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9年12月31日午夜,巴拿马城运河区,巴拿马国旗缓缓升起。现场没有枪声,也没有阅兵,只有成千上万的巴拿马人守在夜色里,等待一个迟到了近百年的时刻:这条穿越两洋的水道,终于回到巴拿马手中。
很多人把巴拿马称作“美国不敢惹的国家”,听起来颇为夸张。巴拿马人口、面积和军事实力都无法与美国相比,它真正拥有的底气,来自一条长约八十多公里的人工航道——巴拿马运河。
这条运河连接大西洋与太平洋。船只若从美国东海岸前往西海岸,不必再绕行南美洲最南端的合恩角,航程可以缩短一万多公里。对商船而言,少走一段路,就意味着节省燃料、时间和船员成本;对大国海军而言,它还关系到两洋之间的调动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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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河的重要性,早在十九世纪就被欧洲和美国看中。法国曾在十九世纪八十年代组织开凿,但当地地形复杂、暴雨频繁,黄热病和疟疾又不断夺走工人生命,工程很快陷入困境。后来,美国接手相关工程,并于1914年正式开通巴拿马运河。
问题也由此埋下。
当时的巴拿马原属哥伦比亚。1903年,在美国支持下,巴拿马脱离哥伦比亚独立。独立后,新政府很快与美国签署条约,允许美国在运河地带拥有极大的建设、管理和驻军权力。运河区使用美元,设有独立行政体系,巴拿马自己的法律和官员很难真正进入。
名义上,巴拿马是一个独立国家;实际上,自己的土地上却出现了一个由美国控制的“国中之国”。巴拿马人每天都能看见运河,却无法决定运河如何经营,也无法公平分享其中的收益。这种反差,成为两国矛盾长期积累的根源。
抗争并非突然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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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二十世纪初开始,巴拿马学生、知识分子和民族主义者便不断要求收回运河主权。1964年1月,巴拿马学生试图在运河区升起本国国旗,随后引发大规模冲突。数日之内,巴拿马方面有人员伤亡,巴美关系也因此急剧恶化。
当时,巴拿马国内流传着一句话:“运河在巴拿马,主权也必须在巴拿马。”这不是口号上的争执,而是一个国家对领土和尊严的实际要求。
值得一提的是,1964年巴拿马人民的斗争得到中国支持。毛泽东发表《中国人民坚决支持巴拿马人民的爱国正义斗争》,明确声援巴拿马要求收回运河区主权的行动。在那个年代,一个亚洲国家公开支持拉丁美洲小国反对外来控制,具有鲜明的国际意义。
美国并没有马上放弃。谈判持续多年,双方围绕运河管理、军事基地、交接期限和航道安全反复交锋。1977年9月7日,美国总统卡特与巴拿马领导人奥马尔·托里霍斯签署《巴拿马运河条约》和《永久中立和经营条约》,确定运河逐步交还巴拿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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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9年,美国出兵巴拿马,推翻诺列加政权,运河归属问题再次受到国际关注。但既定的交接安排没有因此改变。1999年12月31日,运河管理权正式移交,巴拿马运河管理局开始负责运营。
这场交接,改变的不只是旗帜。
巴拿马从此拥有运河的完整主权,同时也必须承担维护航道、管理船闸和保证通行安全的责任。运河并非谁想过就过,而是根据船舶长度、宽度、吃水、货物类别和载运规模收取费用。大型集装箱船或油轮一次通行,费用可能达到数十万美元。
至于“中国每年缴纳100亿过路费”的说法,需要说清楚。中国政府并不是把一笔固定款项直接交给巴拿马。中国与其他国家一样,主要是相关航运企业、货主和船东按照船舶通行规则缴费。由于中国对外贸易规模庞大,涉及中国货物、企业或船籍的船只数量较多,社会上才出现了每年约百亿元人民币的估算说法,具体数额会随运价、船舶数量和货运结构变化,并非固定不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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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船只也要缴费,也必须遵守运河管理规则。巴拿马收回主权后,运河按照永久中立原则向各国船舶开放,通行资格不再由某一个大国单方面决定。美国仍是运河最重要的使用者之一,却不能再把它当成自家水道。
运河的价值,还在于它影响着全球供应链。北美与南美之间的货物往来,亚洲货物前往美洲市场,都可能把这里作为重要通道。船闸、航道和水资源一旦出现严重问题,航运成本就会迅速上升,许多港口和企业也会受到牵连。
不过,巴拿马运河并非没有压力。船舶大型化要求更高,干旱天气又会影响湖泊水位和船闸调度。通行量增加时,如何在经济收益、生态保护和航道安全之间取得平衡,成为巴拿马必须面对的现实课题。
那面在午夜升起的国旗,背后并不是一个小国突然变强,而是巴拿马人用数代人的抗争,把“运河属于谁”这个问题,一遍遍摆到了国际谈判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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