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风：明末徽州府“黔兵案”再探

明末徽州府“黔兵案”再探

阿　风

清华大学历史系

目录

一　“黔兵案”的发生

二　“黔兵案”处理

三　“黔兵案”对明末政局的影响

一、“黔兵案”的发生

赵吉士在《黔兵始末》中首先介绍“黔兵案”的背景。

壬午冬十一月，中原贼再张，陷荆、襄、承、德，大将不能支，遁走武昌。

壬午年是崇祯十五年（1642），当年闰十一月，李自成的军队进入湖广北部，先后攻占了襄阳、荆州、承天、德安等地，明朝将领左良玉“遁走武昌”，一直逃到池州。这时“大江以南，乱兵打掠淫掳”，局面十分混乱。崇祯十六年（1643）春天，有贼“飞檄称勤王兵”，攻打池州府、宁国府的属县，“直窥金陵”。当时的徽州只能“恃西北诸岭守严邃，惴惴苟全”。崇祯十六年二月，张献忠的军队又先后占领蕲州、黄州。历史上，特别是元朝末年，来自蕲、黄的“盗贼”曾经侵掠徽州，给徽州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当蕲、黄再次落入“贼盗”之手时，不能不引起徽州人的警觉。

这时，徽州地区有关“贼盗”的信息非常混乱，“忽报有兵入鄱湖，逆上江省，檄称黔兵”，“又报有称沐国公兵来者”。崇祯十六年二月，当时的应天巡抚郑瑄发出檄文：

照得流土叛逆，伪称勤王兵将，直窜苏、常、徽、宁，乘吾不意。地方官须督水陆大帅，扎营要路，拒防堵剿。时势危急，不得不大声疾呼，如致疏防，白简从事。

郑瑄的檄文要求地方官员要特别注意那“伪称勤王”的兵将突袭地方。如果地方官员有所疏忽，将会受到弹劾。崇祯十六年三月二十三日，婺源县接到信牌，说凤阳总督部院的游击将军将督率黔军由江西进贤等地经婺源、休宁、徽州府城到达芜湖。对于黔兵到达芜湖的路线，当时的徽宁兵备副使张文辉（时驻旌德）牌云：

自黔抵凤，应从大江直下，即曰道梗，亦应由皖达凤。若婺源原非通衢，万里跋涉，何故舍平夷而投险道？且后开婺源、休宁至徽州、芜湖暂缴，而绩、旌、泾、南等县，又何故竟未开载？既云往凤阳征剿，而芜湖暂缴，又何为？情属叵测。仰县官吏即便鼓励乡勇，协力堵截，毋令乘虚入内，自取他祸。

徽宁兵备副使张文辉认为自贵州到凤阳，应该顺江而下。即使江路有所阻碍，也应该从安庆一带抵达凤阳。而徽州山高路险，本非通衢。同时，婺源县接到的信牌中只提到婺源、休宁及徽州府城，而继续向北要经过绩溪、旌德、泾县、南陵等地，信牌中却没有提及，所以他认为牌文可能有诈。当时的巡按御史郑昆贞也有同样的看法：

按院郑（讳昆贞）牌：黔兵到芜，在初一日陆路来者，由江北去。此伙全是土寇假兵，仰速集乡勇，扼要堵剿，毋致流毒。

南直巡按郑昆贞认为黔兵已经由江北到芜湖，而这支从江西过来的军队“全是土寇假兵”，要求徽州地方速集乡勇，加以堵截。

崇祯十六年三月二十四日，祁门县接江西浮梁县信牌，说“沐国公往凤阳守皇陵，传报一千五百名”，其中六七百人于三月十六日自陆路到达饶州，住在南天寺内。三月二十五日，这批士兵到达祁门县，“人马百九十余，其中有僧衲妇人，及土音楚语者”。因为祁门县令赵文光已经接到浮梁县的信牌，故让这批士兵在县城外祠堂安歇。不过，这些士兵却连住两宿，又“强居民房”、“渐肆掳夺”。到了二十日，杀伤地方居民数十人。当地的乡勇互惊曰“贼也，急击勿失”，遂与这批士兵发生冲突。士兵不敌，退入汪氏祠堂。当地乡勇“放火焚祠，杀伤奔突，尽死乃止”。

