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范仲淹

在中国历史长河中，曾涌现出很多仁人志士，创造出灿烂辉煌的历史文明，而范仲淹就是其中的佼佼者，他的一生立德、立功、立言，创立了丰功伟业，他那以天下为己任的“先忧后乐”精神，不仅是他一生的真实写照，更成为后世文人永恒的精神丰碑，在中华历史上影响深远。

寒窗苦读，初入仕途

范仲淹生于989年，父亲范墉是北宋一个下层官员，在范仲淹两岁的时候，父亲去世，又过了两年，母亲谢氏带着范仲淹改嫁，继父叫朱文翰，范仲淹也跟着改姓朱，改名朱说，直到29岁才复姓。

继父朱文翰也是一名下层官员，做到了县令，他对范仲淹有养育之恩。

等范仲淹年龄稍大些，开始入学读书，不过，宋朝的低级官员，俸禄很低，这段时间范仲淹的生活还是很困难的。

随着学业的精进和年龄的增长，青年时期的范仲淹进入应天书院，继续求学。

这段求学生涯非常艰苦，范仲淹时常吃不上饭，只能以粥充饥，但艰难的环境没有打倒范仲淹，反而培养了他博大的胸襟和开阔的视野，并且立下远大的政治志向。

经过多年苦读，范仲淹学业大成，1015年，范仲淹进士及第，开始步入仕途，任广德军司理参军，负责刑狱审讯工作，是个下层官员。

初入仕途，范仲淹尽心尽责，他审理案件非常仔细，也非常公正。

1017年，范仲淹在广德任满，升文林郎、集庆军节度推官，还是分管案件审理等刑法事务。

这时范仲淹上表朝廷，奏请恢复范姓，南朝有个文人叫江淹，他少年孤贫，范仲淹与他的命运很相似，他很敬佩江淹，于是为自己起名“仲淹”。

1021年，范仲淹调任泰州，监西溪镇盐仓，负责当地产盐税收、专卖之类的事务。

1025年又改知兴化县，1026年，他的母亲去世，范仲淹去职丁忧。

这段时期，范仲淹官位很低，但他在位上刚正不阿，做了许多造福当地百姓的事情。

仕途坎坷

范仲淹丁忧这段时间，居住在南京应天府，此时恰逢晏殊罢枢密副使，出守应天府，在这里，他兴办学校，聘任名师，培养人才。

范仲淹被聘请为府学主管，投入到教育工作中。

1028年底，范仲淹丁忧期满，来到京城，在晏殊的推荐下，被任命为秘阁校理。

此时朝中刘太后垂帘听政，执掌大权，但是，宋仁宗已经18岁，按理说太后应该还政了，却还无还政之意。

范仲淹忠直，有勇气，1029年底，他上疏指责太后违制，后来，他再度上疏，直接请求太后还政。

得罪了当权者，京城是待不下去了，范仲淹主动请求外放，1030年，范仲淹被外放为河中府通判，之后又改任陈州通判。

1033年三月，刘太后去世，仁宗亲政，首先召回那些因劝谏太后、要求还政而被贬官或外放的忠臣，这年四月，范仲淹被召回京，任右司谏，这是一个专职言官职位。

范仲淹获得了仁宗的信任，除了谏官本职工作以外，朝廷还经常指派他进行其他工作，比如作为特使巡行赈灾等等。

这年底发生一件大事，仁宗废掉了皇后郭氏，郭皇后是太后给仁宗选择的，仁宗并不喜欢，就以皇后立九年无子为由，废掉了郭皇后。

无故废后，引起了台谏言官的强烈反对，在斗争中，仁宗将很多言官贬谪，驱赶出京，范仲淹被贬知睦州。

范仲淹在睦州任上时间不长，1034年六月，改知苏州。

这段时间，范仲淹频繁调动，其实是仁宗信任他，相信他的行政能力，当地方出现紧急情况或者重大问题，就会想到范仲淹，此次赴任苏州，就是苏州出现了严重水灾。

1035年三月，范仲淹升迁为礼部员外郎、天章阁待制，还是在苏州府任职。

十月，范仲淹被召回京城，判国子监，负责教育工作。

不过，范仲淹并不局限于本职工作，而是十分关注朝廷政事，对朝廷大小事务，范仲淹频频发表意见，提供自己的见解。

宰相吕夷简很欣赏范仲淹，但对范仲淹直言敢谏的作风头疼不已，还曾托人劝告范仲淹，他知道无法改变范仲淹的作风，就调范仲淹知开封府，开封府事务繁杂，吕夷简希望范仲淹忙起来，无暇旁顾。

