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46岁瘫痪，生理需求难开口，丈夫17年不离不弃，终于站起来

我46岁瘫痪，生理需求难开口，丈夫17年不离不弃，终于站起来

我叫唐素芬，今年六十三岁，退休前是小学语文老师，教了二十四年书，讲台上站惯了的人，最明白“站”这个字的分量。二〇〇九年冬天，我四十六岁，一个落冻雨的傍晚，下班路上被一辆打滑的货车剐倒，胸椎八九节爆裂性骨折。手术做了七个小时，医生出来跟我的丈夫潘长根说：命保住了，下半身，难说。我醒来后的第三天才知道“难说”是什么意思——我掐自己的腿，掐出血印子，那条腿纹丝不动，像两条借来还回去的木头。从那天起到今天，十七年。十七年里我坐坏了三张轮椅，用坏了数不清的导尿管，潘长根的手从一双钳工的手磨成了两张砂纸。而我今天要讲的，是一个瘫痪了十七年的女人，怎么在六十三岁这一年，扶着双杠，重新把“站”字要了回来。要回来那天，我对着康复大厅的镜子哭了很久，镜子里那个人头发全白了，腿细得像两根晾衣杆，可是她站着。我这篇东西不为煽情，为的是给天下还坐在轮椅上、还躺在床上的人递一句话：只要有人没撒手，你自己就别撒手。

先讲最难讲的那一段，我攒了十七年才敢写出来的那段。人一瘫，最先垮的不是腿，是羞耻。大小便要人伺候，这个我用了三年才习惯——潘长根想了个法子，每次给我清理，他都把窗帘拉严，门反锁，然后开一句玩笑：“化妆时间，闲人免进。”他管这个叫化妆时间，一叫叫了十七年，叫得我这个语文老师想掉泪——他在用最笨的办法，替我保管最后一点体面。可比这个更难开口的，是另一桩。我们是夫妻，我才四十多岁，他五十出头，都是过来人。我瘫了以后，他睡在我床边那张加宽的竹榻上，一睡十七年。头两年，谁都没提过那件事，好像我们家一夜之间都成了出家人。可是有一年夏天夜里，我听见他在浴室里待了很久，水声开得很大。第二天早上我看着他的黑眼圈，心里像塞了一团火炭。那天夜里我豁出去，跟他说：长根，你去外头找一个地方，我不闹，我签字，你想怎么都行，别憋着，憋出病来，我一个人更活不成。他在黑暗里半天没吭声，然后开了灯，坐到我跟前，说了让我记到今天的一句话。他说：素芬，我是你丈夫，不是你请的护工。护工按钟点算钱，干完就走；丈夫没有下班的时辰。你要嫌我这话糙，我换个你们教书人的说法——我们是夫妻，夫妻这两个字里头，本来就装着这些事，你腿动不了，可你还是我媳妇，我也是你男人，这个没瘫。往后这类话，你直说，我照办，你不许再开口往外推我。他说完把灯关了。那晚以后，我们家最难的那道坎，两个人手拉手迈过去了——怎么迈的，是我们的私事，我只说一句：瘫痪的人不是没有那方面的尊严，恰恰相反，比谁都更金贵，因为它得靠另一颗心一点一点捧回来。

再讲讲这十七年怎么熬的。头一年最难。我自sha过一回，攒了半个月的安眠药，藏在褥子底下，被潘长根洗床单的时候翻出来了。他没哭没骂，把药倒在马桶里冲了，然后搬了张凳子坐在我轮椅前头，说：素芬，你听我一句话。你要真走，我不拦——人这辈子，命是自己的。可你先把账算清楚：你走了，闺女往后回娘家，进门喊妈，没人应；我夜里回来，这屋灯是黑的。你一个人解脱，换我们爷俩背一辈子。你要觉得这账划算，我不拦你。他说完就坐着，看着我。我哭了半宿，第二天喝了半碗粥。现在想想，他那一手救了我的命——不靠哭，不靠跪，靠把账摊开给我看。后来日子一年一年过，把他磨成了半个医生：每两小时给我翻一次身，闹钟上弦，夜夜如此，十七年他没睡过一个囫囵觉；我褥疮最重那阵子，尾骨烂了个洞，他学会了清创、塞纱条、烤灯，邻床病友的家属都来跟他取经；我的腿他天天揉，一边揉一边跟它们说话：两条大哥，你们歇着，日子我替你们过。家里钱紧，他把烟戒了，酒戒了，一台八百块的风扇吹了十一年。有人劝他：长根，你这样图什么，把她送福利院，你也算仁至义尽了。他不接话。后来跟我姨娘说过一句，我姨娘学给我听的：她当年嫁我的时候，三十六条腿的家具都是她娘家陪的，我一个锅炉房的穷小子，她没嫌过。现在她腿不能动了，我嫌，我还是人吗。

祸不单行这个词，我们家也领教过。第九年，闺女潘欣婚期定在五一，我躺在家里发愁怎么出场——我不怕坐轮椅出场，我怕亲家那边的脸色。结果婚礼前一个月，潘长根在单位锅炉检修的时候被落下来的管件砸了腰，医院说是腰椎间盘突出加重，外加棘上韧带损伤，干不了重活了。那一阵天塌了一样：他伤了腰，抱不动我了，我夜里翻身成了大问题。闺女婚他缠着护腰去的，全程站着撑完，回家路上疼得一头汗。我坐在轮椅上看着这个被腰疼压弯了的男人，头一回感到了真正的恐惧——不是怕我的病，是怕他先倒下。他要是倒了，我这两条木头腿，拿什么去够他？就是从那一年起，我心里埋下了一个念头，跟疯草一样长：我得想办法，把上半身练出铁来，把轮椅玩出腿来，这个家不能光他一个人撑。社区康复站离家四里地，我摇着轮椅去，往返八里，风雨无阻；上肢力量训练，我拿矿泉水瓶灌沙子练；我在家自己学会了转移——从轮椅到床，从轮椅到马桶，摔过不知道多少回，有一次磕在洗手台角上，眉骨开了口子，缝了四针。潘长根心疼得直哆嗦，说素芬咱不练了，有我呢。我说正因为有你，才得练。他不懂这话，我也不解释——那年头，我心里已经有一本账：他在老，我在练，总有一天，这两条线要交叉的。

