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治理论坛·专访｜联合国驻华协调员：中国能帮助国际社会重建对联合国和多边合作的信心

在联合国驻华协调员杰思衡（Stephen Jackson）看来，世界越是充满不确定性，国际合作就越显得重要。这并非一句抽象的外交判断。

早年在索马里、卢旺达和安哥拉从事人道主义工作，之后参与联合国的冲突调解与和平建设，杰思衡的职业经历不仅让他长期面对国际危机最直接的一面，也横跨国际治理机制与政治事务。2026年4月，他出任联合国驻华协调员。

角色发生了变化，但杰思衡始终面对着相似的问题：当世界陷入冲突与分歧，人们还能通过什么方式共同应对那些超越国界的挑战？

10月23日至25日，全球治理论坛（雄安）在河北举办。多个国家与国际组织的代表在两天时间里探讨，在当前国际环境下国际社会应该如何重建信心与合作。

论坛期间，杰思衡接受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专访。他不回避联合国自身存在的不足，也指出预算削减正在限制其应对危机的能力。在他看来，重建信任不能止于重申多边主义的价值，还需要各国拿出政治意愿、投入资源，并以实际行动证明合作能够带来成果。

而“中国的独特经验将为未来多边主义的发展提供重要视角，并为未来25年乃至50年的国际合作注入新的动力。”他说。

专访结束后，杰思衡写下这样一句话：“我坚信国际合作、多边主义以及联合国具有根本性的重要意义。令我倍感振奋的是，中国也始终秉持着同样的信念。”更值得一提的是，他还用中文写下“我们一起努力！”

联合国驻华协调员杰思衡在论坛期间接受澎湃新闻专访。澎湃新闻记者 杨文钦 图

以下为专访实录

“中国将发展置于人类生存的核心位置”

澎湃新闻：1993年您第一次来到中国时还是一名硕士研究生。三十多年后，您以联合国驻华协调员的身份再次来到这里。您亲身感受到的中国变化中，哪些最令您印象深刻？这些变化如何影响了您对中国发展道路的理解？

杰思衡：我想举两个例子。我至今仍记得1993年到北京时的情景。人民大会堂前宽阔的道路上满是自行车，大家骑着老式自行车穿行于城市各处。如今，当我乘车行驶在同样的道路上时，看到的已经是黑色电动汽车。这一变化极具象征意义。仅仅一代人的时间，中国人的出行方式已经从非常实用、健康的自行车，跃升到了高科技的、更加注重气候与环境的电动出行方式。

第二个例子是中国在减贫方面取得的成就。短短几十年间，中国帮助8.5亿国人摆脱了绝对贫困。这是非凡的成就，可以自信地说，历史上从未有过这样的事情。

联合国致力于推动全球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共有17项，其中首要目标就是消除绝对贫困。如果说全球在实现这一目标方面取得了一定进展，那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中国自身的实践和经验。

如今全球仍生活在绝对贫困中的人口数量，大约与中国帮助摆脱绝对贫困的人口数量相当。因此我一直在想：既然中国能够做到，世界也应该能够做到。我们有能力让绝对贫困成为历史，而这正是世界通过可持续发展目标所承诺的、要在2030年实现的愿景。

澎湃新闻：您曾在非洲多国参与人道主义救援工作与和平建设。您如何看待当前地缘政治冲突对全球发展议程的挤压？最容易被国际社会忽视的发展风险是什么？

杰思衡：在职业生涯的最初几年里，我参与了世界上最严峻的人道主义危机应对工作，包括20世纪90年代索马里的饥荒与内战、卢旺达种族灭绝，以及刚果内战期间的事件。这让我更加理解了极端贫困带来的长期煎熬，以及战火肆虐的恐惧。

中国的发展理念和实践很有启发性。在我看来，中国认为所有冲突的根源都在于发展不足。和平的缺失实际上是发展未能实现所造成的后果。将发展置于人类生存的核心位置，是非常深刻的认识。

三四十年前，部分国家在收入和财富水平上与当时的中国相当。如今，中国已经成为经济强国，而那些国家仍深陷贫困与冲突。这让我意识到，所有人都有责任在发展问题上做出更多努力。

事实上，可持续发展目标的融资缺口以每年数万亿元人民币计；而全球每年实际投入发展领域的资金，充其量也只有数千亿元人民币。两者之间相差了好几个数量级。我们投入的资源与实际需求之间，仍存在巨大差距。

“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我同意这句话，但如果今天不先给他那条鱼，他还没学会打鱼就饿死了。所以我们必须及时应对人道主义紧急事态。

如今，全球对人道主义援助的需求，达到二战结束以来前所未有的程度。世界上流离失所者和难民的人数，超过了二战以来的任何时期，然而人道主义预算却在急剧削减。我们需要主动作为。我们称之为“人道主义外交”——通过外交努力促成和平，让人们能重返家园、恢复正常生活，重启发展的进程。

