，坐了地铁转公交，来得比谁都早，在灵堂里坐了一上午，跟每个来上香的人点头，递烟，帮着收帛金，记账，笔迹工工整整，像那么回事。

再有一个，是冼国栋的女儿，冼乐怡。二十五岁，在城里一家做设计的公司上班，被父亲一个电话叫来，说是姑婆走了，家里人得齐。她来了以后没什么事做，就蹲在墙角，替姑婆叠纸钱，一张一张叠成元宝，叠得慢，叠得好。她跟这位姑婆不熟，总共没见过几面，印象里就是个瘦小的老太太，过年会给个红包，红包里装的钱不多，可都是新票子，平平整整，连个折角都没有。

到晚上七点多，人散得差不多了，剩下这几个姓冼的，坐在厅里，谁也不提走。

冼国栋先开的口。他问的是房子。这间老屋在恩宁路一条巷子里，青砖墙，趟栊门，楼上楼下加起来一百二十多个平方，房本上写的是冼凤仪一个人的名字。早些年这一带搞改造，隔壁几条巷子都动了，就这几条还没动静，可谁都知道是迟早的事。按现在的行情，这房子要是动起来，少说也值个几百万。

他问的是，姑婆走之前，有没有留下什么话。有没有立遗嘱。存折放在哪里。有没有跟谁交代过。

何建波接了一句，说姑婆一辈子没儿没女，这些事怕是没想那么细，不过人走了，东西总得有个去处，按规矩来，大家都是亲人，有话好商量。

冼丽华在一边剥橘子，剥完了自己吃，吃完了一瓣，才慢悠悠地说，姑婆这些年一个人过，能有多少钱，主要就是这间屋。她这话说得轻，可意思重，把“钱”和“屋”分得很清楚，屋是大头，钱是小头，小头可以不争，大头不能让。

冼乐怡坐在墙角，纸钱叠完了，装了一小袋，搁在供桌底下，抬头看了她爸一眼，又看了她姑一眼，没说话。

那天晚上，几个人在屋里翻了一通。抽屉拉开，都是些旧东西，针线盒，老花镜，几卷毛线，一叠叠叠得方方正正的旧报纸，报纸底下压着粮票，还有几张黑白照片。衣柜里挂着几件洗得发白的衬衫，一件灰色的确良外套，樟脑丸的味道冲鼻子。床头柜里有个铁盒子，冼国栋眼睛一亮，打开来看，里头是一把钥匙，一个小布包，布包里裹着一对银耳环，还有一张折了三折的纸。

纸是医院的缴费单，去年的，金额不大，几千块。

存折没有。房本也没有。

冼国栋把铁盒子翻过来倒过去，又去翻床底，翻出一只旧皮箱，皮箱没锁，打开来，最上面是一条毛毯，毛毯下面是一摞摞捆好的信，牛皮纸信封，邮票是老的，邮戳模糊，看不出年份。他抽出几封看了看，信纸发黄，字迹是钢笔写的，竖排，繁体，落款都是一个“棠”字。

他不认得这个字。他把信塞回去，把皮箱合上，推到一边。

那天夜里，几个人住在老屋里。冼国栋睡楼上，冼丽华睡厅里的沙发，何建波打了地铺，冼乐怡睡在姑婆那张床上，床板硬，被子有股太阳晒过的味道。她睡不着，翻来覆去，后来索性坐起来，摸黑把那只皮箱又拖了出来。

她拆开一封信。信纸很薄，展开来有沙沙的响声。信里的字写得好看，一笔一划都稳，说香港那边天气潮，衣服晾不干，说茶楼的点心不如广州的，说等安顿好了就回来接人，说不要急，说等我。

落款是一九七九年。

她又拆了一封，一九八零年，说家里老人身体不好，走不开，说再等等。再拆一封，一九八一年，信短了，只说一切安好，勿念。再往后，信封上的地址变了，邮戳也变了，信越来越薄，最后几封，只有一页纸，写了一行字，说对不起。

最后一封信没有信封，夹在一本旧书里，是一九九三年写的，信纸是新的，字迹也变了，潦草，只有几句话，说回来过一趟，在巷口站了很久，没敢进来，说看到她好好的，就放心了，说这辈子欠她的，下辈子还。

