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礼侯：朱元璋给前朝的最后一份“礼”

一、元顺帝的嫡孙

元至正二十八年（1368年），即明洪武元年闰七月二十八日，进展迅猛的明军已进逼元大都。

元顺帝妥懽帖睦尔，于清宁殿召集全体朝臣、三宫后妃与皇太子，正式宣布将退走上都（今内蒙古自治区锡林郭勒盟正蓝旗上都镇境内）。宦官赵伯颜不花跪伏痛哭进谏：“天下乃是世祖开辟之天下，陛下当以死固守，奈何弃之而去！臣等愿率领军民与诸怯薛歹出城迎击敌军，恳请陛下坚守京城！”（《元史》卷四七《顺帝本纪》）顺帝叹息道：“今日岂可再蹈徽、钦二帝被俘的覆辙！”当夜即开启健德门，顺帝一行百余人出居庸关北奔，仓皇逃往上都（《明通鉴》卷一《洪武元年》）。八月二日，明军攻克大都，监国淮王帖木儿不花战死。从历史发展脉络来看，元朝对中原地区的统治正式终结，北元时期由此开启。

不过，对朱元璋而言，统一大业尚未完成；对妥懽帖睦尔而言，仍心存南窥中原之志。在上都安顿之后，妥懽帖睦尔曾一度有所振作，亦取得过零星小规模胜利，但随着受命收复大都的齐王扩廓帖木儿被明军击败，顺帝彻底陷入消沉，于次年放弃上都，向东退守应昌（今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克什克腾旗达里诺尔湖西南）。至正三十年，即洪武三年，朱元璋“命徐达为征虏大将军，以李文忠、冯胜、邓愈、汤和为副，分路北征”，其中李文忠所部“进至兴和，于骆驼山大破元军，随后直趋应昌”。顺帝在惊惧之中因痢疾驾崩，时年五十一岁，监国皇太子爱猷识理达腊继位。

中国国家博物馆藏岐阳武靖王李文忠像

明军乘胜攻占应昌，俘获“后妃宫人以及诸王、省院达官将吏不计其数，驼马牛羊不可胜数。同时缴获宋元玉玺、金宝十五件，玉册二件，镇圭、大圭、玉带、玉斧各一件”。（《续藏书》卷三《岐阳武靖王曹国李公》）。尽管李文忠此役未能擒获元新主留有遗憾，但已然战功赫赫，清初学者邵廷采曾感叹，自靖康之变“伯颜渡江，宋室六宫北迁，粘罕入汴京，徽钦二帝被掳东迁”之后，李文忠此役使得大片北方故土“复见汉官威仪”（《思复堂文集》卷十《读李文忠传》）。

尤为关键的是，除上述战利品之外，当洪武三年六月大军凯旋回朝时，南京城迎来了一位特殊的俘虏——元顺帝嫡孙、继位君主爱猷识理达腊之子，时年八岁的买的里八剌。

朱元璋对这位前朝亡国后裔颇为礼遇，他公开坦言：“朕本为元朝子民，天下之乱，实非朕首倡发难。”甚至进一步提出：“元入主中国，百年之间，人口繁衍，民生丰足，朕的祖父也得以安享太平。”（《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國史料》前编高丽史卷上《恭愍王世家》“庚戌十九年明太祖洪武三年条”）

这并非矫情虚饰，而是朱元璋对自身统治合法性的精巧建构：元朝灭亡乃是天运更替，并非出自朱元璋的悖逆篡位。因此当中书省臣杨宪等人上奏，请求将买的里八剌献俘于太庙时，朱元璋反问：“周武王伐纣之后，曾施行献俘太庙这套礼制吗？”群臣回应称唐太宗曾施行此制，朱元璋反驳道：“唐太宗此举是针对王世充，若是对待隋朝宗室后裔，应当不会如此处置吧。”最终，他还专门下令要求宰相修改捷奏中轻慢无礼的文辞，对买的里八剌则“仅令其穿着本民族服饰朝见，朝礼结束后，赐予中原衣冠，命其行谢恩礼。”（《明史》卷二《太祖本纪二》）随后封为“崇礼侯”，“赏赐宅第于龙光山”，“饮食享用规格皆高于官民”（《明史纪事本末》卷十《故元遗兵》）。