范仲淹的政治才能可以从容应对开封府政务，他还是经常上疏言事，批评大臣，尤其是吕夷简那种不求有功但求无过的作风，爆发了冲突，于是，范仲淹再次被贬。

朝廷免除了范仲淹天章阁待制之职，贬出京城，为饶州知府。

这时，范仲淹在政坛已经有很高的影响力了，许多有抱负的官员都以范仲淹为榜样，他们纷纷上疏劝谏，结果纷纷被贬谪出朝。

1036年八月，范仲淹到达饶州，这段时间是范仲淹文学创作的高峰期。

1037年十二月，又接到朝廷调令移知润州，润州紧靠长江，地势险峻，风景秀美，还有很多古迹，闲暇之时范仲淹就游览各地，他在《京口即事》中写道：

突兀立孤城，诗中别有情。地深江底过，日大海心生。甘露楼台古，金山气象清。六朝人薄命，不见此升平。

1038年十一月，范仲淹再次被调动，徙知越州，在越州任上，西北边疆发生战争，西北告急，范仲淹的人生也将迎来重大转变。

临危受命，戍边安疆

1038年十月，党项人元昊正式立国称帝，国号大夏，史称西夏，西夏与北宋之间大规模的战争即将爆发。

1040年正月，元昊发起了对北宋大规模的军事进攻，西夏大军连克多地，直抵延州城下。

延州紧急求援，结果援军在延州附近的三川口遭遇埋伏，全军溃败，西夏大军围困延州七天，最后因为大雪不得不撤军。

此役之后，朝廷对西北边防进行调整，调派韩琦主持前线防务，韩琦上任后立即请求调范仲淹到西北前线，与自己协同作战。

于是，在1040年三月，朝廷恢复范仲淹的天章阁待制之职，知永兴军，不久又改任陕西都转运使。

都转运使负责财政方面工作，兼监察官员，朝廷是打算让范仲淹负责西北前线的后勤财政工作。

但范仲淹并没有仅仅局限于后勤工作，而是参与到抗击西夏的全部工作中，根据前线形势，提出作战战略方针，之后，他作为前线主帅的副手，负责鄜延路防务。

当时，北宋边防军队的编制不合理，又缺乏军事训练，战力堪忧，为此范仲淹进行了大规模的整顿改革。

范仲淹淘汰掉军中的老弱士兵，挑选了一万八千名精兵，分为六队，派将领统领，又进行了严格的军事训练，同时，严肃军纪，经过整顿，军队面貌一新，作战能力大大提高。

针对当时的形势，范仲淹提出积极防御的策略，不求速战速决，但是朝廷主张积极进攻，寻找西夏主力决战，速战速决，解除西北边患。

北宋重文轻武，当时前线没有能征善战的战将，屡屡战败。

1041年五月，朝廷又以范仲淹知庆州、兼管勾环庆路部署司事，成为环庆路最高行政和军事长官。

此后，西北战事主要依赖范仲淹和韩琦，两人齐心协力，共同构筑了西北相对稳固的防线。

1042年十月，范仲淹和韩琦一起升任枢密直学士、右谏议大夫。

西夏没能扩大战果，而北宋积贫积弱的局面也不是一两个人就能改变的，议和也就成为了最好出路。

1044年十月，宋、夏双方达成和议，协议规定：元昊削去帝号，向北宋称臣，宋朝册封元昊为夏国主；双方恢复贸易，宋朝赐西夏“岁币”。

范仲淹守边期间，还留下一首《渔家傲》，脍炙人口。词说：

塞下秋来风景异，衡阳雁去无留意。四面边声连角起。千嶂里，长烟落日孤城闭。浊酒一杯家万里，燕然未勒归无计。羌管悠悠霜满地。人不寐，将军白发征夫泪。

庆历新政

1043年四月，仁宗将范仲淹和韩琦内调中央，出任枢密副使，枢密副使是枢密院副长官，辅佐枢密使掌管军政。

一些谏官上疏皇帝，认为以范仲淹的才干，不应该将他局限在枢密院管军政，于是仁宗又任命范仲淹为参知政事。

但是，范仲淹认为这次任命，不符合朝廷法度，台柬负责监察，而不是任命官员，就坚决拒绝接受任命。

仁宗只好改命范仲淹为陕西宣抚使，将西北军事完全托付给范仲淹，但范仲淹却一直没有离开京城。

到了八月，仁宗再次任命范仲淹为参知政事，这次范仲淹没有再推辞，参知政事是副宰相，辅佐宰相治理国家，范仲淹由此进入了宰辅行列，可以大展身手了。

仁宗信任范仲淹，多次敦促范仲淹对当前的弊政提出变革建议，范仲淹积极的思考、梳理，很快就拿出了自己的政改主张。