冼乐怡把那封信看了三遍。屋里黑，她借着窗外路灯透进来的一点光，一个字一个字地认。认完了，把信折好，放回皮箱，又把皮箱推回床底。

第二天一早，冼国栋去找了街道。街道的人说，冼凤仪老人的事，他们知道一些，老人走之前两个月，来街道办过手续，把房子捐了。

捐了。

冼国栋以为自己听错了。又问了一遍，街道的人把一份复印件推过来，白纸黑字，下面有签名，有手印，有日期。捐给街道，用作社区老人活动场所，条件是这间屋不许拆，不许改结构，门口那棵老榕树不许动。

冼国栋拿着那张纸，手有点抖。他问，那钱呢。街道的人说，什么钱。他说，存款，现金，老人的积蓄。街道的人说，这个他们不清楚，老人没提过，他们也不好问。

回到老屋，冼国栋把这事一说，冼丽华手里的橘子掉在地上，滚到供桌底下去了。何建波愣了半天，说了一句，那总得有个说法吧，老人糊涂了也说不定。

冼乐怡在楼上，把那只皮箱拖了出来，放在厅里，打开来，把信一封一封拿出来，按年份排好。然后她从自己包里掏出手机，翻出一张照片，是她在姑婆枕头底下找到的一本硬壳笔记本，封皮上写着“日用”两个字。

她把笔记本翻开。

第一页，一九九八年。记的是每天的菜钱，几块几毛，记得清清楚楚。往后翻，记的东西慢慢变了，有“阿莹学费三千”，有“阿莹妈住院五千”，有“巷口修路捐两百”，有“梁家祠堂修葺一万”。

阿莹是谁，没有人知道。

再往后翻，二零一五年，有一笔大的，写着“房屋补偿，三百二十万”。后面跟着一串支出。给“阿莹开店”八万，给“阿莹买房首付”三十万，给“社区图书室”二十万，给“西关童谣记录”五万，给“老姐妹住院”三万，给“梁家后人还债”十五万，给“启棠老家小学”二十万。

一笔一笔，记得清清楚楚，连买了几斤米，几两油，都记着。最后一页，二零二三年，写着“养老院押金，二十万”，后面跟着“余三千二百元”。

再往后就没有了。

冼国栋把笔记本抢过去，一页一页翻，翻到最后一页，又翻回来，翻了三遍。他抬起头，脸上的表情像是被人打了一拳，又像是没睡醒。

他问，梁家是谁。启棠是谁。

没有人答他。冼乐怡把皮箱里的信拿出来，一封一封摆在桌上。那些信纸发黄发脆，摆在供桌前面，摆了一桌子。她挑出最后一封，就是夹在书里那封，念了出来。念到“没敢进来”的时候，声音有点抖，念到“下辈子还”的时候，停了一下。

厅里静了很长时间。

冼丽华先开口，说这算什么，把钱都给了外人，自己家里人一分没有，这老太太是不是老糊涂了。何建波跟着说，这事得有个说法，法律上总有个讲法，捐赠也得看是不是自愿，有没有行为能力。

冼国栋没说话，坐在那里，手里还捏着那本笔记本。

冼乐怡把笔记本从他手里抽出来，翻到前面，翻到最早的那几页。她把本子摊在桌上，指着一行字，让她爸看。

那一页上写着：一九九九年三月，国栋结婚，礼金两千。

旁边还有一行，二零零一年，国栋女儿出生，金锁一只，八百。

再往后，二零零八年，国栋买房，借五万，未还。

冼国栋看着那行字，脸慢慢红了，红到脖子根。他张了张嘴，想说什么，又咽回去了。

冼乐怡又翻到另一页，指给她姑看。二零零三年，丽华做生意亏本，借三万，未还。二零零六年，丽华儿子上学，给一万。二零一二年，丽华住院，去看，给五千。

冼丽华把脸别过去，看着墙上的遗像，遗像里的老太太还是那个样子，抿着嘴，不笑，也不凶。

何建波凑过来看，本子上也有他的名字。二零一零年，建波开店，借两万，未还。二零一六年，建波母亲住院，给三千。

三个人都不说话了。

那天下午，街道的人来了，带了一个律师，还有一份清单。清单是冼凤仪老人去年年底亲手写的，交给街道保管的。上面列着每一笔钱的去向，跟笔记本上记的一模一样，只是更详细，连收款人的名字和联系方式都有。清单最后写了一段话，字迹有点抖，但一笔一划都清楚。