朱元璋在诰文中称：“朕顾念尔为帝王后裔，依古制，赐封侯爵。”（《明太祖文集补编》卷四《封买的里八剌为崇礼侯诰》）

二、宋金元的遗产

然而，崇礼侯这一封号，并没有“依古制”。它既不符合传统的“二王后”制度，也不属于“三恪”之制。按中原王朝的“古制”，新朝取代旧朝，应当尊前朝后裔为“国宾”：封爵、赐邑，允许他保留部分前朝礼仪制度。这套旧礼，古人称作“二王后”，又称“三恪”。

要阐释这一封号在制度史上的内涵，必须回溯到此前数百年的宋元时期，考察二王三恪制度如何在王朝更迭过程中发生根本性转型。

二王三恪作为中国古代宾礼体系的核心制度，用以彰显本朝承继统绪的正统地位。该制度的理论根源出自汉代所倡导的“尊先王，通天下之三统也”（《白虎通疏证》卷七《王者不臣》）的儒家天命循环思想。依据这一理论，历史遵循天命德运循环往复运行，新王朝建立后必须尊奉前朝后裔为国宾，以此表明对天命循环秩序的遵从。对二王三恪需以宾礼相待，允许其以天子礼制祭祀先祖，沿用前朝的正朔服色。前朝曾获天命眷顾，其制度亦出自圣人创制，仅因后世出现不肖君主，无法恪守原有制度，天命才发生转移。因此，新王朝通过尊崇前代王室后裔，既承认天命曾降临前朝的历史事实，也向天下宣示自身承接天命的正当性。

该制度能够长期维系的核心前提，是新王朝通过“禅让”程序完成政权更迭，因而需要在礼制层面承认前代的正统地位，以此彰显天命的有序转移。正如史籍所论：“魏、晋以降，犹相承不改者，则以既假禅让之故事，不得不修备恪之空文。然名虽托于宾王，实则同于幽禁，揆诸古昔隆礼先代之指，相去绝远。”（《续通典》卷七一《礼·二王三恪后》）二王三恪制度最为深刻的转型发生于唐宋之际，这一转型的核心在于前代君主祭祀主导权的转移。

唐代以前，受封的二王三恪作为国宾可自主开展宗庙祭祀，不受当政王朝干涉。受封者享有国宾身份与礼仪独立的特权，现有文献中关于当权王朝干涉胜朝宗庙制度的记载极为稀缺。换言之，前代君主的祭祀属于国宾自主主持的私礼，当政王朝不予干预，这正是“通三统”理念在礼制实践中的核心体现：新王朝承认前代天命的合法性，因此也认可其祭祀活动的独立性。但从唐代开始，这一格局发生了根本性转变，胜朝宗庙祭祀被纳入国家祀典，不再属于国宾私礼。唐玄宗天宝年间的礼制改革，是这一转折的关键节点。天宝七载，玄宗下诏以魏、周、隋为三恪；天宝八载七月，又册封后魏孝文帝十代孙元伯明为韩国公，以充三恪之位；天宝九载，进一步调整为以商、周、汉为三恪，下诏“以唐承汉，黜隋以前帝王，尊周、汉为二王后，以商为三恪”。这一系列调整的实质是，前代君主的祭祀已经从国宾私礼转变为国家常祀：朝廷开始直接掌控前代君主的祭祀权，不再将其交由国宾自主处理，国宾虽仍在形式上承担主祭职能，但其角色已悄然转变为“行礼官”。他们不再是自身宗庙的主人，而是成为朝廷祭祀体系中的一个功能性环节。

