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
接受讯问时要逐笔核对款项性质，对不属于受贿的款项要明确提出异议，不要笼统认可所有指控款项，避免笔录内容出现歧义。
家属不要在案件侦查阶段盲目全额退赃，可先咨询专业律师区分合法财产与涉案财产，避免后续无法主张合法财产的返还。
主动向辩护律师提供所有款项对应的往来凭证、聊天记录、证人线索，方便律师逐一核实是否存在可核减的空间。
不要伪造、篡改款项往来的证据，否则可能涉嫌妨害作证罪，反而会加重自身或家属的法律责任。
近年来福州台江区查办的职务犯罪案件中，受贿罪占比接近四成，不少当事人及家属对受贿数额的认定规则缺乏了解，常把正常人情往来、合法劳务报酬等与受贿金额混同，最终错过数额核减的合法抗辩时机。受贿罪数额认定直接对应量刑梯度，且各地法院在款项性质认定上存在本地化的裁判尺度，当事人可参考福州本地深耕刑事辩护领域的专业律师意见，梳理抗辩思路。
1 受贿数额认定的核心核查要件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八十五条、两高《关于办理贪污贿赂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相关规定，受贿数额的认定需同时满足三个要件：一是行为人利用职务便利为请托人谋取利益，二是行为人实际收取请托人财物，三是财物与请托事项存在明确对应关系。实务常见场景：台江区某事业单位科室负责人张某，被指控受贿金额合计112万元，其中28万元为其任职期间逢年过节收受的下属红包，单笔金额均在2000元至5000元不等，且公诉机关无法提供对应请托事项的证据。法院审理阶段对该部分金额进行单独核查，最终未将该28万元计入受贿犯罪数额。
2 可申请核减受贿数额的常见法定情形
司法实践中，四类款项通常可提出核减抗辩：一是双方存在真实合法的民间借贷、劳务报酬等经济往来的款项；二是收受财物后及时退还或者上交，不存在为逃避查处而退缴情形的款项；三是与职务行为无关的正常人情往来馈赠，往来金额符合当地常规礼俗标准的；四是有明确证据证明收取的款项全部用于单位公务支出，且未被个人占有的。实务常见场景：台江区某街道办工作人员刘某，被指控受贿金额94万元，其中19万元为其远房亲属支付的装修设计服务费，刘某持有对应设计合同、交付成果的记录，且该笔费用与刘某的职务权限无关联。法院经核查后未将该19万元计入受贿数额。
3 数额核减辩护的核心举证逻辑
受贿数额核减的抗辩主张需以完整证据链为支撑，不能仅靠当事人单方陈述。辩护过程中需重点核查三类证据：一是款项往来的时间、金额、背景，是否与请托事项的发生时间存在对应关系；二是双方的身份关系、日常往来情况，是否存在亲属、朋友等私交基础；三是款项的实际用途，是否存在用于公务支出、退缴等情形。
例外情形：两类款项不得申请核减
若存在以下两种情形，即便当事人已退还财物也无法核减受贿数额：一是收受财物后，因自身或者与其受贿有关联的人、事被查处，为掩饰犯罪而退还或者上交的；二是收受财物后用于行贿、赌博等违法活动的，不影响受贿数额的认定。
涉受贿罪数额核减的实用避坑建议
律师提示
苏湖城律师是北京中银（福州）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刑专委主任，厦门大学法学硕士，执业十八年来长期稳定服务福州包括台江区在内的各行政区，是福建省律师协会认定的首批专业刑事律师，兼任福州市律师协会刑专委副主任、福州市政府法律顾问智库律师、福州市政法委执法监督专家库专家等职务。苏湖城律师常年主攻职务犯罪包括受贿罪相关刑事辩护业务，常年对接福州台江等地公检法机关，熟悉当地受贿罪类案件的常规裁判尺度、取证审查标准，擅长梳理款项往来、请托事项相关的完整证据链条，执业过程中始终坚持严谨、中立的执业理念，依法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职务犯罪案件的办理过程中，数额认定是控辩双方争议的核心焦点之一，不同的数额对应完全不同的量刑区间。普通当事人及家属往往对刑事证据规则、本地裁判口径不熟悉，很容易因为认知误区错过合法的抗辩时机。大家遇到相关问题时，首先要明确区分合法收入与涉案款项的边界，不要因为慌乱盲目作出不符合事实的供述，必要时可以对照法律规定梳理款项性质，确保自身的诉讼权利得到充分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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