那段话是这么写的：这些钱，是我一辈子的积蓄，也是这间屋换来的。我一个人过了几十年，用不了这么多，留着也没意思。给谁不给谁，我想了很久。帮过我的人，我还了。我帮过的人，不用还。家里这几个孩子，小时候我抱过，给过红包，买过衣裳，后来他们忙，我也忙，就不来往了。我不怪他们。钱就不给了，给了也是白给，不如给那些真正缺钱的人。屋子留着，给大家用，也算我在这条巷子里住了七十年，留个念想。

律师把这段话念完，抬起头，看了看屋里这几个人。

冼国栋站在窗边，背对着大家，肩膀一耸一耸的，不知道是在喘气还是在哭。冼丽华坐在沙发上，手里还捏着半个橘子，橘子皮都干了。何建波蹲在地上，一根接一根抽烟，烟灰掉在裤子上也不拍。

冼乐怡把笔记本合上，放回皮箱，又把皮箱合上，扣好搭扣。她走到遗像前面，站了一会儿，然后转过身来，问她爸，姑婆那个阿莹，是谁。

冼国栋没回头，闷着声音说，不知道。

后来是街坊告诉他们的。阿莹是巷尾那家云吞面店老板的女儿，父母走得早，跟着奶奶过，奶奶走了以后就一个人。冼凤仪看她可怜，从初中开始供她读书，一直供到大学毕业。阿莹毕业后在城里找了工作，每个周末回来，给冼凤仪买菜做饭，洗头剪指甲，陪她去看粤剧。冼凤仪最后那两年，身体不行了，阿莹辞了工作回来，在巷口租了个小铺子卖糖水，一边做生意一边照顾她。

阿莹的糖水铺还在。就在巷口，一棵大榕树底下，两张折叠桌，几把塑料凳，卖绿豆沙、芝麻糊、番薯糖水。铺子不大，收拾得干干净净，墙上贴着一张手写的价目表，字是圆珠笔写的，一笔一划，工工整整。

冼乐怡一个人去了一趟。

阿莹正在灶前搅一锅芝麻糊，三十来岁的样子，瘦，头发扎在脑后，围裙上沾着面粉。看见有人来，抬头笑了一下，问吃什么。

冼乐怡要了一碗绿豆沙，坐下来，慢慢吃。吃完了，才说，我是冼凤仪的侄孙女。

阿莹手里的勺子停了一下，然后又搅起来。她说，我知道，你长得像她，眼睛像。

冼乐怡问她，姑婆最后那段时间，过得好不好。

阿莹说，好。天气好的时候，推她出来晒太阳，她就坐在这棵榕树底下，看人来人往。有时候有老街坊过来，跟她聊几句，她就笑。她不爱说话，可喜欢听别人说。巷子里谁家娶媳妇，谁家孩子考上大学，她都知道，比我知道得还清楚。

冼乐怡又问，姑婆有没有提过，家里的事。

阿莹想了想，说提过一次。有一次她给姑婆剪指甲，姑婆忽然说，她年轻时等过一个人，等了十几年，后来不等了，不是等不到，是不想等了。她说人这一辈子，不能光等，还得自己往前走。她说这话的时候，眼睛看着窗外，窗外那棵榕树，叶子绿得发亮。

冼乐怡没再问。她付了钱，阿莹不收，她硬塞在围裙兜里，转身走了。

走到巷口，她回头看了一眼。那间老屋的门开着，街道的人在里面量尺寸，准备改造成活动室。门口那棵老榕树还在，气根垂下来，扎进土里，又长成新的枝干。树下有几个老人在下棋，棋子拍在木板上，啪啪响。

她想起那本笔记本的第一页，一九九八年，记的第一笔账，是买了一把青菜，两块五。

她想起那皮箱里的信，最后一封，写的是“下辈子还”。

她想起姑婆遗像上那张脸，抿着嘴，不笑，也不凶。

她把手机掏出来，给她爸发了一条消息，说房子的事别争了，争不赢，也不该争。发完了，又补了一条，说姑婆笔记本上记着，你结婚她给了两千，你买房她借了五万，这些钱，你要是认，就还到街道去，算捐给活动室。