北宋前期一度未设立国宾，改由朝廷派遣官员主祭周六庙，这意味着国宾制度被暂时搁置，国家直接接管了前代君主的祭祀事务。然而，这一调整随即引发了朝野关于“通三统”的合法性焦虑。宋仁宗无嗣，朝臣将这一困境与“通三统”礼制的破坏相关联，认为正是由于朝廷废置国宾制度，切断了王朝与“三统”之间的礼制联结，才引发了皇嗣危机。在这种舆论压力的推动下，北宋恢复后周宗室的崇义公爵位，重建了国宾主祭、礼仪用品由官府供给的旧制，但此时的“恢复”并非对唐代以前“国宾私礼”制度的复归。“此时的国宾已成为宋朝廷祭祀后周君主的行礼官”（田成浩《先代帝王祭祀研究》）。国宾的身份发生了根本性质变：从拥有礼仪独立性的“宾”转变为朝廷祭祀体系中的“行礼官”。换言之，前代君主的祭祀已经从“国宾自行祭祀、朝廷不予干预”的私礼，彻底转变为由朝廷主导、国宾仅充当行礼官的国家常祀。二王三恪所承载的“通三统”礼制功能至此被完全抽空，朝廷不再需要通过国宾的独立祭祀承认前代天命的存在，而其实质是通过构建本朝独立的祭祀体系宣示自身正统性来源。赵宋灭亡后，前朝宗庙制度随之消亡。

金朝攻灭辽朝与北宋后，封辽天祚帝为海滨王，宋徽宗为昏德公，宋钦宗为重昏侯。史载“金以辽延禧、宋钦宗及伪齐刘豫为三恪。豫，宋之叛臣，不足道也”（《五礼通考》卷二二五《三恪二王后》）。金朝以叛臣充任三恪，这一安排本身已是对二王三恪礼制精神的严重扭曲。金朝虽在形式上保留了“三恪”之名，但获封者并非以“国宾”身份享受礼遇，而是以亡国俘虏的身份接受降封。天水郡公赵桓（宋钦宗）甚至曾“乞本品俸”，朝廷仅下诏“赒济之”（《金史》卷四《熙宗本纪》）。前朝帝王沦落到向征服者乞求俸禄的地步，足以说明二王三恪作为宾礼的尊严已荡然无存。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宋钦宗坐轴像

元朝的处理方式则更为极端。至元十三年，南宋恭帝赵㬎被押送至上都，元朝“制授开府仪同三司、检校大司徒，封瀛国公”。从表面来看，这一安排似乎延续了前代对前朝君主的封爵传统。但若深入考察即可发现，元朝并未将其纳入二王三恪的宾礼体系之中。瀛国公赵㬎仅有封爵之名，而无“恪”之实：不立前朝宗庙，不奉宋室祭祀，不行宾礼之仪。此后史料记载赵㬎在大都“凄凉无赖”，最终“学佛法于吐蕃”，瀛国公并无传承，宋宗庙更谈不上“国宾”祭祀。

三、崇礼侯的分量

回到买的里八剌，其实崇礼侯并非明初唯一获封爵的降王。

据记载“洪武中所封有滁阳王郭子兴、归德侯陈理、承恩侯陈普才、归仁伯陈友富、怀恩伯陈友直、康山王陈友仁、归义侯明昇、崇礼侯买的里八剌八人，以非功臣，故不载”（《南明史》卷十九《诸臣封爵世表》）。与买的里八剌同期及先后受封者，大多出自各割据势力。

那么这些封号存在哪些异同，崇礼侯的封爵是否具备特殊性？

陈理为陈友谅次子。元至正二十三年，陈友谅于鄱阳湖之战中中流矢殒命，张定边等人在武昌拥立陈理称帝。次年，朱元璋兵临武昌城下，陈理开城出降。朱元璋“授爵归德侯”，又册封陈友谅之父陈普才为承恩侯，其兄陈友富为归仁伯、陈友直为怀恩伯，其弟陈友仁追赠康山王。陈理降后“居京师，邑邑出怨望语”，朱元璋的处理方式颇具深意：“此童孺小过，不足问，恐为小人蛊惑，不得全朕恩，宜处之远方。”洪武五年，陈理被徙往高丽，“遣元枢密使延安答理护行，赐高丽王罗绮，令善视理”。