二、“黔兵案”处理

凤阳总督征调的军队在徽州府被歼灭，凤阳总督马士英标下监纪官李章玉、参将包玉等立即将情况禀告兵部，兵部也迅速提出处理意见：

职方清吏司案呈：据凤督标下监纪官李章玉、参将包玉等禀称，蒙募黔兵七千，统领二千过徽，被祁门等县人民杀死兵七百名，马六百匹，叩合作主，等因。案呈到部，为照百姓惊心风鹤，误认黔兵为乱寇，彼此格斗，互有损伤，事属骇闻，情亦可悯。死者已矣，生者岂可羁留？且买来战马，俱系凤督官银，如有收存，当尽行察出，以还该营。本部将调剂于各主者，仰官吏留心处置。

马士英下属的监纪官向兵部陈述说有2000黔兵过徽，被杀700人，损失600匹战马。兵部认为“事属骇闻”，要求地方“留心处置”，特别是遗失的战马，要迅速查出归还。

五月十八日，徽州府就“黔兵案”申详如下：

盖缘流寇，假赴试而破庐，冒阎部而破襄，冒官差而破无为。徽属士民，闻之戒心，处处设险隄防。虽沐兵未得破徽，而徽民被毒，可胜悯恻。今奉部宪行察，并令密还兵马。本府奉檄，且感且惧，即严行祁、黟等县，从实察覆。据称黔来兵马，已败于乐，并未入徽。本府看得黔兵二十二到乐，民认为寇，捐生格杀，仅有三弁投监，尽载饶郡乌同知详内。至于祁、黟流寇，或是沐兵，或如乐平所云沿途收带无赖，原无马匹到祁。

徽州府首先提到庐州、襄阳、无为失陷，均因流寇假冒所致，所以徽州士民“处处设险隄防”，也是情理之中。徽州府特别说明“据称黔来兵马，已败于乐，并未入徽”，所以被歼灭之人或是云南的沐国公兵马，或沐兵沿途所收之无赖，根本不是黔兵，更无马匹入境。

“黔兵案”同时也惊动了崇祯皇帝，他先后发出一严一宽两道谕旨，“严旨”如下：

一件，徽祁乡官有司无辜焚杀官兵等事。奉圣旨，据奏，黔兵八百，赴调过祁，官绅无端诱杀，好生惨毒，深可痛恨！吴翔凤、赵文光、朱世平、金翰林，通着该抚按提问解来京究问。张文辉、唐良懿着从重议处，仍察下手兵丁枭示，马匹、器械各项，照数追还该督军前，不许隐匿。被杀尸躯，该地方官具棺收殓，设坛致祭。其已到各兵，该督厚加抚慰，剿贼图功，以膺懋赏，该部即日檄传。

皇帝根据凤阳总督马士英部下的奏报，认定此案系徽州官绅“无端诱杀、好生惨毒”，要求将署休宁县事徽州府推官吴翔凤、祁门县知县赵文光、黟县知县朱世平、前庶吉士金声解到京究问。徽宁兵备副使张文辉、徽州府知府康良懿则“从重议处”，并将下手杀死黔兵的兵丁“枭示”，追还马匹、器械。

不过，到了六月二十四日，崇祯皇帝又发出一份“温和”的谕旨：

一件，兵部为密陈江南情形事。职方清吏司案呈：崇祯十六年六月二十三日酉时，奉本部送御前发下红本，该本部题前事，等因。奉御批，已有旨了。仍着该抚按确察情形，密速飞奏，朝廷自有裁夺。该部即行密传。钦此钦遵。恭奉到部，拟合就行。为此合用揭贴前去，烦为遵照御批内事理，将凤督徽祁乡官有司一疏事理，确察情形，密速飞报，以听圣明裁夺。务期不激不纵，兵民两安，希为万分慎重施行，须至揭贴者。崇祯十六年六月二十四日。