消息发出去，半天没有回。到了晚上，她爸回了一条，就一个字，好。

后来那间老屋改成了社区老人活动室，门口挂了块牌子，写着“凤仪居”。牌子是木头的，字是街道请人刻的，不大，不显眼，路过的人不仔细看，都看不见。

阿莹的糖水铺还在榕树底下开着。夏天卖绿豆沙，冬天卖芝麻糊，一年到头，生意不咸不淡。有时候冼乐怡会来，要一碗糖水，坐一会儿，跟阿莹聊几句。聊的都是些家常话，谁家孩子考上大学了，巷口那家烧腊店换老板了，榕树今年结的果子比去年多。

有一次，冼乐怡问阿莹，姑婆走的那天，有没有说什么。

阿莹想了想，说那天她给姑婆擦身子，姑婆忽然抓住她的手，抓得很紧。她以为姑婆要说什么，就凑过去听。姑婆说了一句，说糖水铺的绿豆要泡够四个钟，不然煮不烂。

阿莹说到这里，笑了一下，眼圈有点红。她说，我到现在都泡够四个钟，一天都没少过。

冼乐怡也笑了。她低下头，把碗里最后一口绿豆沙吃完，碗底剩了几颗绿豆，她用勺子一颗一颗舀起来，吃干净了。

榕树叶子在风里哗哗响，阳光从叶缝里漏下来，落在桌子上，一晃一晃的。

巷子里有人推着自行车经过，车铃铛响了两声。远处有粤剧的调子飘过来，断断续续的，听不清唱的是什么，可那腔调一起，就知道是西关。

冼乐怡坐了一会儿，站起来，跟阿莹说了一声走了。阿莹说，明天还来啊。她说，来。

她走出巷口，回头看了一眼。那间老屋的门开着，里头有老人在打牌，笑声传出来，脆生生的。榕树底下，阿莹弯着腰在擦桌子，围裙上沾着面粉，太阳照着她的背影，拉出一条长长的影子。

她忽然觉得，姑婆没走。姑婆就在这条巷子里，在榕树底下，在糖水铺的灶台边，在老屋的趟栊门后面。姑婆用那五百万，给自己买了一条巷子的人情，买了一棵树的阴凉，买了一碗糖水的甜。

这钱花得值。

凤仪居挂牌那天，街道搞了个简单的仪式，来了十几个人，摆了两张折叠桌，泡了一壶茶，切了一盘烧肉。阿莹也去了，端了两锅糖水过来，一锅绿豆沙，一锅芝麻糊，用大汤勺舀在一次性碗里，谁来给谁盛一碗。

冼乐怡那天也在，帮忙搬凳子，摆杯子。她爸没来，说是有生意要谈，走不开。可她后来听她姑说，那天她爸一个人开车去了恩宁路，在巷口停了一会儿，没下车，又开走了。

仪式完了，街道的人把钥匙交给社区主任，主任又找了两个退休的老街坊，一个管开门关门，一个管打扫卫生。凤仪居就这么开了张，每天上午九点到下午五点，谁想来就来，可以下棋，可以打牌，可以看书，也可以就坐在那里发呆。

起初来的人不多，一天也就三五个。后来越来越多，天冷的时候，有人一早就来，揣着一个保温杯，在门口等开门。下棋的占一张桌，打牌的占一张桌，剩下的人围着看，看的人比下的人还着急，你一句我一句，指指点点的，输的那位就急了，把棋子一推，说你们来下你们来下，我不下了，可过一会儿又坐下来接着下。

阿莹的糖水铺就在斜对面，凤仪居的茶水是她供的，一个月收街道两百块，等于白送。她每天上午煮一锅开水，泡一壶普洱，用保温壶拎过去，搁在窗台上，谁喝谁倒。有时候她也坐下来歇一会儿，跟老街坊聊几句，听他们讲这条巷子的旧事，谁家从前是做什么的，哪间屋从前住过什么人，哪年发大水淹到哪一级台阶。

这些事她听姑婆讲过一些，可姑婆讲得少，讲得淡，不像这些老街坊，讲起来连说带比划，眉飞色舞的。她听着听着，就觉得姑婆像一棵树，根扎在这条巷子里，扎得深，可露在外面的枝叶不多。