湖北省武汉市武昌区长江大桥武昌引桥南侧 陈友谅墓

明昇为明玉珍之子。明玉珍割据蜀地建立夏政权，至正二十六年病逝，年仅十岁的明昇继位，由其母彭太后摄政。洪武四年，明军进抵重庆，明昇出降。廷议商议受降礼制时，有官员“请依宋乾德三年蜀主孟昶降宋故事”，太祖却提出：“明昇与孟昶不同。昶专制国政，所为奢纵。昇年幼，事由臣下，宜免其伏地上表请罪之礼。”此后明昇被封为归义侯，“赐第京师”（《明史》卷一二三《陈友谅徐寿辉等传》），与陈理为邻，最终二人一同被徙往高丽。在高丽，明昇受到恭愍王礼遇，娶高丽总郎尹熙宗之女为妻（《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國史料》前编高丽史卷上《恭愍王世家》“癸丑二十二年明太祖洪武六年条”），史料记载恭愍王还将延安、白川两县作为供祀之资赐予明昇家族，将松都北部梨井里的兴国寺拨作其宅邸，并配给奴婢（散见于《延安明氏家谱》、《明氏大同谱》等明氏韩国后裔家谱），其家族此后在朝鲜半岛繁衍生息。

“归德侯”是中国古代常见的封号，多授予被征服政权的统治者。汉宣帝封日逐王先贤掸为归德侯，更始帝封宛城降将岑彭为归德侯，朱元璋封陈理为归德侯，延续了传承数百年的“降王”封爵传统，其制度内涵十分明确：“归德”即归附德政，是带有安抚性质的降附封爵。

“归义侯”也类似，汉代乌孙首领卑爰疐、西羌首领滇岸，晋代鄯善王，十六国时期李势、乞伏乾归等少数民族政权或割据势力的降王，都曾受封此爵。“归义”即归附仁义，其命名逻辑与归德侯高度一致，二者均不属于宾礼体系中针对前朝正统的“恪”类封号。北齐甚至将“崇圣、归义、归正、归命、归德侯”制度化，定为从五品下阶的职爵。

相较而言，“崇礼侯”这一爵号，在明代之前大概率未被使用过，其命名逻辑也存在明显差异。“崇礼”与“归义”“归德”虽同为二字侯号，但内涵指向截然不同。“归义”“归德”中的“归”字，核心语义为归附、归顺，命名逻辑是从新生王朝的立场出发，将受封者定位为主动归附的降服者；而“崇礼”中的“崇”字，语义为尊崇、推崇，命名逻辑是从礼制传统出发，将受封者定位为应当以礼相待的对象。进而言之，“归义侯”“归德侯”的爵号本身就是一种政治宣示，明确受封者为归附本朝的降众；而“崇礼侯”的爵号则隐含着对前朝的礼制性承认。

爵号差异的本质是受封者身份层级的差异：买的里八剌是元朝帝室嫡孙，代表被明朝取代的前朝正统；明昇、陈理是割据政权首领。朱元璋在给北元君臣的诏书中反复强调“朕本元民”“朕之祖父亦预享其太平”，这类对元朝的特殊表述，在对待明昇与陈理时从未出现。这种措辞层面的差异，恰恰清晰展现了朱元璋对归降异姓王的差异化定位：针对元朝皇室后裔，朱元璋需援引古代礼制彰显对前朝的正统性承认与政治尊重；针对地方割据势力后裔，仅需以恩赏怀柔的名义授予爵位即可。

然而，尽管从表面来看，崇礼侯的封授具有特殊属性，但其本质与归德侯、归义侯的封授逻辑高度相似。封爵均未允许受封者建立宗庙、承祀前代统绪、以宾礼相待，与宋代崇义公“世世为国三恪”的传统规制存在显著差距。更为关键的是，三类封爵均未获得世袭资格，皇恩仅及受封者本身。洪武五年陈理、明昇被迁往朝鲜安置后，买的里八剌也很快动身赴贬。