范仲淹和富弼联合作《答手诏条陈十事》，上疏仁宗，这十个方面依次为：明黜陟、抑侥幸、精贡举、择官长、均公田、厚农桑、修武备、减徭役、覃恩信、重命令。

主要是围绕官僚队伍建设和经济生产两个方面展开变革，仁宗求治心切，新政很快得以实施，以《答手诏条陈十事》为标志，“庆历新政”的大幕全面拉开了。

但是，新政的实施远没想象的那么简单，当时朝中各级官员欺下瞒上、贪污腐败、平庸无能是很普遍的现象，而且新政还会得罪许多既得利益者，这就导致新政推行困难，实施了一段时间没有多大效果。

导致朝野普遍对范仲淹新政的效果表示不满，而范仲淹又正直无私，挡住了朝中很多小人的路，也就成为了政敌，但以范仲淹的品格道德，很难找到把柄，于是他们找到了朋党这个词，这也是仁宗最敏感的地方。

他们抓住了范仲淹、欧阳修等人在新政实施过程中大刀阔斧、不避嫌疑的很多行为，造出“朋党”的舆论，而范仲淹也坦然承认君子也有朋党，即君子党。

范仲淹为了避开嫌疑，向仁宗要求到西北前线效力，此时，仁宗心中已经有了嫌隙。

1044年六月，仁宗命范仲淹为陕西、河东路宣抚使，再次前往西北前线。

从此，范仲淹离开了北宋政治的中心舞台，也宣告着庆历新政的彻底结束。

范仲淹的晚年

范仲淹再次来到西北前线，此时宋、夏议和已经进入最后阶段，局势相对平静。

不过，范仲淹离开权力中心后，政局很快就发生巨大变化，政敌们不愿意让范仲淹重新回到中央，于是发动了一场政治清算运动，将范仲淹的许多友人赶出朝廷，削弱了范仲淹的政治力量。

这时候，朝廷政治形势已经明朗起来，仁宗排斥范仲淹等人的意图也十分明显，范仲淹只好上疏仁宗，请求罢政。

1045年正月，范仲淹被罢去参知政事职务，改知邠州，后又改知邓州，被排挤出政治中心。

在邓州，范仲淹放松了下来，以退居休养的心态，过着相对轻松的生活，在这里他写下了《岳阳楼记》，成为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精神境界的最高写照，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在《岳阳楼记》最后一段文字中，范仲淹说：

嗟夫！予尝求古仁人之心，或异二者之为，何哉？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是进亦忧，退亦忧。然则何时而乐耶？其必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乎。噫！微斯人，吾谁与归？

这一段文字，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那种先忧后乐的精神不仅是范仲淹一生的真实写照，也影响着无数后人，范仲淹也因此成为古代士大夫的楷模。

在邓州任满，1049年正月，范仲淹徙知杭州，此时范仲淹已经61岁了，年事已高，疾病缠身。

在政治上，范仲淹已经不能构成威胁，局势平静下来了，而范仲淹已经德高望重，誉满全国了。

范仲淹本想退闲养病，不料再次得到朝廷重用，1051年正月，朝廷委任范仲淹以户部侍郎官职徙知青州，兼青、淄、潍、登、莱、沂、密、徐州及淮阳军等九州岛军安抚使。

但是，范仲淹到青州时病情加重，实在无力承担繁重的工作，到青州为官不到一年时间，就上疏请求调到清闲的州郡养病。

仁宗对此立即同意，命范仲淹徙知颍州，在赴任途经徐州时，病情进一步恶化，只得留在徐州治病，1052年五月，范仲淹病逝于徐州，终年64岁。

范仲淹不仅是文学家、政治家、军事家，更是古代士大夫精神的标杆，他的一生，半生清贫苦读、半生为国操劳，他那以“先天下之忧而忧”的胸襟，定义了中国文人的最高理想，成为跨越千年的精神符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