牌桌上挥金如土的阔太太，竟是国民党眼皮底下的南京地下市委书记

谁能想到，1946‑1949年的南京城里，那个天天泡麻将馆、出手阔绰的张太太，真实身份是中共南京市委书记。在她来之前，已经有八任地下市委书记倒在了这片虎狼之地。

1946年的南京，说是一座铁桶牢笼一点都不夸张。

国民党政府定都于此，全城96万人口，光军政人员就超过11万，警察九千七百，专职特务足足八千。大街小巷到处都是盯梢的眼线，茶馆酒楼、街坊邻里，一不小心就会踩进特务布下的圈套。

更残酷的是地下党组织过往的血泪。

自1927年清党惨案之后，南京地下市委前后遭受八次毁灭性打击，八任市委书记没有一个活下来。孙津川履职才七个月就英勇就义；陈修良在莫斯科中山大学的同学顾衡，1934年牺牲。从顾衡牺牲算起，南京地下党组织整整中断十二年，原来的组织框架几乎被铲得干干净净，不少烈士牺牲之后遗体直接抛进秦淮河，到今天，还有一部分烈士遗骸始终没能找寻到。

就是这样一座步步是死亡的城市，1946年3月，江苏淮安乡下一间普通农家小院里，华中分局副书记谭震林把一副千斤重担交到陈修良手上。

一张简陋的木头桌子，油灯昏昏暗暗。谭震林正式宣读组织的任命，委派39岁的陈修良出任中共南京市委书记。

这份任命，差不多等同于赴死。

谭震林从布包里捧出沉甸甸的二十根金条放在桌面上，告诉她，这就是重建南京地下组织全部的活动经费，往后所有人员开支、掩护开销、联络花销，全部都要从这里面出。

陈修良没有讲什么慷慨激昂的豪言壮语，默默把金条收好，就开始着手准备动身奔赴南京。

很多人会以为，敢接下这种九死一生任务的人，多半是凭着一腔热血硬闯。可陈修良不是，她是实打实靠着近二十年地下斗争沉淀出来的本事，才敢踏进这座虎穴。

陈修良1907年出生于浙江宁波的商人家庭，很小的时候父亲就过世，母亲咬牙坚持送她读书求学。十八岁那年，她带头声援工人罢工，直接被学校开除，之后去到上海国民大学读书，也正是在上海，接触到革命思想。

将近二十年隐蔽战线摸爬滚打，见过太多同志流血牺牲，积累了满满的实战经验。就算履历如此过硬，奔赴南京这件事，依旧相当于一脚踩进鬼门关。

诗句意思明明白白，想要擒住虎崽，就得敢钻进老虎的巢穴，而南京，就是那座虎穴。

陈修良没有掉眼泪，小心翼翼把诗作折叠收起来，转身就踏上路途。她心里十分清楚，前面八位市委负责人全都没能活着走出南京，自己大概率也会遭遇同样命运，但组织交到手上的任务，必须完成。

年仅八岁的女儿，只能留在上海交给婆婆抚养。后来她曾经短暂潜回上海传递情报，时隔许久不见，亲生女儿已经认不出自己的母亲。

1946年4月，陈修良抵达南京。

换做旁人，到了之后第一反应肯定到处寻找残存的地下党员，急急忙忙把组织重新搭建起来。可陈修良偏偏没有这么干。

她给自己打造了一层保护壳：来自上海的寡妇“张太太”。

在珠江路租下一栋独立洋楼，把组织拨下来的金条兑换成法币，置办一身身精致苏绣旗袍，配上金丝墨镜，还买了一辆蓝色雪铁龙轿车。吃穿用度全部往豪门太太的路子上靠，对外塑造一个丈夫早亡、家底丰厚，整日无所事事，最大爱好就是搓麻将打牌的阔太太形象。

她安排地下党员以远房晚辈的身份和她同住一栋洋楼，对外营造一户和睦富足的人家的样子。周围街坊邻居看到的，就是一户花销大手大脚的柏姓人家，谁也不会多想，这户人家里的女主人，就是国民党全城特务苦苦搜寻的地下党最高负责人。