到了十一月，天转凉了，有天上午，阿莹正在灶前熬姜撞奶，门口来了个人，四十来岁，瘦高个，穿一件深蓝色夹克，手里提着一个布袋，在门口站了一会儿，往里张望。

阿莹抬头问，吃糖水吗。

那人摇摇头，问她，请问这里是不是原来住着一位冼凤仪老人。

阿莹手里的姜汁碗放下来，说是，你找她有事。

那人把布袋搁在桌上，从里头掏出一张纸，递过来。阿莹接过来看，是一张从报纸上剪下来的照片，拍的是凤仪居的门口，门口那棵榕树占了半个画面，树下坐了两个老人在下棋，旁边有一行小字，写着西关老屋变身社区活动室，九旬老人遗愿得偿。

那人说，他姓梁，叫梁绍基，在江门那边做五金生意，这张报纸是他一个亲戚从广州带回去的，他看了以后，觉得这间屋子跟他家有些关系，就想着过来看看。

阿莹问他，什么关系。

梁绍基说，他爷爷那一辈，有个堂叔，叫梁启棠，早年去了香港，一直没回来，后来听人说，他在广州有个相好，姓冼，等了他很多年，没等到。他说他小时候在家里听长辈提过这事，说那个姓冼的女人，一辈子没嫁人，就守在西关一条巷子里。

阿莹听完，没说话，把姜撞奶的火关了，擦了擦手，领着梁绍基去了凤仪居。

那天下午，冼乐怡正好也在。她周末没事，过来帮忙整理书架，街道捐了一批旧书，她一本一本擦干净，按分类摆上去。阿莹进来的时候，她正蹲在地上，面前摊着一堆书脊开裂的旧小说，手上全是灰。

阿莹把梁绍基让进来，简单说了几句。冼乐怡站起来，拍了拍手上的灰，看了看梁绍基，又看了看他手里那张剪报。

梁绍基把布袋里的东西一样一样拿出来。先是一张老照片，黑白的，边角磨圆了，照片上是两个年轻人，站在一间木工铺子门口，男的穿着对襟短衫，手里拿着一把刨子，女的站在他旁边，穿着斜襟上衣，头发剪得短短的，两个人挨得不近，可看得出来是一块的。照片背面写了两个字，启棠。

冼乐怡把照片翻过来看了半天，说这个女的是我姑婆。

梁绍基又拿出一本线装册子，封皮上用毛笔写着“木作图样”，翻开里头，是手绘的家具图样，八仙桌、太师椅、雕花床，每一张都标了尺寸，线条画得工整，旁边还注了材料说明。

梁绍基说，这是启棠留下的，他在香港做木工，做了三十多年，没攒下什么钱，就攒了这么一本图样。他晚年住在荃湾一间铁皮屋里，身体不好，是街坊照应着。走之前，他把这本图样和那张照片交给一个同乡，托他带回来，交给西关一个姓冼的女人。那个同乡带了回来，可没找到人，图样就搁在梁家老屋里，一搁就是十几年。

冼乐怡问他，启棠走之前，有没有留下什么话。

梁绍基说，他听家里长辈讲，启棠晚年回来过一趟，是一九九三年，那年他七十岁，一个人从香港坐船到广州，在西关那一片转了一整天，问了很多人，最后找到那条巷子，在巷口站了很久，没进去。回去以后，他病了一场，好了以后就搬去了铁皮屋，不怎么跟人来往了。他走的时候，身边没什么钱，就留了那本图样和照片，还有一句话，说欠西关那个人的，这辈子还不了了。

冼乐怡把那张照片拿在手里，看了又看。照片上的姑婆很年轻，大概二十出头，眉眼还没长开，笑起来嘴角往上翘，不像遗像上那个样子。她站在木工铺子门口，身后是一排排刨好的木板，阳光从门口照进去，照得她脸上发亮。

冼乐怡把皮箱拖出来，把那一摞信摆在桌上，挑出最早的那几封，递给梁绍基。梁绍基一封一封看，看得很慢，看到后面几封，手就有点抖。

他把信放下来，说，我爷爷讲过，启棠当年去香港，本来说是去三年，挣了钱就回来，后来那边生意做起来了，走不开，一年拖一年，拖到后来，想回来也不好意思回来了。他总觉得没混出个人样，没脸见人。可其实他走的时候，西关那个姓冼的女人跟他说过一句话，说不论你混成什么样，回来就行。

冼乐怡没接话。她看着桌上那一摞信，心里算了算，从一九七九年到一九九三年，十四年，姑婆等了十四年。十四年里，她从三十多岁等到将近五十岁，等来的最后一封信，只有三个字，对不起。