崇祯皇帝要求兵部对于凤阳总督马士英部下关于“黔兵案”奏疏进行秘密调查，以确定实际情形，并提出“务期不激不纵、兵民两安”的处理意见。

与此同时，巡按御史郑昆贞受命与凤阳总督马士英委派的安庆府推官前往徽州，“细察兵马下落”。郑昆贞根据调查结果，回覆题奏皇帝：

郑按台覆题：为遵旨确察密奏、以凭圣裁事。六月初七日，具疏报闻，正在候旨。七月二十八日，忽接塘兵小帖云：“今有凤督差兵在路，扬言朝廷赏我凤兵擒叛大功。前日徽州杀我黔兵，皇帝将府县官拿去正法，乡民尽要砍头。我凤兵岂比左兵，任百姓抵敌等语。”职未接咨御札，未知此语何来？窃恐传布入徽，徽民必汹汹惶惧，山郡又构一乱萌也。今得督臣马士英全本抄阅之，以八百人马，尽丧于祁门，以故杀之罪，全归于推、知，宜皇上有赫然逮吴翔凤等，以究其杀是兵之繇也。第督臣疏中所列情形，只凭差官万民安口禀，万民安只据道役郑天卿口传，此中不无可商。

郑昆贞的题奏中特别提到了塘兵小帖所传皇帝将严惩徽州的府县官及乡民，认为这种“小帖”如果传到徽州的话，很可能在徽州府酿成乱事，故而要求皇帝谨慎考虑。同时郑巡按指出凤阳总督马士英上奏的内容多为口传，恐有不实之处。接着，郑巡按说明了这支军队路过江西时，就“放火焚居，无物不掠”。至于马士英认定的主谋的赵文光、唐良懿、张文辉、吴翔凤及金声等徽州官绅并无直接的责任。他同时指出：

盖督臣，黔人也。其军中参佐，大半皆黔产也。督臣方收黔兵为长技，一闻是信，不唯叹兵马可惜，且亦苦钱粮无销。黔之兵将，多有子弟亲戚在数百人中，不胜愤恨。遂使督臣激控于皇上，请杀乡绅，杀有司，杀百姓，以快士卒之心。而不知自古用兵，无杀乡绅、百姓，为兵报仇之理也……则自兵兴以来，客兵经过，毒害生灵，不知多少。左兵之至，江左男妇被杀掳，不下二万。繁昌小邑，妇女之守节投溺者，八百余人，职所建醮以度之。呜呼！此亦民怨满盈之日也，而谁与泄乎？又何怪楚民之激而从贼乎？兵心一去，不可为兵；民心一去，不可为国！安危之几，全系如此，是在皇上之妙有裁夺而已。

郑昆贞指出了当时的痼疾，“客兵经过，毒害生灵，不知多少”，他特别提到左良玉的军队杀掳江左，导致“民怨满盈”，暗示出黔兵与左兵不过是一丘之貉。正是由于官军的土匪化，才导致了“楚民激而从贼”，因此希望皇帝慎重处理黔兵被歼一事。

除了郑巡按外，原任翰林院庶吉士、加授山东道监察御史，当时丁忧在乡的徽州人金声也上疏申辩：

臣受皇上特知殊恩，虽以病归田，而读书学道，期得一当，以副皇上奠安天下之心。庶几君臣道合，用垂千古。日夜磨厉，不遑逸安，而君恩未酬，父命旋陨。去冬闻京师告警，苫块之中，不能奋飞。继值闽贼披猖，大帅南遁，乱贼公行，檄文尽冒勤王官兵，沿江屠毁，渐逼金陵，东南震恐，望风溃徙。蒙抚按檄行郡县各属防守，臣从郡县有司及士大夫之后，以为欲抗贼氛，先定民志。日宣高皇帝六谕，告以入事父母，各保井里，出事君上，共固封疆之大义，与民同命，效死勿去。臣效空言，民有至性，闻之无不泣下感奋者。不意三月廿四夜，忽传婺源县报文，称四游击将军之兵，自黔入凤，既舍大江孔道，又不渡江，繇皖陆路直行。乃纡回千里，涉崇山峻岭，繇江西乐平思入婺而到徽州。绝无凤督明文，而又适当贼陷蕲、黄之后，合郡皇皇，举疑为贼，以为警在徽南一路也。至廿五日，而徽西祁门县突又有报文，称沐国公兵，合郡人见兵不同名号，而又分道并入，定相攻袭。至廿七日而郡人被杀掠，自祁奔入者，称兵已到祁城，皆楚人、江右人，及徽本郡人，且杂剪发人、妇人，实无黔人，而又绝无黔将。则合郡鼎沸，决以为贼矣……且督臣受诏为皇上杀贼安民，臣谊切同仇，望其旦夕灭闯擒献，以解主忧，而拯民难。督臣岂不见谅，而监纪曰“徽人杀兵”，即疏参曰“徽人杀兵”，竟不察监纪当日突遭兵改道，事属诡异，已违督臣节制。自非真欲攻袭，万无再分兵别行，复异名号，而两路并入之理，岂可以其一路之兵，而遂并冒认他路之贼耶？

