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78年10月，北京中南海，林乎加刚从天津赶来，便面对华国锋的谈话。几个月前，他才出任天津市委第一书记，如今又要调往北京主持工作。华国锋把中央意见说明后，林乎加脱口而出：“我到天津屁股还没坐稳呢！”
这句抱怨并非推辞，而是实情。天津的情况尚未完全摸清，北京的摊子却更大、更复杂。中央仍决定让他接手北京，原因很直接：这个人能处理棘手局面，也能把纸面上的政策落到基层。
林乎加最突出的特点，不是讲话漂亮，而是行动快、敢担责。早在浙江工作时，他长期分管农业，常常跑到县里、乡间了解生产情况。浙江物资供应紧张的年代，他推动农业恢复，粮食生产逐渐好转，相关成绩引起了中央注意。
1964年，中央研究建立由周恩来直接领导的“计划参谋部”，通常称为“小计委”，重点研究国家经济中的战略问题。林乎加被毛泽东点名担任副主任，参与“三五”计划的研究。这个安排说明，他并不只是地方干部，也具备处理宏观经济事务的能力。
特殊年代里，他同样遭受冲击。1967年1月，林乎加被带回浙江接受批评。面对种种指责，他坚持要求回到实际工作中查找问题。后来他对孩子说，过去在浙江工作时跑遍了各县，这次又把各县“跑了一遍”。话听起来平静，背后却是一个干部在困境中的自持。
1972年，林乎加回到国家计委工作。1975年余秋里因病休养后，他一度承担更多工作。那段时间，经济工作压力很重，计委又处在风口上，他处理问题格外谨慎，却没有停止调查和思考。
“九一三事件”后，中央逐步让一批干部重新工作。1976年10月以后，上海局面亟待整顿，林乎加被派往上海工作组。进驻上棉三十一厂时，厂内秩序混乱，甚至有人扬言要给工作组“颜色看看”。当天工厂又发生火灾，他没有停留在会议室里，而是要求成员深入工人中间，先弄清矛盾从何而来。
这种做法很快见效。1977年5月，林乎加留在上海担任市委书记，随后参与推动宝钢项目落户上海。1978年春，他率经济考察团赴日本，回国汇报时提出引进技术、利用外资等设想。当时这类话并不寻常，华国锋听后表示，林乎加提了很好的意见。
有意思的是，回国不久，他便从上海调到天津。到任后，他白天下基层，晚上听部门汇报，还要求汇报人员不要带秘书，凡是情况都要自己讲清楚。天津干部后来回忆，这位书记办事有股急劲，往往不等问题积重，就开始处理。
天津最受关注的一项工作，是扩大高校招生。1978年恢复高考后，许多考生达到录取分数线，却因招生名额有限无法入学。林乎加召集南开大学、天津大学负责人询问：“教师够不够？”得到肯定答复后，他提出利用中学校舍、增加走读生，解决宿舍不足的问题。
教育部门起初担心分校影响教学质量。林乎加则认为，学生经过考试，教师力量也有保障，困难可以通过组织办法解决。邓小平在相关报告上批示，认为这是好事情，可以试办。天津随后扩建分校，接纳大批合格考生，这一办法也被带到北京。
调任北京后，林乎加面对的合格考生更多。他压缩部分行政开支，统筹建设经费，推动分校招生。1978年，北京扩大招生规模，达到分数要求的学生获得了继续深造的机会。对许多家庭而言，这不只是多了一张录取通知书，而是改变了人生方向。
北京的另一项重要工作，是为“四五运动”平反。林乎加到任后频繁深入工厂、郊区和机关，了解干部群众的真实意见。北京市经委负责人王大明评价他是实干家，这个判断并不夸张：他在北京任职时间不长，却留下了密集而具体的工作痕迹。
他对“坐班”也有自己的看法。后来担任农业部部长时，办公室主任提醒他应当到单位办公，他回答：“去单位坐班，时间都浪费在路上了。”这并不是不要工作，而是他更愿意把时间用在调研和处理实际问题上。秘书需要轮流值守，文件则被他逐件审阅，事实不清的材料常被退回重查。
1982年，中央部署扶贫工作，已经66岁的林乎加再次承担重任。1982年12月，“三西”地区农业建设领导小组成立，他兼任组长，负责甘肃河西、定西和宁夏西海固等地的建设与扶贫。此后，他长期奔走于西北贫困地区，把基础建设、农业开发和脱贫工作结合起来，直到1985年增选为中顾委委员，才逐步退居二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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