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
肿瘤对药物产生耐药的机制多种多样，其中有一类尤其"直白"——肿瘤细胞上调药物外排转运体，把进入细胞的药物主动"泵"出去，让细胞内药物浓度始终达不到起效水平。这类外排型耐药广泛存在于小分子靶向药与化疗药中，也是 ADC 载荷、激酶抑制剂等新疗法需要重点警惕的耐药途径。
ABCG2 与 ABCB1 是其中最受关注的两个 ABC 转运体家族成员。它们定位在细胞膜上，利用 ATP 水解的能量把多种结构各异的药物底物排出细胞。一旦肿瘤细胞高表达这些转运体，药物的表观敏感性就会大幅下降。因此，在判断一个耐药模型"到底靠什么耐药"时，检查 ABCG2 或 ABCB1 是否上调，是区分外排型耐药与其他机制（如靶点突变、旁路激活）的关键一步。
ABC 转运体之所以如此受关注，还在于它们的底物谱极广。ABCB1（又称 P-糖蛋白）与 ABCG2 都能转运大量结构差异巨大的化合物，这使得单纯靠调整一个官能团未必能绕开外排。理解这一点，研发者在做耐药评估时就不会把"外排"当作一个可以轻易忽略的次要因素，而是把它纳入候选化合物成药性评估的整体框架。
爱思益普的耐药细胞系筛选服务，正是把这一判断纳入系统化的分子表征环节。在构建耐药细胞系时，平台采用连续或阶梯式药物暴露，以及基于基因编辑的方法，模拟临床长期用药下肿瘤细胞的适应过程或精准引入已知耐药因素；在模型构建之后，可选的分子表征分析就包括 ABCG2 或 ABCB1 转运体检查、靶点与通路标志物检测，以及亲本株与耐药株的转录组比较。
转录组比较在这一环节提供了更深一层的证据：通过比对亲本株与耐药株的基因表达差异，可以看到外排转运体基因之外，还有哪些通路被同步改变，从而勾勒出一幅更完整的耐药图景。把转运体检查、靶点与通路标志物、转录组比较这三类信息放在一起，研发者对"耐药是怎么来的"就有了多角度的、可交叉验证的认识。
为什么外排型耐药值得单独拿出来看？因为它直接改变了对策。如果耐药来自外排上调，那么研发者可能需要考虑规避外排的分子改造、联合使用外排抑制剂，或者评估新一代载荷、化合物是否同样会被"泵"出；而如果耐药来自靶点突变或旁路激活，应对思路则完全不同。把机制拆清楚，才能对症下药。
这套分子表征能力，与 ADC 载荷耐药、KRAS 抑制剂耐药等具体模型场景是打通的。例如在评价 ADC 项目时，针对拓扑异构酶 I 抑制剂或微管抑制剂等载荷类别开发的耐药模型，可以配合外排检查，判断载荷耐药是否由外排增强所致，从而为交叉耐药评价与后续策略制定提供依据。
这也解释了为什么耐药模型比常规敏感模型更贴近临床。常规的敏感细胞模型无法复现临床上真正出现的耐药表型，用它评估药物容易得到偏乐观的结论；而经过外排型耐药等机制验证的耐药模型，则能把"一旦耐药，药物表现如何"这个问题，提前到临床前阶段来回答。
对研发者来说，"细胞耐药了"只是一个现象，真正有价值的是"它到底通过哪条路耐药"。ABCG2/ABCB1 转运体检查这样的分子表征，就是把现象翻译成机制、把机制翻译成策略的桥梁。理解了外排型耐药，研发者才能在耐药问题上从被动应对走向主动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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