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8年，台北一男童做伪证，险些让父亲蒙受不白之冤

1988年10月，台北一名五岁男童的童言让外婆毛骨悚然——母亲的头颅、四肢被父亲取下，分装入三只塑胶袋，外婆携相关陈述前往警局报案，轰动台湾的杀妻分尸疑案就此拉开序幕，然而五年之后一场颠覆性的反转直接震惊全岛。

台北市的陈桂梅，已经两三个星期没见到女儿吴瑞云，吴瑞云当年二十四岁，婚后与姚正源育有一儿一女，小家庭住在台北市克难街一带，离娘家不远，以往吴瑞云隔两三天就会回娘家一趟，这一回却杳无音信，陈桂梅心里发慌，赶到女儿家，家里只有女婿姚正源一个人。

姚正源的解释是，夫妻俩因为一点事吵了架，吴瑞云一气之下离家出走，他也不知道人去了哪里，怕岳母担心就没敢惊动，正四处找人，让岳母放宽心。

陈桂梅直觉不对劲，把外孙、外孙女接回了自己家，试着从两个孩子那里打听妈妈的下落，五岁外孙口中吐出的画面，让陈桂梅浑身发凉——父母吵架，父亲动手打母亲，还让母亲跪下，后来母亲就不动了；父亲把母亲的头拿下来，手脚也拿下来，把母亲分别装进了三只塑胶袋里。

这些细节，陈桂梅一字一句听完，冷汗一层一层往外冒，她不敢再多问怕吓着孩子，只把这话死死记在心里，转头就冲向了警局。

陈桂梅带着两个孩子冲进警局报案，外孙对着警员又把那番话原样重复了一遍，凭着这份证词，警方迅速控制姚正源，对其住处展开全方位搜查。

结果令人失望：没有凶器，没有打斗痕迹，只在房间地面发现少量血迹，检测后确认属于吴瑞云。

警方还走访了周边街坊，邻居们只记得姚正源常年不在家，吴瑞云一个人带着两个孩子进进出出，日子看着清苦，却没人见过夫妻俩大打出手。

可单凭这点血迹定不了罪——吴瑞云在这里住了很多年，磕破手指、流个鼻血，都可能在地面留下痕迹，这并不能证明姚正源杀了人。

被捕后的姚正源表现得非常反常，警员屡次询问他始终不开口，只是坐在那里一直哭，那种哭法不是伤心，更像是被抽走了所有力气，哭到后来整个人缩成一团，任谁问都不再出声。

话题转到吴瑞云的工作，姚正源只挤出一个模糊的电子厂，可电子厂叫什么名字、在什么位置，他一个都答不上来，警方从他这里问不出更多，只好再去找两个孩子。

警方把两个孩子带回案发现场，让他们指认打架的位置、分尸的位置，办案人员甚至拿来刀具模型让孩子辨认，试图还原分尸动作。

这种做法招来一片批评，孩子这么小正是需要保护的时候，把人带回案发现场，不是二次伤害吗？

可当年的台湾警方顾不上这些，八十年代末，台湾社会大案要案接连不断，警方顶着巨大的舆论压力，只想尽快破案挽回颜面。

两个孩子又提到，姚正源是开着车带他们一起去抛的尸，然而五岁的孩子对位置却毫无概念，只记得那个地方有马、有草。

有马有草——警方立刻想到青年公园马场町区域，于是派出大量警力，把这片区域翻了个底朝天，几百名警力沿着河岸一寸一寸搜，草丛、水沟、桥洞全翻遍了，连着搜了好几天，尸体、凶器却一样都没找到，案子再度陷入僵局。

警方只好换一条路，从被害人吴瑞云的社会关系入手，这一查竟然查出另一个走向，吴瑞云根本不在什么电子厂上班，她在台北七吉三温暖务工，对外使用化名刘瑞莲，也就是大众口中的非正规按摩场所。