因此，在加大发展融资、增加人道主义援助投入，以及主动推动世界和平这三方面上，联合国与中国可以携手做很多，其中就包括围绕全球治理倡议开展合作。

没有任何国家能够独自应对全球性挑战

澎湃新闻：面对持续的地区冲突，国际上有部分声音质疑联合国能发挥的作用。您如何看待这种质疑？在当前国际环境下，联合国的不可替代性体现在哪里？

杰思衡：我始终认为联合国对当今世界至关重要。我们今天面临的所有问题，无论是国家间的冲突还是可能出现的大流行病，又或是气候变化，都不会受国界的限制。这都关系到每一个人，只能通过集体行动、共同寻找解决方案来应对。

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够独自解决冲突、应对下一场大流行病，或抵御气候变化的影响。这就是我们需要多边主义的原因。因此，正如中国提出的全球治理倡议所强调的，我们需要一个焕发新活力的联合国。

我并不是说联合国是完美无缺的。联合国是由人组成的机构，许多个体都在其中工作。我们会犯错，但始终竭尽全力。我们依然需要多边主义。

解决冲突的和平进程充满艰难，也难免反复受挫。因此，需要以更理性的眼光看待，并认识到和平努力失败的次数往往多于成功的次数。但我们必须不断尝试，直到和平真正扎根。而当和平终于到来时，不能视为理所当然，而是必须持续地培育和平。这正是联合国所肩负的使命。

有时，人们会这样评价联合国：“战争爆发了，联合国没能阻止战争，所以联合国毫无用处”。我谨慎地认为，这样的推论并不合逻辑。实现和平本就困难，尤其是当世界上的强国卷入战事时。如今，中等强国在维护和平上发挥的作用已经日益凸显，并与联合国携手合作，确保所有国家继续遵守《联合国宪章》。

正如全球治理倡议不断强调的，必须维护《联合国宪章》的核心地位，共同捍卫国际关系基本准则。我们不能只在对自己有利的时候才遵守宪章，而应当始终遵守。

澎湃新闻：您刚才提及气候危机不受国界限制，事实上，它也会最先冲击最脆弱群体，甚至叠加战事影响。您如何理解气候变化与冲突风险之间的关系？

杰思衡：当我们观察世界上正发生战争的国家时，会发现其中许多国家已经身处气候变化风暴的“风眼中心”。这并非偶然。

随着农作物收成减少以及干旱发生频率愈发频繁，越来越多的人口被迫迁徙。这些人希望为牲畜寻找新的牧场、水源。但当他们进入其他群体认为属于自己的土地，甚至跨越国境寻找生存资源时，冲突就可能随之发生。因此，气候变化与安全问题之间的联系是直接的，且在世界各地都清晰可见。

应对这一问题，既需要采取气候减缓措施，也就是减少人类活动对全球气候变化的影响；同时还需要加强气候适应，例如通过扎实的发展工作，寻找新的方式为有需要的人提供水源，或培育耐旱作物。这些技术不仅能够促进发展，也是维护和平的重要手段。

这正是联合国高度重视并持续投入的领域，而中国作出了重要贡献，比如中国的菌草技术。菌草具有很强耐旱能力，可以作为牲畜饲料，也可以作为栽培基质用于种植蔬菜。

发展不足可能因气候变化而进一步加剧，进而引发冲突。而菌草技术这样的实践，正是通过促进发展、缓解资源压力，回应这一问题的有效途径。

澎湃新闻：当国际社会需要应对冲突、能源和经济安全等多重挑战时，气候问题是否获得足够的关注与资金？

杰思衡：看看气候变化对各国发展进程已经造成的损害就会发现，现有的支持力度尤其是气候融资远远不足。

2021年至2026年我在肯尼亚工作。在五年里只有16个月不需要参与应对人道主义紧急状况。事实上，肯尼亚不是受冲突影响的国家，而是相当稳定的东非国家。

2021年至2023年，肯尼亚遭遇了有记录以来持续时间最长、程度最严重的干旱。而经历三年干旱后，土地变得极其坚硬、干燥。当降雨到来时却引发了洪灾，因为雨水无处下渗、排泄。于是我们又花六个月时间应对洪灾。随后再帮助当地人民恢复生产生活。在经过六个月的恢复期，也就在我即将离任时，新一轮干旱周期又开始了，根本没有足够的时间让当地完成恢复。

如果估算这些灾害给肯尼亚经济造成的损失，可能相当于其国内生产总值的5%，并且这种损失是年复一年发生的。如果把肯尼亚的发展进程比作火车，它还没有达到高速行驶的状态就已经拖着沉重货物，导致行进速度减慢。这些负担就是气候变化的影响。如果肯尼亚每年能够多出相当于GDP 5%的资金用于发展，那将意味着什么，它又能够取得怎样的发展成果？

然而，当前能够获得的气候融资少得可怜。对于世界各国而言，现有资金规模与实际需求之间的差距，仍然相差好几个数量级。

AI越强大，越要守住人的价值

澎湃新闻：8月，联合国在西安举行“人工智能与人类发展”对话。您认为，在我们的发展进程中，AI对人类社会的影响有哪些容易被忽视的方面？

杰思衡：7月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期间，习主席提出“人工智能向善”（AI for Good）的理念。在我看来“人工智能向善”有两层含义。一是AI应服务于共同利益，推动发展。无论是利用气候模型帮助农民确定播种和收获时间，还是改善教育、医疗卫生，人工智能都有巨大潜力，能够助力联合国17项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实现。二是AI应当用于行善，而非作恶，不能落入别有用心之人的手中。