四、朱元璋的布局

洪武七年九月，朱元璋派遣宦官咸礼、袁表护送寓居南京五年的崇礼侯买的里八剌北返，并厚赠其父爱猷识理达腊织金文绮。临行前，朱元璋特意嘱托道：“尔本元之子孙，国亡就俘。曩者即欲遣尔归返，以尔年幼，道路辽远，恐不能达。今既长成，朕不忍令尔久羁异乡，故特遣归省尔父母亲戚，以全骨肉之爱。”又谕两位宦官道：“此乃故元君主之嗣，不幸遭逢此变。长途跋涉，历经雨雪风霜，尔等需善加看护。”（《明通鉴》卷五《洪武七年》）

朱元璋此番话语虽温情脉脉，但其真实意图已见诸同期致爱猷识理达腊的国书：“念君流离沙漠，不得宁居，储嗣未定，故特遣咸礼等护送前去，庶几不坠元之宗祀。”（《宪章录校注》卷四“洪武七年九月条”）而史实表明，朱元璋遣返的，是一位具备北元汗位继承资格的潜在“亲明派”皇孙，此实为一项长期政治布局。元末诗人王逢曾留下“芳草王孙思怆如”“秦地旧归燕质子”的诗句（《全元诗》第五十九册《书无题后凡三首偶感燕太子丹事》）记述此事，已有学者敏锐指出：“洪武七年，遣元幼主之子买的里八剌北归。此诗记其事，故有‘旧归质子’及‘南风马角’之句。太祖封买的里八剌为崇礼侯，故曰‘瀛封曾畀宋孤儿’也。”（《列朝詩集》甲集前编第四《席帽山人王逢》）诗中“质子”这一意象，已然点破买的里八剌北归事件的实质。

不过，自洪武三年俘获买的里八剌开始，朱元璋的对北元战略并非一成不变。早在买的里八剌受封崇礼侯之时，朱元璋便提及：“昔帝王之有天下，必封前代子孙，使作宾王家，其来尚矣。”（《明太祖文集补编》卷四《封买的里八剌为崇礼侯诰》）此类政治表态，更多是为平定北元残余势力服务，但不排除朱元璋确存有恢复中原传统礼制的政治考量。同年另一道诏书中，朱元璋开出了明确的招降条件：“今又遣官寻访爱猷识理达剌，若能敬顺天道，审度朕心，来归妻子，朕当效古帝王之礼，俾作宾我朝。”（《明太祖文集补编》卷四《论元室部落臣民诏》）换言之，只要北元归降、承认大明正朔，就可待以国宾之礼。同期，朱元璋还将买的里八剌作为招抚的“典型样本”，向四边少数民族势力宣示权威，促使其“审知天命，率众来归”（《明太祖文集补编》卷四《论辽阳等处官民诏》），最终实现“中外人民咸乐其所”（《明太祖文集补编》卷四《论云南八番西域西洋锁里爪哇畏吾儿等国詔》）的大一统格局。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北元太尉之印 印文第二行“宣光”为爱猷识理达腊年号

然而，政治理想与实际局势之间存在显著落差。北元虽经多次打击狼狈远遁，但其残余势力仍不容小觑，正如明人所论“况顺帝北出渔阳，旋舆大漠，整复古都，不失旧物，元亡而实未亡耳”（《明史纪事本末》卷十《故元遗兵》），明廷短期内根本无法彻底攻灭大漠北元政权。因此，朱元璋对北元的诉求很快降低：只要爱猷识理达腊愿意“牧养于近塞，藉我之威”，便可“为一邦之主，以奉其宗祀”（《明太祖文集补编》卷四《再致元太子爱猷识理达腊书》）；至洪武五年，朱元璋在致元臣的信中，态度进一步转变为：“今特遣使者谕尔君，令取其子买的里八剌归。二生宜察之，毋教人绝父子之伦。尔君之宗祀不绝，二生之家族亦可长保富贵。”（《明太祖文集补编》卷五《与元臣刘仲德朱彦德书》）加之明朝远征大漠的军事行动遭遇挫败，尽管洪武六年明廷仍在历代帝王庙中设立元世祖祀位，保留了招降宾礼的最后可能性，但可以判定，“朱元璋对元主招降政策已经失败”（唐丰娇《洪武至宣德时期明朝对蒙古的经略》），转向扶植亲明的黄金家族继承人。