她想起阿莹说的那句话，说姑婆讲过，不是等不到，是不想等了。她那时候不懂，现在好像懂了一点。姑婆不等了，可也没嫁人，也没跟谁走，就那么一个人过着，一个人攒钱，一个人花钱，把钱花在别人身上，花在那些等不起的人身上。

那天下午，冼乐怡领着梁绍基去看了凤仪居，看了那棵榕树，看了阿莹的糖水铺。梁绍基在榕树底下站了很久，抬头看树顶，说这棵树比他年纪还大，他小时候来广州走亲戚，好像见过。

阿莹给他盛了一碗姜撞奶，他接过来，吃了一口，说味道正，跟从前一样。

他临走的时候，把那本木作图样留了下来，交给冼乐怡，说这本东西本来就是给冼家人的，他带回去也没用，搁在凤仪居里，给老街坊翻翻，也算物归原主。冼乐怡没推辞，收下来，搁在书架最上面一层，旁边摆着那张照片。

梁绍基走到巷口，又折回来，从口袋里掏出一个信封，递给冼乐怡，说这是他的一点心意，给凤仪居添点东西，买几副棋、几本书都行。冼乐怡打开来看，里头是三千块钱。她本来想推，想了想，没推，收下了。

后来她用这三千块钱买了两副象棋、一副围棋、一个烧水壶，剩下的买了十几本新书，摆在书架上，第一本是《广州西关风情录》，第二本是《岭南民居》。

到了年底，天气冷下来，凤仪居里人更多了，有时候坐不下，就把桌子搬到榕树底下，太阳晒着，暖和。阿莹的糖水铺也跟着热闹，冬天她加了品种，有姜撞奶、有番薯糖水、有猪脚姜，来吃的人排着队，她一个人忙不过来，就请了巷子里一个下岗的嫂子帮忙洗碗收钱。

有天傍晚，冼乐怡下班过来，要了一碗番薯糖水，坐在榕树底下吃。阿莹忙完了，也端了一碗，坐在她对面。

冼乐怡说，那本木作图样她翻了，里头有一张八仙桌，画得特别细，每一个榫头都标了尺寸，旁边写了一个小字，棠。她说她打算把那张图样复印一份，裱起来，挂在凤仪居的墙上。

阿莹说好，又说，你爸最近怎么样。

冼乐怡说，还行，上个月他把那五万块钱还了，打到街道的账上，街道给开了张收据，他搁在车里，没拿回家。她说她姑也还了，还了三万，没说什么。

阿莹低头吃糖水，吃了几口，说，其实姑婆走之前那几天，老念叨一句话，说她这辈子没白活。阿莹问她为什么没白活，她又不说了，就笑，笑完了说糖水太甜了，明天少放点糖。

冼乐怡听着，把碗里的番薯咬了一口，软软糯糯的，甜得正好。榕树叶子在头顶上沙沙响，风一吹，落了几片下来，落在桌上，落在碗边，落在阿莹的围裙上。

她忽然想起一件事，问阿莹，姑婆有没有提过，她跟启棠是怎么认识的。

阿莹想了想，说提过一次。说启棠从前是木匠，在巷口那家木器店做活，姑婆那时候在隔壁的绣坊做绣工，两个人天天见，见了两年。后来启棠说要去香港，姑婆没拦他，就给他做了一双鞋，鞋底纳得厚，说香港路硬，穿厚底的不硌脚。

冼乐怡听完，没说话，把碗里最后一点番薯汤喝完，碗放下，抬头看那棵榕树。树上的气根垂下来，一根一根，有的扎进土里，有的悬在半空，被风吹得轻轻晃。

她站起来，跟阿莹说走了。阿莹说，明天还来啊。她说，来。

走出巷口，天已经暗了，路灯亮起来，昏黄黄的一盏，照在青砖墙上，墙根底下有一丛野菊，开得正好。她回头看了一眼，凤仪居的灯还亮着，窗户上蒙着一层水汽，里头有人在笑，笑声隔着玻璃传出来，闷闷的，可听得清。

她掏出手机，给她爸发了一条消息，说凤仪居缺个烧水壶，你要是有空，买一个送过来。消息发出去，走了两步，手机响了，她爸回了一条，说买什么牌子的。她笑了一下，回了一句，随便，能烧水就行。