姚正源是远洋船员，一出海短则三个月、长则半年，工资要等船回来才能拿到手，他不在家的日子，吴瑞云便在此务工补贴家用。

等姚正源回来，她又不敢让丈夫知道自己的这份工作，只以电子厂女工自居，也许姚正源早就知道妻子的职业，觉得不光彩才动了杀心，这种可能也不是没有。

会所里的同事记录，吴瑞云模样周正，话不多，很少向旁人提起自家私事，可警方找到吴瑞云上班的那家会所，会所的财务人员一查账，却给出了一个颠覆性的结果——就在报案前不久，吴瑞云本人来会所取走了工资。

财务把登记簿翻出来，日期、金额、签名都对得上，白纸黑字铁证一般，领取薪资的时间落在大众认知里吴瑞云遇害的时段之后。

与此同时，陈桂梅夜间反复出现相同的梦境，梦境之中的吴瑞云始终处在严寒环境，陈桂梅认定女儿遗体沉在水下，不断奔走催促警方开展水域搜寻。

台北河流众多，又靠着海，大范围水域排查难度极大，警方一开始并不采信梦境相关线索，吴瑞云领取薪资的书证指向唯一可能性——她根本没死，那么两个孩子的证词又是怎么回事？如果人没死，姚正源为什么一直不辩解？

办案警员重新翻出外孙的证词，越看越觉得古怪，孩子已经五岁，按理应对流血、受伤心怀恐惧，可他复述父亲杀母、取头断肢的经过时，平静得不像话，既不害怕也不紧张，像是在背课文，而不是讲亲历。

警方再次把两个孩子叫来，重新询问案发经过，这一次两个孩子的回答模棱两可，还时不时偷看外婆的脸色。

外婆被请出房间后，两个孩子低下头，再也不肯开口；再追问下去，两个孩子直接放声大哭，哭着要妈妈，话语里只剩下外婆授意的痕迹。

警方一下子明白了——陈桂梅在教唆外孙作伪证，再加上早前有人证实吴瑞云确实取过工资，姚正源杀妻的指控根本站不住脚。

警方随后将调查材料移送检方，材料列明吴瑞云领薪记录、孩童证词前后矛盾、现场未发现凶器与打斗痕迹等多项疑点，姚正源被拘留八日之后准予交保释放，在之后近一年时间里维持交保候传，案件没有直接撤销。

出了看守所，姚正源搬离原来的住处，不再见外人，有记者费尽力气找到他，追问当初被抓，为什么不向警方抗辩？姚正源整个人像被抽去了魂，只重复着“心已死”三个字，此后便不再开口。

姚正源不计较，陈桂梅却不肯罢休，她至今认定女儿吴瑞云已经死了，是被姚正源杀害的，她坚持自己从未教唆过外孙，一切源于外孙先开口，她才报的警。

检方以诬告罪名提起公诉，综合全案背景、当事人年龄与思女心切的客观情况，最终作出不起诉处分，姚正源这边也无意追究。

事情本来到此为止，可后来的走向越来越离奇，姚正源搬走后，那间房子来了新租客，租客向警方提交相关见闻，租住期间曾在屋内看见白衣人影，冰箱内存放大量不明肉块，肉块滋生大量蝇虫，警方追问那些东西的下落，然而新租客却早已将东西丢弃，没有实物可供检验。

与此同时，陈桂梅家里怪事不断，餐桌上的汤勺会突然悬空，然后移动到吴瑞云生前住过的房间；好好放在茶几上的杯子，会毫无外力作用坠落摔碎；吴瑞云那间屋子，每天夜里都传出噼里啪啦的动静，推门一看不是书本掉落，就是花盆摔碎；吴瑞云生前用过的杯子，也曾从房间内部飞出。