她去参加的牌局，全部经过仔细筛选。桌上坐的，大多是国军军官、特务头目、各个政府部门主官的家眷。这些官太太平日里在公开场合说话还会有所顾忌，坐到麻将桌上，放松下来闲聊唠嗑，嘴上就没有把门的，很多内部消息随口就吐露出来。

陈修良本身牌技并不差，但打牌的时候刻意放水输钱。输了钱神色平平淡淡，半分计较的样子都没有。还时常做东摆宴席，逢时过节赠送礼品，一点点拉近和这群太太的关系。时间一久，一众官太太都把这位出手大方的张太太当成很靠谱的牌友，什么家常闲话都愿意跟她讲。

源源不断的情报，就借着麻将桌上的嬉笑闲谈，流进陈修良手里。

有位师长太太打牌间隙随口吐槽，说自己丈夫马上要调去徐州驻防。这么一句家常抱怨，部队调动的关键信息，就被陈修良不动声色记在心里。有局长夫人炫耀当局拿到一批美国援助的军火，物资流向、装备情况，随之被记录。还有特务的夫人酒后说漏嘴，马上要抓捕一批地下党嫌疑人。陈修良立刻岔开话题稳住对方，牌局一散，情报火速送出去，不少同志因为这条警报躲过抓捕。

这套借麻将桌搜集情报的办法妙就妙在这里。在国民党所有人认知当中，张太太不过是一个贪图享乐、家底殷实的阔太太，压根不会把她和地下党组织联系在一起。

三年潜伏时光，她在牌桌上面消耗掉的钱财，折算金圆券达到2.1亿元，折合市价87根金条。表面看挥霍钱财，可当初组织只给到20根金条作为全部本金。靠着这笔经费，不光保全大批地下同志，源源不断拿到国军兵力部署、部队调动、物资补给、人事变动的各类核心情报。这笔账，根本不能拿黄金去衡量价值。

麻将桌只是摆在明面上的掩护，台面之下，一套完整严密的地下工作体系，正在一点点搭建成型。

到南京的第一个月，新一届南京市委第一次会议就秘密召开。最初市委班子一共五位同志：书记陈修良，副书记刘峰，委员朱启銮、方休、王明远。

陈修良定下铁一般的地下工作规矩，组织内部严格单线联系。只有她一个人掌握全部地下人员完整脉络，下线相互之间不许横向来往。一旦某一位同志不幸被捕，不会牵一发而动全身，把整条情报链条全部毁掉。

另外下达硬性禁令：所有地下党员一律不要靠近梅园新村中共代表团驻地。周恩来带领的谈判代表团驻扎在那里，是特务二十四小时重点盯防的地方。只要地下人员和代表团产生接触，暴露的风险会成倍暴涨。

往后三年时间，南京地下党组织一点点发展壮大。陈修良搭建两套主力工作板块，卢伯明主持情报工作，紧盯国民党军政各类动态；史永专门负责策反，去争取国民党内部思想动摇的人员。

这么一张庞大细密的地下网络，就安安稳稳运转在八千专职特务眼皮底下。国民党当局从头到尾，都没能看穿“张太太”的真实身份。

在陈修良经手的一桩桩情报任务当中，盗取国民党最高等级军事密码本这件事，风险最高，战略价值也格外突出。

市委委员方休对外身份是一名小学教员，和陈修良保持单线联系。方休的妻弟是军统的机要人员，刚从重庆调往南京，暂时借住在方休家中。

按照地下斗争常规避险准则，遇到这种情况第一时间就要搬家躲开风险。地下党员家里住着军统机要人员，一旦出事，就是灭顶之灾。方休内心十分惶恐，主动找到陈修良，提出想要尽快搬家避开祸端。

谁也没料到陈修良做出完全不一样的判断。不仅不让搬家，反倒要增加上门拜访的次数。

她分析，风险扎堆的地方，往往藏着别人碰不到的机会，如果谋划得当，这名军统机要人员，就是极其难得的突破口。

之后陈修良常常借着走亲戚的名义上门，随身带上点心水果。遇上那名军统机要人员在家，只聊家长里短无关紧要的闲话，半分公务信息都不去打探。目的就是让对方习惯她的出现，放下心里的戒备。与此同时默默观察记录对方作息起居、外出时间、随身携带物件等等细碎情况。