关于买的里八剌北归后的身份与去向，学界历来众说纷纭。一种观点认为，买的里八剌即后来即位的北元天元帝脱古思帖木儿。《今言》记载：“遣使送崇礼侯北去。爱猷识理达腊死，其子脱古思帖木儿立。脱古思帖木儿，即买的里八剌也。”（《今言》卷二）学者薄音湖结合《明成祖实录》与相关书信记载，也支持这一论断（薄音湖《买的里八剌与脱古思帖木儿》）。反对意见同样言之有据，明代即有记载称，爱猷识理达腊去世后，继承汗位的是“次子益王脱古思帖木儿”（《皇明统纪》启运录卷七《洪武二十一年》），日本学者和田清结合蒙文文献，认同这一说法（和田清《东亚史研究·蒙古篇》）。学者宝音德力根则提出第三种推断，认为买的里八剌即后来即位的额勒伯克汗（宝音德力根《15世纪中叶前的北元可汗世系及政局》），但该观点也受到不少学者质疑。

不过，无论买的里八剌结局如何，他北返后，都未成为朱元璋北方战略中有效棋子，北元、鞑靼、瓦剌势力长期侵扰明朝北疆，而长城防线与蒙古大漠终究对明王朝的边疆拓展构成了根本性限制。更为关键的是，朱元璋为招抚北元设立的“宾礼”规格与“崇礼侯”爵位，在洪武七年之后便退出历史舞台，此后与元室后裔再无关联。这一安排与清初招抚郑成功所设“海澄公”爵位存在共通之处：由于郑氏始终未剃发登岸归顺清廷，清朝随即调整了战略方向，将该爵位授予降将黄梧，此后“海澄公”爵位便与郑氏彻底脱离干系。

五、风水轮流转

朱元璋或曾就“宾礼”制度作出设计，将元朝与唐、宋两代一并归入“三恪”体系，借此彰显新王朝的正统合法性。但该安排须以北元彻底归附为前提方可推行，这一点从元顺帝的庙号议定即可窥见端倪：史载“大明皇帝以帝知顺天命，退避而去，特加其号”（《元史》卷四七《顺帝本纪》）。洪武十一年爱猷识理达腊去世，朱元璋遣使吊祭时仍提及“曩者元运既终，其末帝能知天命，遁归沙漠”，可见明廷始终在反复强调天命转移与元顺帝的“识时务”属性。然而对比前后八年的两份诏书，措辞已出现微妙差异：洪武三年称元顺帝“去”，至洪武十一年则改为“归”；且在后一份诏书中，明廷明确提出“君主沙漠，朕主中国”（《明太祖实录》卷一一九“洪武十一年六月壬子条”）的定位，已然将北元归入“四夷”范畴，而非与明朝对等的独立政权。既然二者关系为天朝上国与北地大汗的宗主藩属关系，自然与“二王三恪”制度无涉，此后明廷的两项举措亦可佐证这一判断。

其一，明廷不再为蒙元皇室后裔设立世袭世爵。洪武二十一年，捕鱼儿海（即今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市贝尔湖）之战中蓝玉获得大胜，“获其（虏主脱古思帖木儿）次子地保奴 、妃子等六十四人及敌太子必里秃妃并公主等五十九人”（《明太祖实录》卷一九〇“洪武二十一年四月乙卯条”）。对于地保奴这位蒙元“二皇子”，朱元璋虽明言“欲封以尽待亡国之礼”，但实际处置却与陈理、明昇一致，很快将其迁徙至藩属国琉球安置（《宪章录校注》卷九“洪武二十一年七月条”）。这一时期先后被俘或归降的北元诸王，结局也大同小异：洪武二十二年四月“诏故元诸王来降者俾居耽罗国，且遣中使往谕其国，为造庐舍处”（《明代宦官资料长编》卷一“洪武二十二年乙巳条”），此次迁徙属于大规模集体安置，而降众的待遇并不优渥。谈迁曾就此批评道：“元裔來降，仰资俸给。今暹罗穷僻之地，尽置流胡。外无升斗之入，死亡可待。虽深于虑患，恐非远人慕化之初心也。”（《国榷》卷九“洪武二十二年四月乙亥朔条”）此后明廷再也未对蒙元后裔册封此类世爵。