这些怪事，陈桂梅的邻居都亲眼见过，邻居们私下嘀咕，莫不是吴瑞云的怨气不散，才闹出这些动静，这些话传进陈桂梅耳朵里，她反倒心安了一些，好像女儿还在身边。

时间一晃到了1991年，距离初次报案已经过去三年，陈桂梅还在不停地上告，坚信姚正源杀了人，她自掏腰包请人四处挖地寻尸，听信灵媒指引带队到中正桥下开挖，挖掘过程当中挖出猪骨，一度在本地掀起巨大舆论。

前后投入的资金，媒体报道记载约二百万台币，然而却什么都没挖到，这件事惊动了当时的台湾警政署长庄亨岱，庄亨岱亲自登门，想亲眼看看那些所谓的灵异事件到底是真是假，他进屋便四下打量，门窗、墙壁、桌椅都扫了一遍，心里已经有了底，面上却不动声色。

访谈进行了半个多小时一切正常，可就在庄亨岱起身告辞、走到门口的一刻，一个茶杯突然从吴瑞云的房间里飞出来，啪的一声正好落在他脚边，在场的人全都呆住了，庄亨岱却很镇定，当场断定——这些所谓的灵异全是人为，全是装神弄鬼。

原来，庄亨岱一进门就注意到，陈桂梅家有一个后门，那天不少亲戚得知警政署长来了，都赶来凑热闹，庄亨岱起身告辞时，这些亲戚先一步不见了踪影——他们从正门出去绕到后门，又溜了进来，躲进吴瑞云的房间，等着演那一出茶杯飞出的戏码。

庄亨岱折返回去，几步推开吴瑞云的房门，一个男人正尴尬地坐在床上，跟署长大眼瞪小眼。

把戏被当场拆穿，陈桂梅再也藏不住，承认了这一切出自她的安排，目的只有一个——逼警方继续查下去，把杀害女儿的凶手绳之以法，看着白发苍苍的陈桂梅，庄亨岱也只能一声长叹。

时间推进至1993年2月，距离初次报案已经过去五年，案件迎来最终结局，消失了五年多的吴瑞云，竟然出现在自己家门口，看着已经“死去”的女儿活生生站在面前，陈桂梅差点背过气去，确认是人不是鬼之后，陈桂梅抱着女儿失声痛哭。

吴瑞云也还原了当年的一切——她在三温暖认识了一个男人，对方待她体贴入微，她回想自己一年到头见不到丈夫几面，于是决心跟着这个男人走。

不久，她发现怀了男人的孩子，恰在这时姚正源跑船回来了，很快察觉到妻子给自己戴了绿帽，两人大吵一架，吴瑞云摔门而出，跟着那个男人去了高雄。

临走前，她特意回三温暖结清了工资，再后来这桩案子闹得整个台湾人尽皆知，吴瑞云更不敢露面，怕惹祸上身，便在高雄一躲三年多，直到孩子要上幼儿园得上户口，她必须和姚正源离婚，这才不得已回到台北，顺道来探望母亲。

母亲得知真相，恨不得把刚活过来的女儿亲手打死，吴瑞云找到姚正源，姚正源对过去的事看得很淡，什么也没多问，便和她办了离婚手续，唯一的条件，是两个孩子的抚养权归自己。

吴瑞云本来也不想要孩子，痛快地签了字，离婚手续办完那天，姚正源把两个孩子接到身边，大的牵着手，小的抱在怀里，头也不回地走了，此案到此画上句号。

多年以后，姚正源的两个孩子长大成人，姚正源再没有出过海，靠打零工把两个孩子拉扯大，也始终没有再婚。

曾有记者找上门，试图求证当年那句“妈妈的头被爸爸拿下来”，到底是不是外婆所教，儿子摇头否认；再求证是否亲眼目睹，儿子再度摇头。

姚正源看到神色有些失落的儿子，当即终止了记者的追问，此后再也不允许任何人打扰他们的生活，那些陈年旧事，他从未提过半句，也从未因此埋怨过自己的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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