与此同时，AI还应当惠及所有国家和人民。AI的全球治理机制必须具有包容性，不能仅由大国和大型企业决定。联合国193个会员国都应当参与其中，在规则的制定过程中拥有发言权。

更具体到在西安举办的AI对话，各国专家探讨的是AI以及“在这个世界上何以为人”的问题。我们需要思考AI将如何改变人类社会，改变生命的意义。比如，机器人可以帮助照顾老年人和有特殊需求的儿童，但这是否会改变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人工智能治理不能只关注技术本身，还需要伦理学家、哲学家、社会学家、人类学家等不同领域的参与，确保在技术不断进步的过程中，我们不会失去人之所以为人的本质。

澎湃新闻：国际社会应如何避免AI进一步扩大国家之间的发展差距？

杰思衡：关键问题是数字鸿沟。人工智能提高生产效率、推动经济增长，但全球仍有约22亿人没有智能手机或宽带互联网接入，约6.5亿人甚至无法获得可靠的电力供应。如果一部分人借助AI不断提升生活水平，另一部分人却连基本的电力和网络都无法获得，发展差距就可能进一步扩大。

因此，推广AI不能只关注技术应用，还必须重视电力供应和宽带网络建设，让更多发展中国家和弱势群体能够从中受益。这也是联合国的重要使命。

我认为，中国能够在缩小数字鸿沟、推动人工智能普惠发展方面发挥重要作用，并期待通过全球治理倡议等继续深化相关讨论。

杰思衡留言寄语：I believe in the fundamental importance of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multilateralism and the United Nations. And I am very encouraged that China continues to believe the same things. 我坚信国际合作、多边主义以及联合国具有根本性的重要意义。令我倍感振奋的是，中国也始终秉持着同样的信念。

面向未来，中国如何助力多边合作

澎湃新闻：今年也是新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55周年。这55年间，中国已经成为联合国重要的合作伙伴。中国对联合国工作和全球治理最重要的贡献体现在哪些方面？

杰思衡：祝贺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55周年。今年也是联合国在中国开展实地工作、与中国和中国人民携手合作的第47年。过去半个多世纪，联合国与中国共同取得了许多成就。

中国作为负责任的大国具有独特地位。从未有过联合国会员国，既是发展中国家，但同时又取得如此显著的经济成就、拥有如此重要的国际政治影响力。这意味着重要的机遇。这使中国能够帮助全球南方国家参与全球治理改革，推动联合国改革、完善国际发展融资架构，并促进国际合作。

另一个独特优势是，中国的自身发展经历让它深刻认识到全球稳定、国际合作、全球贸易和发展所带来的益处。许多中国人告诉我仍记得联合国项目在改革开放初期发挥的作用。这段合作历史不仅值得珍视，也能转化为推动国际治理改革的力量。

如今有些地区对联合国是否在发展领域发挥重要作用心存怀疑，而中国始终强调联合国的重要性。在我看来，中国的独特经验和长期参与联合国工作的历史，将为未来多边主义的改革与发展提供重要视角，并为未来25年乃至50年的国际合作注入新的动力。

澎湃新闻：本次论坛以“重建信心与合作”为主题。其实我们并不缺少关于多边主义和国际合作的原则性共识。那么在您看来，当前国际社会最需要重建的是哪方面的信心？

杰思衡：值得注意的是，在当今世界需要反复强调《联合国宪章》、国际法、国际合作的根本重要性，这本身就非同寻常。因此，能反复听到这样的表态，我认为至关重要。

如本次论坛所强调，我们需要“重建信任”。这不仅需要各国表达支持，更要言行一致。而中国正以实际行动展现对联合国的支持。这不意味着联合国完美无缺。一个成立80多年的机构需要不断改革和完善，但我们必须坚定地相信联合国的价值。

当前联合国面临预算削减，行动能力受到制约，难以充分应对全球挑战，而行动受限又会招致更多批评，形成恶性循环。

因此，我们需要共同做好三件事：重建政治信任、加强合作伙伴关系、提供充足的资金支持。以政治意愿来重建信任，需要伙伴关系和资金支持来增强联合国应对现实挑战的能力，并以实际成效证明联合国值得信任。这还关乎国家之间的信任。合作越多，各方就越能看到合作带来的收益，再推动更深入合作，形成良性循环。

中国可以在这一过程中发挥积极作用。例如，在尊重各国主权的前提下，推动存在紧张关系甚至冲突的国家开展对话，发挥斡旋作用。中国推动成立的国际调解院，为解决国际争端、特别是商业和经济领域的争端，提供了新的平台。

简言之，中国能够帮助国际社会重建对联合国的信任，但也许更重要的是，重建对国际合作的信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