交叉的那一天，说来就来。前年秋天，潘长根的腰彻底报警了——直不起来，夜里疼得哼出声。去医院一查，医生看了片子，又问了他的职业，最后问了一句：家里是不是有长期卧床的病人，你伺候了多少年？他说十七年。医生摘了眼镜看了他半天，说了句：老同志，你这腰，是被人一寸一寸压弯的。那趟回来，我做了个决定，把这十七年攒的病历、检查单、诊断书，一张一张翻出来，去了省城的大医院康复科。我在诊室里跟大夫说：大夫，我瘫了十七年，我知道希望渺茫，我就问一句，现在的医学，还有没有一条缝，能让我这个年纪的人，重新扶着东西站起来？哪怕三分钟。那位姓吴的大夫把我的片子看了很久，又亲手给我查了下肢体感和肌电报告，最后说：你这个当年是不完全性损伤，这些年又有残存神经在恢复的迹象，加上你上肢和躯干功能保持得这么好——老太太，说实话，十七年了还来试的人，我头一回见。我不给你打包票，但这条缝，有一线。就是练，往死里练，你的年纪，你的骨头，都得豁出去。我说大夫，我这十七年，天天在豁出去，不差这一回了。

从去年三月到上个月，我练了十九个月。十九个月，说出来就四个字，练起来是一部血泪账。减重步态训练，人吊在架子上，两条腿在跑台上被逼着迈，一小时下来，汗把褥垫洇透，血压高得护士直摆手；站起来第一回，腿一软，整个人挂在架子上，膝盖磕得青紫，回家疼得整宿睡不着，潘长根给我揉到后半夜，一边揉一边掉眼泪，嘴上还犟：不疼不疼，揉揉就好。最难的不是疼，是绝望——练到第八个月，还是站不稳三十秒，我夜里想过不练了，六十三了，遭这份罪图什么。可第二天一早，我听见外屋窸窸窣窣，是潘长根在给他自己的腰贴膏药，他如今弯腰都费劲，得扶着桌沿，一寸一寸地把膏药往腰眼上按，按不上，就把膏药贴在门框上，拿腰去蹭。我在门缝里看着，眼泪下来了。图什么？就图这个人。十七年，他把腰给了我；往后，我得把两条腿还给他。他抱了我十七年，我练了十九个月，欠的账，得认。上个月十六号，是我这辈子的第二个生日：那天上午十点多，我在平行杠里，吴大夫和两个治疗师护着，我两只手死死攥着杠子，腿抖得像筛糠，一寸，一寸，一寸——膝盖，直了。我站起来了。站了四十七秒。康复大厅里不知道谁先鼓的掌，响成一片。我对着大厅那面大镜子，看见一个满头白发的老太太直挺挺地站着，膝盖上还绑着护具，两条腿细得可怜，可是她站着。我冲着镜子里的她说话，声音抖得不成样子：唐素芬，你四十六岁倒下去，六十三岁站起来——中间隔着十七年，你没白等。

潘长根那天在哪儿？就在玻璃门外头站着。事后护士告诉我，我站起来的那四十七秒，他在门外把脸埋在胳膊里，肩膀抖得像风里的树。出来的时候他眼睛通红，还嘴硬：沙子迷眼了。回到家，闺女早就候着，把我站起来的视频放给街坊看，放了七八遍。如今我一天能站六回了，最长一回两分半钟，大夫说，照这个势头，明年有望扶着助行器挪步。我不急，我这一等就是十七年，还差这一年半载？倒是潘长根，如今轮到我管他了——我站着给他熬腰突的药，站在灶台前，腿上绑着护具，一站二十分钟。他坐在板凳上看着，说素芬你歇会儿，摔了怎么办。我说潘长根，十七年前你跟我说什么来着——护工按钟点算钱，丈夫没有下班的时辰。这话今天原样还给你：媳妇也没有。他一听就别过脸去了，六十六岁的老爷们儿，十七年我瘫痪他没哭出声过，如今倒好，我一站起来，他动不动就红眼圈。

最后，把这篇东西的账归拢归拢。有人问我：素芬，你恨那场车祸吗？恨过，恨了好几年。如今不恨了——不是大度，是算明白了：那场车祸拿走了我的腿，可它没能拿走的，比拿走的多得多。它没拿走一个肯把“丈夫”两个字扛十七年的男人；没拿走一个肯在婚礼上坐轮椅出席、回头教我认字似的教我用智能手机的闺女；没拿走我这颗当了二十四年语文老师的心——它还认得“站”字怎么写，还认得“站”字怎么活。至于最难开口的那些事，我想跟还坐在轮椅上的姐妹们说句体己话：别把需要憋成心病。我们这种人，身体的门关了一扇，心里的门就得开着，跟你的那个人把话说开——能陪你把这一层都过了的人，才是真正的不离不弃；过不了这一层的，你也别拿自己去换。我四十六岁倒下去，六十三岁站起来，中间那十七年，我丈夫用一副腰给我搭了一座桥。如今我站在这头，看见的第一样东西，就是他佝偻着的背影。潘长根，你听好了：往后换我站着你歇着。你抱了我十七年——接下来的日子，哪怕就站着，我也要一站一站地，陪你走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