机会很快到来。方休急匆匆找到陈修良，告知妻弟外出出差，家里遗留一个手提包。方休偶然打开，发现包里面存放一本军事密码册。

事态紧急，陈修良立刻赶赴方休住处。密码本取出来，是一本三百多页深蓝色硬壳本子，记录国民党最高密级电台密码。只要拿到这份密码，我方就有机会破译国军各部往来调动电报，它带来的战略价值，远超过百根金条。

行动底线划得死死的：全部抄录完成之后，原样放回原处，一丁点痕迹都不能留下，绝不能让军统察觉到密码本被动过手脚。

陈修良把密码本转移到安全秘密联络点，卢伯明夫妇搭配一名助手分工抄写。几个人轮换开工，多支笔同步赶写。联络点房间窗帘全部拉严，灯光压到最低限度，生怕灯光透出窗外引来邻居注意。

连续三个小时不眠不休，整本密码一字不落全部誊抄完毕。一页一页反复核对校验，确认不存在错字漏写。陈修良亲自把密码本送回方休家中，放回手提包，本子摆放位置、拉链状态全部恢复成原来模样，看不出半分异样。

之前国民党陆军总司令顾祝同在高级将领会议上面满脸疑惑，问陈诚，为什么延安手里国军编制、兵力的数据，居然比国民党自己统计出来的还要详尽准确。全场高级将领，没有一个人答得出来。顾祝同心里的那份百思不解，根源就来自这本密码，同时也来自另外一条关键情报线。

陈修良翻阅旧档案，看到汪维恒这个名字。此时汪维恒刚刚出任国民党军政部联勤总部技术委员会副署长。档案记载此人早年加入共产党，之后和党组织失联长达十二年之久。

经过多重渠道秘密核实身份，确认汪维恒本心依旧向着革命。陈修良安排人秘密联络上他，汪维恒重新接上组织关系。之后持续不断往延安报送国军陆军编制、各地兵力布防的一手材料，这也是我方掌握国军情报格外详实的重要来源。

情报战线战果累累，策反工作同样是陈修良重点布局的方向。

1948年秋天，上海局给南京地下市委下达指示，全力推进策反工作。史永把中华路一间电料行当成掩护据点，许许多多策反的筹划方案，都在店铺后面的小屋子里面敲定。

最先瞄准的重点目标是国民党空军第八大队。这个部队配备美制B‑24重型轰炸机，属于国民党空军当中实力很强的打击力量。淮海战役开打阶段，这支部队战机频繁从大校场机场起飞，去轰炸解放区。

飞行员俞渤心中埋藏家国伤痛，亲人就在日军轰炸当中遇难。内战爆发之后，他实在不愿意驾驶战机，往同胞头上投掷炸弹，私下和身边战友流露自己不想参与内战的想法。

地下党依靠潜伏在空军内部的党员林城接触俞渤。1948年8月，俞渤加入共产党。之后又陆续发展郝桂桥、周作舟入党，连同陈九英、张祖礼，五个人组建起义小组。

1948年12月16日夜里，千载难逢的机会来了。蒋介石亲自来到大校场机场空军俱乐部接见飞行员，观看影片。大队、中队的一众主官全部前去参加活动。

俞渤几个人借机留在宿舍，周作舟找借口离开人群。夜色掩护之下五个人汇合一处，拿上手枪、航图直奔停机坪。面对哨兵上前盘问，俞渤借口执行紧急任务搪塞过去，顺利放行。

他们刻意绕开蒋介石的专机美龄号，找到编号514、油箱加满油料，挂载五枚重磅炸弹的B‑24轰炸机。

俞渤和伙伴们提前定好几套预案：如果地面行动败露，就直接引爆炸弹同归于尽；在空中遇上拦截就坚决还击；飞机一旦出现故障，视情况跳伞迫降；每个人都预留子弹留给自己，避免被俘受辱。

