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第一“裸模”汤加丽：走红后丈夫抛弃、父亲嫌丢脸，后来怎样

二零零二年九月，一本署着汤加丽名字的写真集出现在书店货架上，书名是《汤加丽人体艺术写真》，由人民美术出版社推出。

封面上的那个人就是作者自己，当时二十六岁，身份为国家歌舞团的舞蹈演员，从小习舞，一路接受科班训练。

以真实身份和姓名公开出版个人人体摄影集，在国内，她是头一个这么做的。

在国内人体摄影类出版物当中，头一个由署名的当事人自己站出来、面向公众发行的作品，正是这一本。破天荒的一次，名字不再藏在幕后，当事人把姓名与这本书直接挂上了钩，摆进书店公开售卖。

书刚上架就卖疯了，首印一万册，三天卖光，紧接着加印。可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卖得火爆的同时，风暴也跟来了，来得又快又猛。

登台这条路先被堵住了。大量追问与质疑的电话涌向歌舞团，团方随后便停掉了她的演出安排；合同期满之后，也没有再谈续约的事。

镜头这一头同样没能保住。戏里定好的角色转给了别的演员，拍完的画面被剪去，往前铺开的那条道，也一段接一段地断掉了。

要把这场风暴的来龙去脉说清楚，得先把时间往前推几年，看看她是踩着什么样的步子，一步一步走到那个位置的。

一九七六年七月十三日，合肥迎来了一个孩子，就是汤加丽。她幼年练过体操，安徽省青少年运动会的金牌也曾被她拿到手。

舞蹈成了后来的方向，安徽省艺术学校是头一站，北京舞蹈学院古典舞系则是下一程；学成之后，国家级歌舞团里多了一名舞蹈演员。合肥出发，落脚北京，从体操转到舞蹈，十几年光阴就耗在这条路上。

一九九八年她步入婚姻，对方是导演沈东，那年她二十二岁，前路显得四平八稳，仿佛一直通向舞台正中央。

二零零一年成了转折的起点。摄影师张旭龙主动登门，邀她拍摄一组人体艺术写真，而在那次邀约之前，舞蹈始终是她名字唯一的注脚。她心里打过退堂鼓，搁在那个年头，答应对谁来说都算不上轻巧，但最终点头的仍是她。

十八个月上下的拍摄周期，当事人起初哪里料得到，正是这段按快门的时光，把她的生活彻底掉了个个儿。

那本书一经问世，书名跟作者的身体便一道被推到了议论的中心，歌舞团接到的质问来电响个不停，纸媒与网络上的种种说法从各处涌来，当事人就这么被架到了舆论的浪尖上。彼时谁也料不到，这阵喧腾能连着烧上好几年，连带着官司也一路打了好几年。

消息传到家中，整个家一下子闹翻了天。报纸上那篇报道被父亲瞧见，火气顿时就上来了，甩下一句：往后跟家里就断了联系吧。母亲守在边上，眼泪止不住地往下淌。

起初，沈东这个做丈夫的是站在她这一边的。然而架不住旁人的闲话越传越凶，一人一口唾沫，生生能把人给淹没。

日子被一年又一年地消磨，当初两个人设想的模样早已不复存在。二零零七年，两人办理了离婚。这段婚姻起始于一九九八年，前后延续九年，期间没有孩子。

时隔多年，当事人在一次访谈中重提那段往事，态度很明白：若说此事全无干系，显然讲不通；可要把缘由尽数归到它头上，同样站不住脚。

这一句说出口，旁人预先替当事人备下的那些戏码——一夜之间红透半边天、身边人尽数散去、晚年过得冷冷清清——便统统失了准头；当事人自己的那一套，压根没按别人写好的台词走过。

那三场官司拖出的时间线，反倒压过了这段婚姻本身。当年那些报道如今再翻出来看，为了这本书，当事人与摄影师张旭龙之间的拉扯延续了好几个年头，纠纷从出版环节一路闹到肖像权上。

二零零三年的那场官司，围绕这本书的署名归属，张旭龙把出版社告上了法庭，最终出版社一方输了。

二零零四年那场官司是第二回，汤加丽被张旭龙告到了法庭，最终判下来，十万元赔偿外加公开道歉，都得由她承担。

到了二零零六年那场官司，原告换成了她，被告席上是张旭龙和吉林美术出版社，争议在于对方没经过同意就把她的肖像拿去用，最终判决下来，她拿到了三十万元赔偿。

照片的著作权，并不会因为一个人出现在镜头里就自然落到当事人手上——这个道理，是靠三场官司一场一场打出来的，也是当事人花了好几年光阴才换回来的明白。

那场风波平息之后，公众视线里便逐渐少了汤加丽的身影。

舞蹈教师资格证拿到手之后，当事人便在北京张罗起一间教跳舞的工作室。招来的都是街坊邻里的孩子，课程从压腿、下腰这些基本功起步，一节课接一节课地往下带，教的内容是中国舞。

告别了舞台上的聚光灯，走进教室，这门打小练到大的手艺，当事人换了个法子继续往下传。

二零二五年一到，四十九岁的她依旧未婚、无儿无女；外面的喧嚣一轮接一轮地翻新，属于她的那个位子早已空了出来，教室成了她安放日子的地方。

讲她人生最后那段日子的文章，翻来覆去几乎套着同一种写法，说白了就是三件事：丈夫把她甩了，父亲觉得她给家里丢人，暮年过得冷清。

当事人并不认为日子能照着那个模子过，那段姻缘由她亲自经营，前后维持了九个年头，走到尽头时，她坦言其中确有关联，却不肯把账全算在这一桩事上。

当年报纸堆里翻出来的那句重话，出自父亲之口，扎在她心上留下过伤痕，可要说这一辈子就这么被它定死了，那也未必。二十多个年头都过去了，如今还把这句旧话翻出来，往当事人的一生上扣帽子，说到底不过是旁观者图个热闹的心态罢了。

公众人物起起落落，二十多年里总有人追问一句值不值。可这问题从根上就问偏了。当事人的生活，何曾需要旁人来评高低；当年那个决定，同样不该由局外人代做取舍。

金牌拿过，科班出身，国家级歌舞团里也有过一席之地——二十六岁之前，日子顺得几乎没遇上坎。可那些本不该登门的事，一件也没落下：风暴来过，官司来过，婚姻走到散场也经历过，躲是躲不掉的。艺术还是低俗，这争论外界吵了几十年，当事人没多辩解，只打算用余下的半辈子给出答案。

旁人替她备下的那套活法，她压根没打算照着演；自己挑的路，代价也认了。至于算艺术还是算低俗，这顶帽子轮不到她来戴，外头的人更不必急着往她脑袋上按。

有人一提从前那些事，当事人只回了一句：翻过去就算了。

没有大团圆的结局，也谈不上悲情收场；四十九岁这年，守着一间舞蹈教室，孩子们正等着上课，生活就这么回到了原本的模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