腊月里，凤仪居的茶水换成姜盐豆子茶，是管开门的老街坊陈伯提的，说他老家湖南那边冬天喝这个，暖胃。阿莹不会做，陈伯就自己动手，把生姜剁得碎碎的，搁盐，搁炒香的黄豆，开水一冲，一碗一碗端过去，喝得那些打牌的老头子额头冒汗，把外套脱了搭在椅背上。

冼国栋是腊月十六来的，开着一辆银灰色的面包车，车厢里搁着一个大纸箱，箱子里是十把折叠椅，还有一只不锈钢烧水壶，壶身锃亮，能照出人影。他把车停在巷口，一个人搬了两趟，搬完了站在凤仪居门口，拿袖子抹额头的汗，往里看了一眼，没进去。

陈伯认得他，招呼他进来坐，喝碗姜盐茶。冼国栋摆摆手，说还有事，转身要走，走了两步又停下来，回头问，那个做糖水的，是不是在斜对面。

陈伯说是，巷口榕树底下那家，你走过去就看见了。

冼国栋走到榕树底下，阿莹正在收摊，把没卖完的芝麻糊装进保鲜盒，往冰柜里搁。他站在摊子前面，手插在夹克口袋里，看了一会儿，才开口，问她是不是阿莹。

阿莹直起腰来，说是，你哪位。

他说他是冼凤仪的侄子，冼国栋。

阿莹把手在围裙上擦了擦，说知道，乐怡她爸。她问他吃不吃糖水，还有一碗芝麻糊，热一热就能吃。

冼国栋说不吃，就站着，看那棵榕树，看树底下的折叠桌，看桌上搁着的价目表。看了一会儿，从口袋里掏出一个信封，搁在桌上，说这是他的一点意思，给凤仪居添点东西，买几副扑克牌、几本书都行。

阿莹看了看信封，没动，说凤仪居的东西够用了，街道拨了钱，乐怡也添了不少。

冼国栋说，那是他们的，这是我的。

阿莹就没再推，把信封收起来，搁进抽屉里。她问他，要不要坐一会儿。他想了想，拉了一张塑料凳坐下来，坐在榕树底下，两只手搁在膝盖上，看着巷子里来来往往的人。

阿莹给他倒了一杯热水，搁在他面前，自己接着收拾摊子。

过了一会儿，冼国栋开口，说这间屋，他小时候来过。那时候他七八岁，跟着他母亲来走亲戚，姑婆给他煮了一碗面，面里卧了一个荷包蛋，蛋黄是溏心的，他吃得满嘴流油。他说那时候觉得这间屋好大，楼上楼下跑，跑到阁楼上，看见一堆旧书，翻开来全是字，不认识，又跑下来。

阿莹听着，没插嘴。

冼国栋又说，后来大了，忙，就不来了。一年一年，忙生意，忙孩子，忙来忙去，把这个人忘了。他说他收到消息的时候，正在跟人谈一笔单子，接到电话，愣了半天，单子也没谈完，就开车过来了。来了以后，看见灵堂，看见那张遗像，才想起来，这个人他叫姑婆，可他连她最后一面都没见着。

他说到这里，停了一下，端起水杯喝了一口，水有点烫，他吸了一口气，把杯子放下来。

阿莹说，姑婆不怪你。她那人，不记这些。

冼国栋没接话，坐了一会儿，站起来，说走了。走了几步，又回头，问阿莹，姑婆最后那两年，是不是你一直在照顾。

阿莹说是。

他问，她有没有受罪。

阿莹想了想，说没有。走的那天晚上，她给姑婆洗了脚，剪了指甲，姑婆说困了，要睡，躺下去就没再醒来。第二天早上她来送早饭，推门进去，人已经走了，脸上没什么痛苦的样子，像睡着了一样。

冼国栋点点头，喉咙动了一下，转身走了。

那十把折叠椅搁在凤仪居里，烧水壶也搁在窗台上，陈伯每天用它烧水，水开了咕嘟咕嘟响，冒白汽。来的人多了，椅子不够坐，有人就自己从家里带凳子来，搁在墙角，写上名字，下次来了直接找自己的凳子坐。

腊月二十三，过小年，凤仪居搞了一次大扫除。冼乐怡来了，带了抹布、洗洁精、一袋洗衣粉，还把公司里淘汰的一台旧音响搬了过来，说可以放放粤曲。陈伯说好，放《帝女花》，他年轻时候在戏院做过杂工，听过任剑辉和白雪仙的现场，到现在还能哼几句。