金声首先指出“闯贼披猖，大帅南遁，乱贼公行”的背景，故而巡抚郑瑄发出檄文，要求各地要注意“冒勤王官兵”，所以徽人也是奉命行事。他同时指出进入祁门的兵马“绝无凤督明文”，实则是散兵游勇，并非黔兵、沐兵。他认为凤阳总督马士英实际上是受到当时领兵的监纪官李章玉蒙蔽而上疏说“徽人杀兵”，这是李章玉为了掩盖“纵兵作贼”、“遣兵改道”的行为而故意为之。接着金声又以湖广省城陷落为例，说明不重视乡民的后果。

塘报献贼临楚省城，乡民方奋勇格杀，缚贼报官。官谕以恐系官兵，不得轻杀。民遂奔溃，而省城随陷，宗藩生灵，一时俱尽。此亦皇上之所恫念，而督臣之所宜寒心者也。

不过，皇帝认为“数百黔兵，横罹锋刃，岂得不问？何为为兵报仇”，故吏部考功司“看语”如下：

北部看得：督臣马士英调募之新兵为徽祁所属陷，八百士卒，付之一炬。此其事怪而且惨。由于推官吴翔凤，乡绅金翰林，首发大难。而知县朱世平、赵文光羽翼狂逞，遂为江南一奇变。四官俱已奉旨逮问，亦可以正厥罪，而泄死者之恨矣。至徽宁道张文辉、知府唐良懿，先时曾接抚按之檄，临时又折诸青衿之请，奈何不严行禁戢，坐视属官士绅，专擅不顾，冥行而罔忌乎？各应降三级，戴罪管事。其枭下手兵丁，追还马匹器械，收殓骸骨，招祭忠魂。即责成二官，以为自赎之地可也。

吏部考功司实际上还是根据马士英的奏疏与皇帝的“严旨”提出了处理的意见。面对如此不利形势，金声及一些徽州乡绅写信给史可法、钱谦益、郑瑄、张采、顾锡畴等当时的朝野名士，“皆言黔兵事，极其恳切”，金声等人甚至直接写信给马士英，说明“黔兵案”的情况，指出严惩徽民的后果。为此，史可法曾复信给徽州乡绅：

谨复，今天下之所最厌苦者，惟贼与兵，乃兵之足为患者，或自以为兵，而郡邑莫能御之。又或人以为兵，而群坐而俟之。是故兵之所恃以逞者，贼亦冒之以为名。而居者不察，此郡邑之所以沦亡而不可救也。贵乡号僻壤，又殷富，不见兵革，此其为豺虎属目久矣。三月祁门之役，众志成城，一以扼险杀敌为功，使天下之人，尽如贵邑，寇盗不难平也。而议论呶呶若此，何以为地方绸缪计耶？所谕敬心识之，方冗率复，伏望鉴原！

史可法在回信中指出徽州“号僻壤，又殷富，不见兵革，此其为豺虎属目久矣”，这才是黔兵过境徽州的一个重要原因。他认为如果各地都如徽州人那样“众志成城”，则“寇盗不难平也”。面对诸多人士对于徽州人的同情，马士英也回信给徽州众乡绅，解释了黔军从陆路经徽的原因：

当日自武陵发兵东下，步兵从舟，而马不可越洞庭、涉长江，不得不取道长沙者，势也。江路险而梗，且兵多；陆路坦而宁，且兵少。监纪官之取水不从陆，亦势也。原拟骑兵出九江，会于皖口。不意左兵在秋浦，逼使繇徽，此意外之变局也。又不意押马诸将，以人马众多，店舍槽铡不便，分先后两路而行，则又变局中之变局也……贵府有司，及公私揭帖，但云原无黔兵入徽。监纪惧罪，以乐平之事，移祸于祁，想亦非公论耶？昨日按台密疏，所以罪英者至矣，而疏中所察情形，则似乎止争多寡，不争有无也。止罪黔兵以淫掠，而未尝讳杀兵之事也，即万民安所报者，不全属于虚也。其言英不平之故，言言皆英隐痛，英何言哉？至兵之入乐、入祁，监纪何知？江楚异路，监纪何罪？英疏具在，自据万民安所报入告，时李章玉在浦，护诸怨军，不使南渡，其梦梦犹英也。何罪可惧，何祸可嫁，何谤可造，而欲代杀兵者分罪，又欲未死之黔兵，与死者同罪，不亦甚乎？

