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1年黑帮头目郑卫国入狱，许多求情电话纷至沓来，最终结果如何？

2000年6月16日，陕西省长安县公安局，刑警队大队长徐明的电话几乎没有停过。来电者身份各异，话里的意思却出奇一致：替郑卫国说情。有人托关系，有人暗示花钱找律师，还有人试图打听案情进展。这个细节，比“地方一霸”四个字更能说明问题。

郑卫国被捕时，已经不是普通的街头混混。他手下有人，公司有名，生意有势，县城里不少人愿意给面子。可这些表面的体面，并不能改变一个事实：嘉诚土方公司背后，隐藏着一个靠暴力、威胁和利益输送维系的犯罪团伙。

郑卫国出生于长安县申店乡何家营村，家境贫寒。父亲是庄稼汉，家庭长期过着拮据日子。后来他把贫穷说成走上犯罪道路的重要原因，这种说法并不能成立。困难年代，许多百姓都在苦日子里守住了本分，贫困至多是环境，不是违法犯罪的理由。

1988年，郑卫国因盗窃被长安县法院判处有期徒刑六年。1993年，他提前获假释。出狱后的那段时间，他曾开拖拉机运送建筑沙石，盖了房子，也成了家。日子刚有起色，他却没有把劳动当成长期道路，反而再次被快速获利的念头牵着走。

库峪山一带出现采金热后，郑卫国没有选择下矿干活，而是盯上了矿主和矿工。他召集马新超、吕长江、卢长均等人，靠抢夺矿石、敲诈钱财、持械斗殴制造威势。别人怕惹麻烦，往往只能破财求安，这让他们的胆子越滚越大。

1997年1月，郑卫国一伙以邻矿爆破震动为由，打伤守矿人何海峰，又逼迫矿主赵小锐以四千元低价转让矿洞。这样的“生意”，表面上有交易手续，实质却是用暴力逼出来的强买强卖。

有意思的是，郑卫国后来把这种江湖手段包装进了公司。1998年，嘉诚土方公司成立，乔一心担任法定代表人，郑卫国负责实际经营。原本闲散的人员换上公司身份，出现在各个工地。谁不愿让出工程，便遭到殴打、恐吓或骚扰。

公司外衣让他们看起来更像商人，行事方式却没有改变。土方价格被抬高，竞争者被排挤，长安县不少工程逐渐落入他们手中。短短几年，郑卫国积累了约二百三十万元资产，也形成了“有人、有钱、有关系”的局面。

真正撕开这层外衣的，是两起暴力案件。郑卫国的发小张开旗，曾与他一同混迹，也曾共同服刑。两人后来因利益和所谓“义气”反目。1998年3月25日晚，张开旗被人以打牌为名约出，随后遭多人持棍袭击，又被带到郊外继续殴打，四肢严重受伤。

张开旗被送进西安医院时，伤势一度危重。家属不愿报案，甚至担心遭到更大报复。郑卫国事后送去一间发廊，试图用一点补偿压住矛盾。这样的做法，既有威胁，也有收买，正是犯罪团伙控制他人的常见手段。

同年7月，嘉诚土方公司人员与百家利酒楼一方发生冲突，酒楼被砸，双方还在街头持械争斗。酒楼老板刘百利随后放出狠话，矛盾由此升级。7月26日凌晨，他在幼儿园门口打牌时被数人拖走，遭到长时间殴打，送医时已经死亡。

法医鉴定显示，刘百利四肢开放性骨折，并因广泛损伤引发空气栓塞死亡。更令人遗憾的是，他口袋里带着一份准备报案的材料，却没能等到把它交给公安机关。暴力一旦被反复容忍，受害者往往连求助的机会都可能失去。

案发后，郑卫国拿出一万元，让吕长江、张文群、赵卫强等人外逃。吕长江后来承受不住逃亡生活，于1998年底潜回。郑卫国没有让他真正远离，而是把他安排到偏僻石场藏身，并逐步诱导他承担刘百利案的主要罪责。

1999年5月11日，吕长江投案，按照事先准备的内容反复供述。警方先后多次讯问，始终觉得口供过于整齐，却因证据尚未闭合，难以立即突破。郑卫国甚至在1999年7月到公安机关接受调查，因证据不足被释放。这一过程说明，案件侦办不仅靠口供，更要靠物证、证人和完整的证据链。

但郑卫国并未因此收手。他担心张文群、赵卫强日后供出真相，曾安排人员持猎枪诱骗二人，计划中途因路人出现而未得逞。后来，他又以吃饭、打牌为名，将三人分别引到鱼塘附近。张文群、赵卫强以及一名女子遇害后，尸体被藏入废弃排水沟并用水泥掩埋。

案件侦查持续推进。警方逐步掌握组织关系、暴力案件、土方垄断以及藏匿尸体等证据，最终将郑卫国及乔一心等人抓获。为防止串供、灭口和其他意外，办案人员采取了严密看押措施，审讯也没有被求情电话左右。

面对证据，郑卫国的心理防线逐渐崩溃。他曾说：“不管花多少钱，也要找最好的律师。”后来，在提出吸烟和见家人等请求后，他交代了相关犯罪事实。那些接连不断的求情电话，没能替他挡住已经形成的证据链。

2001年7月18日，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判决，郑卫国等人分别被认定犯有组织、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罪、故意杀人罪、故意伤害罪、敲诈勒索罪、强迫交易罪等多项罪行。郑卫国、张占平、马新超、吕长江、雷龙江五人被判死刑。上诉后，雷龙江改判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其余主要判决得到维持。

走上刑场前，郑卫国对记者说：“世界上的事情都是有规律的，违背了它，只有死路一条。”这句话，成了他留在世上的最后一句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