晚上九点十分，轰炸机腾空而起，朝着机场、总统府方向投掷炸弹。谁都没料到，机场另外一条线上的地下党员，提前动手破坏了投弹装置。原本是为了阻止飞机飞去轰炸解放区，却阴差阳错造成炸弹全部偏离预设目标，最后一枚炸弹脱落坠落在燕子矶。

原定轰炸计划落空，俞渤只能调转航向向北飞行。计划的目的地沈阳遇上暴雪天气，平津地区还没有解放，最后把降落地点改到石家庄。

12月17日凌晨两点多，轰炸机盘旋在石家庄上空很久。地面部队一开始分辨不清飞机身份，差一点就开火。依靠地面火把给出信号，飞机才平安落地。

消息传到西柏坡，毛泽东、周恩来听闻喜讯十分高兴，立刻派遣罗青长赶往石家庄迎接起义机组人员。

这次空军起义，直接迫使国民党把大校场机场封闭整整一周，对全部飞行人员集中审查。而这一周时间，刚好撞上淮海战役决战的紧要关头。国军空中支援就此中断，实实在在减轻了解放军攻坚作战的压力。

俞渤机组起义，仅仅只是南京地下党策反工作的开端。空军起义过后，一个体量更大的目标浮出水面——国民党海军主力巡洋舰重庆号。

这艘七千吨级别战舰，配备多门主炮还有鱼雷发射装置，是英国移交过来的王牌军舰。蒋介石十分看重这艘战舰，甚至登舰召开军事会议，把它视作长江防线一道核心屏障。

南京地下党多条工作线渗透进入军舰内部，舰上慢慢形成数十人的起义力量。舰长邓兆祥业务功底扎实，对国民党当局内部腐败乱象满心怨怼。

1949年2月25日凌晨一点半，起义行动正式发起。舰上起义人员切断通讯线路，控制住岗哨哨兵，拘禁那些反对起义的军官。同时备好弹药，做好最坏打算，如果起义失败就炸掉军舰。

起义人员向邓兆祥讲明全部起义计划，邓兆祥毅然选择投身起义，亲自规划向北航行的航线。战舰熄灭灯火拔锚起航，驶出吴淞口一路向北。历经25小时航行，顺利抵达烟台解放区，舰上五百多名官兵投向人民阵营。

重庆号起义，给国民党高层造成极大冲击。蒋介石撤换海军总司令桂永清，英国方面也紧急收回另外一艘灵甫号军舰。这次起义还带来连锁反应，后续林遵带领海防第二舰队25艘军舰、第三机动舰队23艘舰艇相继江面起义。国民党耗费大量心血搭建起来的长江防线，迅速土崩瓦解。

海军起义取得大胜，陈修良又把目光投向蒋介石嫡系警卫部队九十七师，也就是大家口中的御林军。这支部队由蒋介石、顾祝同、陈诚原来的警卫团改编而成，核心任务就是守卫总统府和南京城内各个中枢要害位置。

1949年3月，师长王晏清成为策反对象。内心之中顾虑重重的王晏清，提出希望能够和地下党最高负责人当面交谈。

蒋介石贴身嫡系警卫部队倒戈，这件事在国民党高层激起巨大震动。

南京城内，地下党同步启动保护城市的行动。蒋介石下达命令，撤退之前要对南京城内各类重要城市设施实施破坏。1949年4月22日，国民党工兵部队准备炸毁下关车站、火车轮渡栈桥。地下党员迅速组织工人、警士站出来阻拦敌人的破坏行动，保住了这座极其重要的交通枢纽。

与此同时动员各行各业征集船只。下关电厂、机务段工人驾船接应渡江大军，许许多多渔民冒着炮火，开出内河船只支援解放军渡江作战。

1949年4月23日子夜，南京解放，红旗插上总统府。

第二天上午，一身旗袍打扮的陈修良来到三十五军军部。门口哨兵把她拦下，她语气平静报出自己的名字，要求面见何克希政委。

何克希听见名字快步从里面迎出来，见到陈修良，激动地和她紧紧相拥。军部不少战士都觉得诧异，眼前这位看上去温和柔弱，一副太太模样的女士，就是在敌人心脏斗争整整三年，搅动风云的南京地下市委书记。

1998年11月6日，陈修良在杭州逝世，终年91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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