马士英强调正是因为左良玉的军队驻扎在池州，故黔军不得不由陆路经徽州，这是“意外之变局也”。至于徽州官民所说的“原无黔兵入徽”之事，则并非实情。接着马士英说明了自己的难处：

然英所言者，公事也，非私怨也。郑公祖之疏，英甘唾面，不敢有异同焉。既以入告，则以威福听皇上，是非听公论，宽严听执法，察给听抚按，亦更不执一毫成心，不敢出一赘语，但欲得战马以济急，器甲以御寇。嗟乎！万里招来，实英作之孽；送入鬼门，实左兵为之梗；而无故被戮，实众人宿生之冤债。但所惜艰难之时，一壶千金，而精兵猛将，良马坚甲，不得为国家效毫发之用，则英所谓呕血腐心，警魂堕魄，泪下沾襟而不能自已者也。然今之凤督，亦极难且苦矣。大江南北，楚豫之枢，无事不相瓜葛，而一丁一马，一甲一器，一铅一炭，无不取之数千里外。丝忽孰非国家之金钱，而泥沙弃之，土芥抛之，谁非臣子，谁忍置之度外？想亦台台所垂怜而心亮者。时事方棘，血战经年，凤兵肝脑涂地于江南，似不无小补，亦未必无缓急相需时，想亦台台所深念也。军书旁午，草勒肃复，愤懑不知所言，英无任惶悚之至。

马士英认为正是“左兵为之梗”，致使黔兵“无故被戮”。在国家艰难之际，却使“精兵猛将、良马坚甲，不得为国家效毫发之用”，这才是自己愤怒的真正原因。

最后，经过多方努力，崇祯皇帝最终也从宽处理了“黔兵案”：

巡视上下江御史黄，为仰体新恩、酌量情法、措补军资、重法首祸、以结钦案事。奉圣旨，徽人惨杀黔兵，掠夺马匹，情罪可恨。但已经大赦，姑从宽结案，汪爵依拟，监候处决。赵文光提到另究，张文辉、唐良懿姑准开复，吴翔凤降二级。用银给与该营死者，着该府县官，遵旨致祭遗骸，该部知道。

最终的处理结果只是“下手兵丁”汪爵被“监候处决”。祁门知县赵文光另行处理，徽宁兵备副使张文辉与徽州知府唐良懿“姑准开复”，徽州府推官吴翔凤则降两级处分。对于死者则赔偿银两，并“致祭遗骸”。到了崇祯十六年十一月，皇帝又要求“起用金声为修撰”。

三、“黔兵案”对明末政局的影响

通过“黔兵案”相关来往文书及书信等可以看出，崇祯末年，南直隶地区已出现复杂的政治局面。当时的南直隶上江与下江区域，特别江东的徽宁池太诸府州以及江南的苏松常太诸府州，没有受到兵乱的直接冲击，处于相对稳定局面。不过，随着左良玉军队的到来以及马士英征调客军，双方都试图从这一地区获得更多的军费与财富。特别是马士英，早在崇祯末年就已经开始扩张自己的军事实力，这也是他日后能够在弘光政权占据主导地位的一个重要原因。同时，包括应天巡抚、南直隶巡按、徽宁兵备与南直隶的府州县官吏以及地方士绅，则通过建立乡勇等措施，一方面要防范“贼寇”，另一方面则要防范“客兵”。

“贼”与“兵”，特别是“客兵”成为江东、江南所面临的主要威胁。而“黔兵”在徽州被歼灭，固然与黔兵军纪涣散有关，但同时也反映出当时马士英与江东、江南的地方官员、士绅沟通不畅，双方早有积怨。

“黔兵案”相关人士得以被宽赦，在很大程度上与当时巡抚郑瑄、巡按郑昆贞的努力密不可分。特别巡按御史郑昆贞上疏，力陈“客兵”为害地方，如果处置不当，又恐在徽州引发民乱，不能不使崇祯皇帝有所顾忌。同时丁忧在乡的金声又多方联络朝野名士，为之辩白。马士英则陷入孤立，最后也不得不妥协。