其二，对元代帝王的祭祀实现官方化管辖。前文提及洪武六年在历代帝王庙中修建元世祖庙，元世祖也成为唯一入祀的元代皇帝，此后虽保持每年祭祀，但主祭者为顺天府地方官员，与“二王三恪”的礼制规范完全不同。即便如此，至嘉靖年间，由于明蒙冲突加剧，明世宗下旨：“元本胡夷，又甚于五季者，帝王庙并墓祭，俱黜罢”，连仅存的祭祀形式也不再保留。

“元、明封前代之后，不立为恪”（《五礼通考》卷二二五《三恪二王后》），在明代的政治实践中，“二王三恪”的内涵与形式都已不复存在。此后清朝封明裔朱之琏为延恩侯，同样遵循了“封爵而不立恪”的路径。清代统治者对此有着清晰的自觉：“是则推得统之正，不惟远逾唐宋，抑且度越汉明，岂于明之后裔，犹当有宾礼待之之义？”清朝以“为明复仇”自居，其正统合法性并不依赖对明朝的宾礼尊崇，因此延恩侯的封授“迥非三恪作宾之文所可同年而语矣”（《续通典》卷七一《礼·二王三恪后》）。尽管清代的正统理论体系更为自洽，延恩侯也可每年参与祭祀，但这一爵位远未达到“国宾”之礼的规格，甚至其地位与衍圣公相差甚远。关键在于朱之琏受封时已进入雍正朝，彼时从崇祯帝上溯至万历帝的明代嫡系后裔早已下落不明，而“二王三恪”之制更未因延恩侯的设立而得以恢复。

以“得位之正”自居、宣称“不与大明为敌”的满洲统治者，在对待明室后裔的态度上与朱元璋相去甚远。甲申国变后，有男子自称崇祯帝的定王，在被清朝官员审问时“南面席地坐云：‘吾高皇帝获元太孙买的里八剌，俱待以不死。今事已大定，我心灰死，但出世为僧。’”两百余年后，朱元璋处置买的里八剌的旧例，竟成为前明皇子在清朝官员面前援引的先例。同时这位“定王”认为自己仅要求出家，并未索取其他待遇，“清主岂有反不见容之理？”但结果并未如其所愿，关于此人的下落，野史有遇害和被“十八壮士”营救两种说法（《石匮书后集》卷四《永悼王定哀王》）。然而无论何种结局，清初统治者都无法容留朱明皇室后裔。遗民来集之曾感慨：“洪武太祖获元主嫡孙买的里八剌及次子地保奴，俱遣官送归，此千古仅见。”（《明词话全编》《来集之詞話》）

若买的里八剌留居中原继续做崇礼侯，其人生轨迹将如何发展我们不得而知。在北元汗位传承的历史迷雾中，其人其事始终朦胧难辨。他或以脱古思帖木儿的身份继承北元汗统，最终殒命于也速迭儿的叛乱；也可能以额勒伯克的身份收复汗位，后因强夺儿媳遭瓦剌首领弑杀。

无论史实真相如何，这位八岁被俘、十三岁北返的蒙古皇室嫡孙，其一生恰好处于元明鼎革与北元汗系纷争的历史节点之上。其“崇礼”封号，既是明廷对覆亡元王朝的最后礼敬，更是对中原传统“二王三恪”礼制的最终遥望。

除文中明确标注的引用文献外，劳心先生《李穑<牧隐稿诗稿>和北元若干问题探讨——兼对蒙古天元帝脱古思帖木儿身份和汗系问题的辨析》亦为本文研究思路的形成与写作提供了重要学术启发。

丁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