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58年春，北京，周恩来从保姆潘娘口中得知，曾经照料过她的张含光还健在。这个名字让周恩来立即想起一位早年牺牲在俄国战场上的中国革命者——任辅臣。
任辅臣并不是家喻户晓的人物，却在俄国十月革命后，率领中国华工组建武装队伍，参加保卫新生苏维埃政权的战斗。他牺牲时，年仅34岁。
周恩来听完情况后，问得很仔细：“她现在生活得怎么样？”潘娘回答，张含光年事已高，家里并不宽裕，但老人从未向外界夸耀过自己的经历。
这件事没有停留在一顿饭的谈话中。周恩来随即让国务院办公室主任童小鹏联系任家，请他们整理任辅臣参加十月革命、率部作战的材料，同时转达慰问，并询问张含光有什么要求。
童小鹏后来带去了一个明确安排：对张含光实行终身供养，并给予相应的高级干部待遇。对这位在历史风雨中沉默了几十年的老人来说，这份照顾来得迟，却并非没有依据。
张含光没有提出个人要求，只说：“祖国已经解放了，孩子们也有工作，生活很好，我没有什么困难。”这句话很朴素，却解释了她为何多年不谈往事。
任辅臣出生于1884年，辽宁铁岭人。家境贫寒，他少年时曾随舅父读私塾，后来进入银冈书院学习。俄国修筑东清铁路期间，他接触俄语，之后考入奉天警员教练所，进入警界谋生。
1904年日俄战争爆发，任辅臣因通晓俄语，被征作翻译。与俄国人员接触的经历，使他逐渐了解到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思想。对一个身处清末东北的青年而言，这扇门一旦打开，原有的救国思路便开始发生变化。
1907年，他辞去警界职务前往哈尔滨，担任俄国军官学堂汉语教官。第二年，经俄国布尔什维克党员介绍，他秘密加入革命组织，开始参加地下活动，向工人和华人传播革命思想。
危险很快找上门来。1909年，俄国当局察觉任辅臣的活动，曾指使人行刺。他胸部中弹，右手也被打伤，却用左手还击。伤势稍有好转后，在妻子张含光和友人的掩护下，他离开哈尔滨，转赴齐齐哈尔。
任辅臣后来担任过水上警察局长、税务局长等职务，表面上履行公务，暗中却帮助俄国政治流放犯越境，并替地下组织传递文件。身份越高，承担的风险越大。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大批中国劳工被送往俄国。1914年末，任辅臣以办理华工事务的身份进入乌拉尔地区。他和华工一起伐木、采矿，亲眼见到工钱被扣、劳动时间过长以及生活条件恶劣等问题。
他没有只做旁观者。任辅臣一面同当地有关方面交涉，争取改善华工待遇，一面把革命传单译成中文，在华工中宣传平等和团结。华工愿意信任他，正是因为他也下井、伐木，也和大家一起承担风险。
1916年，矿场主无故拖欠工资，任辅臣组织华工罢工，因此被当地警察以“组织暴乱”的罪名软禁。由于证据不足，加上华侨和革命组织营救，他很快获释。这次斗争让华工的处境得到部分改善，也使队伍的凝聚力明显增强。
1917年11月7日，十月革命取得胜利。消息传到矿区后，任辅臣开始组织华工参加红军。约有一千五百名中国劳工加入队伍，组成“中国团”，任辅臣担任团长，部队随后被编入红军序列。
这支队伍缺乏系统训练，却有长期苦工生活磨炼出的纪律性。面对高尔察克白匪军及其支持者，中国团参加了乌拉尔和卡马河一带的战斗。夜袭村镇、争夺铁路桥梁，都是他们经历过的硬仗。
一次夺桥战斗中，敌军用重机枪封锁桥面，两次进攻都没有成功。任辅臣重新部署火力，第二营营长桑来朝率队冲过桥梁，近距离压制敌军机枪手，最终夺回阵地，自己却身中数弹牺牲。
1918年11月29日，任辅臣在维亚一带指挥作战。部队夜间驻扎在军用列车上，敌军趁黑发动突袭。任辅臣左臂负伤，仍留在车厢内组织抵抗，直到子弹用尽，最终在战斗中牺牲。
他的遗体留在异国土地上，妻子张含光则带着孩子承受漫长岁月。苏维埃政府曾接见并照料任家，列宁还称任辅臣是优秀的布尔什维克和卓越的指挥员。后来，张含光带着孩子回到中国，长期低调生活。
1974年，张含光病重，中央统战部派人看望，并提出给予终身供养和高级干部待遇。1975年5月11日，她在北京同仁医院逝世，享年91岁，骨灰安葬于八宝山革命公墓。
1988年，任栋梁一家前往苏联维亚车站祭奠任辅臣和中国团官兵。按照母亲遗愿，他将张含光部分骨灰与任辅臣合葬，并把当地泥土带回辽宁铁岭烈士陵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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