“黔兵案”的第二年，崇祯十七年（1644）三月，李自成攻入北京，崇祯皇帝自缢身死。五月初三日，马士英与江北各镇总兵等拥立福王朱由崧于南京监国，五月十五日，福王正式即位为皇帝，年号弘光。马士英入阁辅政，成为弘光政权的重臣。

朱由崧称帝后，曾召金声为都察院佥都御史，不赴。但金声亦致书马士英，希望缓解因“黔兵案”而造成的徽州府与马士英之间的紧张关系。

不孝少徼父兄师友之训，读东西两圣人之书，大事未明，赤心徒在。恭遇阁下当五百年可治乱之时，以大丈夫能将相之事……今士大夫少知远虑，纵不能怀大圣贤以安天下之悦之心，岂亦不知存安天下而后可以安一身之想。则虽越在草野，落落无安天下之责，而日夜仰瞻朝堂一二能安天下之人，义实同其休戚，情何减于骨肉。况不孝夙受先皇帝知遇，兼荷大君子远照，今不幸山律风弗，出衔恤而入靡，至不能以其身请自隗始，用章阙下之大，乃复逡巡却处。无自外之心，有自远之迹。妄使群情，古尔猜度，或谓阁下尚未大释于敝郡，而不孝终不能归诚于阁下，以一人之迹而府天下之疑，将恐以一郡之事而散天下之势。非不孝畴昔所奉教于君子，愿学于两圣人之遗训也。惟阁下鉴其区区，昭示德意，明解一郡，偕之大道，一心复先帝之真仇，全力定中原之大业。

考虑马士英已经成为弘光政权重臣，金声也是对马士英大加赞赏一番，希望马士英能够不计前仇，“全力定中原之大业”。马士英亦檄文金声，要求金声“团练乡勇，以应时艰”。

弘光元年三月，李自成部在清军的追击下再次进入湖广襄阳，左良玉以讨伐宿敌马士英为名，又一次避战东下。左良玉虽然在九江病故，但其子率军直抵池州、太平。此时虽然江北有清军进逼，但马士英却不得不调动军队来防备宿敌左军。马与左的宿怨成为弘光政权迅速溃败的一个重要原因。

弘光元年五月初十日，清军占领镇江，弘光皇帝与马士英仓皇出逃。马士英之子马銮带领的勇卫营兵拥簇弘光帝奔往太平府，太平府城却闭门不纳，只好奔向芜湖。同样，马士英带着黔兵四百人护卫邹太后前往浙江，途经广德州，知州赵景和亦闭门不开。马士英大怒，攻陷广德，将赵景和处斩。由此可以看出，当时的弘光政权不仅无法控制军镇，同时也无力控制地方府州县。同时明末左良玉军队、黔兵等客军的行为，使府州县纷纷寻求自保。甚至皇帝、皇太后、内阁大学士避难而来，也都拒之门外。

弘光政权灭亡后，当年六月，徽州人金声、江天一与徽州官绅“哭于高皇帝像前”，起兵抗清。金声“纠集士民保绩溪、黄山，分兵扼六岭。宁国丘祖德、徽州温璜、贵池吴应箕等多应之”。同年六月，唐王即位，改元隆武，金声通表唐王。唐王任命金声为兵部左侍郎兼都察院右佥都御史，赐银印一颗，曰“天赐忠臣，公事密奏”。金声将唐王诏令刊印四方，使知闽地有主，以安人心。

隆武元年（1645）七月，黄道周率军进入“由广信出衢州”，声援金声。九月，由于出身徽州的御史黄澍的出卖，金声被俘。黄道周军亦于十二月进至婺源兵败，黄道周被俘。金声与黄道周先后被押赴江宁，慷慨就义。

金声从崇祯三年告病归乡后，一方面在还古书院讲学，同时以“高皇帝六谕讲约于乡”。崇祯八年，“闻江北流寇之警，为邑令立友助事宜，颁行乡邑，立乡射规，以朔望演六谕，次日习射”，后来他又“练乡勇以备不虞”。金声在乡经营十余年，通过强化乡约的军事功能，建立起一支比较强大的地方武装力量。这批地方乡勇不仅歼灭了崇祯十六年过境的“黔兵”，同样又在金声等人领导下，抵抗清军达三月之久。这与当时南明的很多官军未交战就投降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本文原载《明清史研究》第十三辑

注释从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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