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问题并不意外。新中国刚刚成立,战争留下的财政窟窿尚未填补,许多铁路线路遭到破坏,机车、钢轨和桥梁都十分紧缺。东北、华北、西北等地也有重要工程等待开工,成渝铁路既不是最容易修的,也不是投入最小的。
更棘手的是,四川盆地四面多山,川东、川西之间交通长期受地形制约。水路有季节变化,公路运输能力又很有限,货物从重庆运往成都,往往要耗费很长时间。政令传递慢,物资周转慢,人员往来也慢,交通问题已经不只是经济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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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渝铁路的故事,还牵连着一段屈辱的近代史。清末,四川方面曾谋划修建川汉铁路,希望把铁路权益掌握在中国人手中。1911年,清政府将川汉铁路等铁路权益出让给外国势力,引发保路运动,并成为辛亥革命爆发的重要背景之一。
此后,铁路方案几经变化,工程也屡屡因战乱、资金和技术条件中断。到1949年,新中国接收的铁路系统线路不少,但分布很不均衡,西南地区尤其薄弱。成渝铁路留下的,并不是一条能够直接使用的成品,而是一项拖延多年、始终没有完成的工程。
邓小平在西南工作期间,反复了解地方情况。他看到,重庆是长江上游的重要工业和交通城市,成都则是四川腹地的政治、经济与文化中心。两地之间一旦有铁路相连,四川的粮食、煤炭、食盐和农副产品便能更快流通,重庆的工业品也能进入广大腹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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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毛泽东的询问,邓小平把理由说得很具体:“四川地形复杂,铁路修通,政令和物资才能顺畅;成都、重庆是西南两大中心,铁路能够带动全区经济;这条路若由中国人自己建成,也能证明新中国具备独立建设的能力。”
这三层考虑,分别落在治理、民生和国家建设上。尤其是“现在修”的问题,邓小平看得很清楚:越是百废待兴,越需要抓住能够牵动全局的工程。若等所有条件都成熟再动手,四川的交通困局还会持续多年。
毛泽东最终同意了这一建议。中央给出的原则很朴素,也很务实:依靠地方,群策群力,就地取材,把铁路修起来。工程不能只等国家拨款,也不能照搬外国办法,而要从西南的实际条件出发,边勘察、边施工、边培养队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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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年6月,成渝铁路正式开工。解放军工程部队承担了大量施工任务,地方干部、铁路职工和四川群众也陆续加入。那时没有充足的机械设备,许多土石方工程只能靠肩挑、背扛和手推车完成。修路的人要面对山地、河流、暴雨,也要防范匪患和破坏活动。
工程最难的地方,不只在于劳动强度,还在于技术力量不足。重庆方面组织培训,抽调工程人员勘察线路,许多年轻干部和工人就在施工现场学习测量、桥梁、路基等技术。原有线路遗迹能利用的尽量利用,能够用石料完成的工程,便减少对水泥等材料的依赖。
有意思的是,节约并不意味着降低标准。工程人员通过重新勘察,调整部分线路走向,减少不必要的弯道和路程,既节省材料,也缩短施工距离。铁路建设由此成了一个难得的练兵场,培养出一批后来支撑西南交通建设的技术骨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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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众的参与同样不可忽视。有人带着工具参加劳动,有人把能够使用的木料、石料送到工地。对许多失业工人和贫苦群众来说,修铁路既是建设国家,也是获得稳定收入的机会。铁路还没有通车,沿线不少地方已经因工程施工而出现了新的集市和运输需求。
1952年6月13日,成渝铁路全线完工。7月1日,重庆至成都正式通车。全长505公里的线路,穿过丘陵、河谷与平原,把两座城市和沿线众多城镇连接起来。这是新中国成立后建成的第一条铁路,也是当时中国依靠自己的力量组织设计、施工和管理完成的重要工程。
毛泽东当初问的是“为什么”,邓小平回答的却不只是修一条铁路的理由。成渝铁路把西南的地理阻隔,转化为可以逐步解决的建设任务;它所形成的施工队伍、管理经验和技术力量,也成为后来开发西南的重要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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