终本前，我向法官连问五个问题，他沉默了

电话打进来的时候，姜树华正在厨房里下面条。水刚烧开，她把干面条一把一把往锅里放，案板上还摊着刚从冰箱里拿出来的两个鸡蛋。客厅里传来李建国的声音，说是法院打来的，找她。

她擦了擦手，走到客厅去接。电话那头是个年轻的男声，自称姓苏，说是执行局的法官。对方说话很快，大意是那起案子已经查过被执行人的银行存款、房产、车辆、证券，名下没有可供执行的财产，按照法律规定准备终结本次执行程序。说完，他停了一下，像是在等她的反应。

“你要没什么意见，我们就按程序走了。”

姜树华没说话。她手里的电话听筒微微发烫，她盯着墙上那幅挂了很多年的中堂字画，上面的墨色已经有些泛黄。她知道这个电话等来的这一天，但她还是一时间没想好说什么。

李建国站在旁边，看着她的脸，低声问：“啥意思？”

姜树华把听筒从嘴边挪开一点：“说是不好执行，要结案。”

“啥叫结案？”李建国问，“那钱不要了？”

姜树华没回答他，而是对着电话说了一句：“苏法官，我尊重法院的程序。但我有几个材料，想申请核实一下。”

电话那头的年轻法官停顿了两秒，说：“你说。”

姜树华把电话换到左手，空出右手来拿桌上那张叠了三折的判决书。她已经四年没打开过这张纸了，但上手一摸，还是能感觉到那个折痕的位置。

她慢慢展开，上面“判令被告刘晓军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偿还姜树华借款本金人民币五万元及利息”这一行字，她不用看，都能背出来。

“第一，他交财产报告了吗？”她问。

“我们查过他的银行流水……”对方说。

“我问的不是查没查，是他交财产报告了吗。法院不是发了执通和报告财产令吗？他按期提交了吗？”

电话那头沉默了几秒。

姜树华没等他回答，又问：“第二，财产查控的详细反馈表，你能给我一份吗？我想知道你们查了哪些银行，查了哪些账户，什么时候查的。第三，给他限制高消费了吗？第四，把他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了吗？”

她一口气问到这里，李建国在一边拉了拉她的袖子，她没理会。她的声音没有抬得很高，但还是能从客厅的墙壁上撞出一点回音。

楼下传来收废品的三轮车经过的声音，那种磨损了的扩音器里播放的“回收旧手机、旧家电”的录音，断断续续从窗户缝里钻进来。

“第五，”她的声音低了一点，几乎像在商量，“也是最关键的。如果他连财产报告令都没交，你们发司法拘留决定书了没？”

电话那头又沉默了几秒。苏法官再开口的时候，语气明显比刚才慢了：“这些材料……我回头整理一下，再答复你。”

“您整理好了给我打电话就行。”姜树华说，“我随时接。”

挂了电话，她站在客厅里，手里还攥着那张判决书。李建国走到她跟前，看着她的脸，说：“你这些话是哪儿学的？你又不学法。”

“手机上看来的。”她说，“跟一个律师学的。”

“这哪是律师教的，这像是杠精教的。”他说，“你就问他几个问题，他就能给你钱？”

姜树华没说话，把判决书原样叠好，放回写字台的抽屉里，压在户口本的下面。她转身回厨房的时候，锅里的水已经沸了大半天，面汤差点漫出来，她掀开锅盖，拿起长筷子搅了两下，又打了一个鸡蛋进去。水汽扑到她脸上，热乎乎的，她的眼睛没红，就是有点酸。

这台旧手机里存着那个视频，她已经听了不知道多少遍了。

那天晚上她躺在床上，又把那个视频翻出来，声音压到最低，屏幕的亮光照在她脸上。视频里是个中年男人，坐在书桌前，穿着衬衫，推了推眼镜，说的话和下午她问的那些一模一样。

视频的标题写着“执行终本怎么解围”。她不懂什么叫终本，只记得里面说，一旦你同意终本，案子可能就再也启动不了了。

她想起四年前借那五万块钱的时候。

刘晓军是她娘家村里的，早年来县城做过几年木匠，后来包了点小活，算是发了点小财。那年夏天他到她店里来买窗帘。她那时在街口开了一个窗帘店，不大，也就十二三个平方，两面墙上挂满样品。

刘晓军说要换老家堂屋的窗帘，指了一款蓝底白花的料子，她给他算了价，八十多块钱。他掏钱的时候，问了一句：你手头宽裕不宽裕？

我那边的活钱都垫在工程上了，周转不开，你借我五万，年底就还你，按八厘的息给你算。她当时想也没多想就答应了，因为他说年底还，她那年刚换了房子，手头确实也不宽裕，但她还是把钱取了给他，连个借条都没打。