那天下午，冼丽华也来了。她是从佛山坐地铁过来的，手里拎着两袋东西，一袋是腊肠腊肉，一袋是糖果瓜子。进了门，把东西搁在桌上，说快过年了，给这里添点年货。她说话还是那个腔调，不咸不淡的，可这回没有挪供桌上的叉烧，也没有算这算那。

她在大扫除里负责擦窗户。窗户是旧式的木框窗，玻璃上积了灰，还有雨水冲出来的道子，她拿湿抹布擦一遍，又拿干报纸擦一遍，擦得透亮。擦完了，站在窗前看外面，看了好一会儿，转过身来，跟冼乐怡说，她小时候在这间屋里住过半个月，那年她母亲生病住院，她爸出差，就把她搁在姑婆这里。姑婆每天送她上学，接她放学，晚上给她讲故事，讲的是西关从前的事，什么荔枝湾游船，什么陈家祠的砖雕，她听得入迷，缠着姑婆讲了一个又一个。

她说她后来忘了，忘了姑婆给她讲过故事，忘了姑婆接她放学的时候手里总是拿着一把蒲扇，忘得干干净净，直到看见那张遗像，才一点点想起来。

冼乐怡问她，那你打算怎么办。

冼丽华说，不怎么办，欠的钱还了，往后有空就来看看，看看这间屋，看看这些人。

大年三十那天，凤仪居没关门。陈伯说，过年才更该开，有些人家里冷清，没地方去，来这里坐坐，喝碗茶，看看电视，也像过年。

阿莹的糖水铺也没关。她煮了一大锅红豆汤圆，端到凤仪居里，一人一碗。冼乐怡带了饺子，是她自己包的，猪肉白菜馅，包得不好看，有的捏不紧，下锅就散了，捞起来一锅片汤。大家也不嫌弃，一人盛一碗，连汤带水吃了。

傍晚的时候，冼国栋来了，这回没开面包车，是走路来的，手里拎着一瓶酒，还有一袋烧鹅。进了门，把东西搁在桌上，说路过，顺便看看。陈伯给他倒茶，他接过来，在榕树底下找了个位置坐下，跟几个老街坊下了一盘棋，输了，又下了一盘，还是输。输完了，自己笑，说这棋多年不下了，手生。

天黑了，巷子里有人放鞭炮，噼里啪啦响了一阵。凤仪居里的人没散，开着一盏灯，围坐着看电视，电视里播春晚，唱歌跳舞的，热闹得很。阿莹端着一碗糖水，站在门口，看巷子里的烟火气，看那些挂在各家各户门口的灯笼，红彤彤的一排。

冼乐怡走出来，站在她旁边，说，姑婆要是还在，今晚肯定也在这里坐着。

阿莹说，那是，她最喜欢热闹，自己不爱说话，可爱看别人说。

两个人站在门口，看了一会儿，阿莹忽然说，前几天她收拾姑婆的旧物，在衣柜顶上摸到一个布包，打开来看，是一双鞋，男式的，黑布面，千层底，纳得密密实实，鞋底上用白线纳了一个字，棠。鞋没穿过，还是新的。

冼乐怡问她，那鞋打算怎么办。

阿莹说，搁着吧，搁在凤仪居的书架最上面，跟那本木作图样搁一块。她说姑婆留了这双鞋，没送出去，留了一辈子，现在搁在这里，也算有个去处。

冼乐怡没说话，点了点头。

鞭炮又响了一阵，巷子里有小孩跑过，笑着叫着。榕树上的小灯笼晃了晃，映得树底下的糖水摊一明一暗的。

阿莹说，明天初一，她不出摊，歇一天。

冼乐怡说，那明天我来，帮你把铺子里的东西收拾收拾。

阿莹说好。

两个人又站了一会儿，风有点凉，冼乐怡把外套拉链拉上，往屋里走。走到门口，回头看了一眼，阿莹还站在榕树底下，仰着头看那盏灯笼，围裙上沾着面粉，手插在口袋里，安安静静的。

屋里头，电视机的声音开得很大，陈伯在跟着唱，跑调跑得厉害，一屋子人笑。冼国栋坐在角落里，手里攥着茶杯，看着电视屏幕，脸上没什么表情，可嘴角是松的。

全文完结，虚拟演绎请勿当真，勿与现实生活对号入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