后来他给过一个月的利息，四百块钱。之后再没了声息。

两年以后她才知道，刘晓军早把县城的房子过户给了他小舅子，人跑到外省去了。她去找过他原来的工地，门口守门的老头说刘老板？

半年都没来了，欠着工人们的工资呢。姜树华站在工地门口，手里攥着那张后来补签的借条，纸条被风吹得哗哗响，她看了好一阵，转身走了。

那时候她卖窗帘攒的那点积蓄，全搭进去了。店子后来也没开了，因为李建国在砖瓦厂搬了两年砖，腰上落了病根，不能干重活，她得在家照顾他。日子从那时候开始紧巴起来。

重新见到苏法官，是第四天下午的事。她接到电话，说材料整理好了，让她过来一趟。

执行局的办公室里，苏法官把一沓文件在桌面上摊开，半弯着腰，指给她看。姜树华站在桌子对面，手搭在桌子边上，低头看。纸上的字不大，她没戴老花镜，凑得很近才看清。

“财产报告我们已经催过他了，逾期未交，这是送达记录。查控反馈表在这，我们查了他名下六家银行，工农中建邮储加农商行，都是余额为零或者个位数的。限高和失信这个，已经办了，你看这页。”

苏法官的手指在纸面上划过，像划过一道很浅的印子。“但他名下确实没东西。”

姜树华看了好一会儿，才说：“那拘留决定书呢？报告令没交，他这是妨碍执行。”

苏法官直起身，看了她一眼。他四十来岁，戴一副黑框眼镜，下巴上有一层青色的胡茬。他没有立刻回答，而是绕到桌子另一侧，从饮水机上接了一杯水，端到嘴边，又放下。水杯在桌面上磕出一声轻微的响。

“拘留手续要审批，”他说，“不是我说拘就拘的。”

“那他到底交没交报告令？”姜树华问。

苏法官看着她的眼睛，像是想说什么，又咽了回去。他转过头去，看了一眼窗户外面，没有回答这个问题。

“苏法官，”姜树华的声音低下来，“我不是要为难你们。我知道你们忙，案子多。但我的钱是从我卖窗帘的货款里挤出来的。他那时候跟我说年底就还，我家那台洗衣机坏了我都没舍得换。他倒好，把房子过户给他小舅子，人跑得没影了。这还不算妨碍执行？”

苏法官又端起水杯喝了一口，说：“我再给你催催。”

“你别光催催。”她说，“你得给我个准信。”

办公室里的空调嗡嗡响着，房间里没别的声音。文件纸的边角被她攥出了一个浅浅的卷。她等了半分钟，苏法官才开口：“行，那我按程序报一下拘留。”

姜树华点了点头，没再说什么。

走出法院大门的时候，太阳落在收发室的水泥台阶上，照出一层黄色的光。她站在台阶下面，回头看了一眼那栋灰色的办公楼。

楼不高，七层，外墙上爬着半枯的爬山虎。她想起自己在窗帘店里忙活的那几年，想起刘晓军那天指着那款蓝底白花料子说“就要它”的样子。

那些日子和这些日子像隔着一条河，她站在河这边，对面的事就像天上的云。

她回到家里，李建国正在院里洗保温杯的盖，水龙头哗啦啦地响。他看见她进门，关了水龙头，用衣角擦着手上的水：“咋样？”

“法官说再报拘留。”她说。

“真拘？”

“不知道。”她说，“反正我说了。”

李建国愣了一会儿，忽然说了一句：“你那些问题打哪儿学的来着？”

“一个视频里学的。”

“哪个视频？我也看看。”

她掏出手机，翻到那个视频的播放记录，递给他。李建国坐在厨房的板凳上，举着手机，看了一会儿，又抬起头来看着她：“这人也姓姜？他怎么知道这些门道的？”

“不知道。”她说，“大概他也被欠过钱。”

第二天下午，苏法官打来电话，说是已经向领导汇报了，准备对刘晓军发出拘留决定书。虽然他现在人在外地，没法马上拘到人，但只要他一旦回到本地，或者在别处被查到行踪，这个拘留决定书就能启动。

电话里苏法官的语气比上次缓和了一些，他说了一句：“你的那些问题，问得挺在点的。”

姜树华在电话这头笑了一声，没说别的。

挂了电话她把那张判决书从抽屉里拿出来，铺在写字台上，用镇纸压平。折痕很深，纸面发黄，印在上面的判词她看了无数遍。

她看了很久，然后把判决书叠好，重新放回抽屉里，轻轻合上抽屉。窗外收废品的三轮车又响了，那条录音断断续续地飘过来，像一个看不见的人，在巷子里一遍一遍地吆喝着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